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合集）

东林党人在世人心目中，主要是忠诚、刚正、伟岸的正面形象，后人对他们普遍抱有同情和崇敬之情。东林的这一形象，有其形成、塑造、接受、传播、固化的过程。东林活动的明末自然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而清代官民对这一形象的大体接受、传播，既前承明末的已有基调，又后启近当代，影响了近当代对东林、非东林及晚明党争是非等问题的评述，到今天仍方兴未艾。本书上编主要考察晚明东林人士及其支持者对东林形象塑造和维护的诸多表现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

本书集中反映国内2019年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所收论文均为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不同单位。这些论文意在论证清朝的“中国性”，回答历史上“什么是中国”“中国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批驳了以美国“新清史”为首的“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不是中国”“长城线以北不是中国”等错误观点。

198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南开史学》，在学界颇有声望。后停刊。本次复刊，内容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为主，以考古学与文物研究为辅，以刊发原创性、前沿性论文为主，兼以书评和读史札记。本刊强调以“南开史学”为主要特色，突出“实学”的研究风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带动研究领域及题目的变革，具有鲜明的南开特点。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期刊，在业内享有良高声誉，在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这个刊物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恢复和发展，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成就。在其40年的发展历程中，《近代史研究》一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并见证了数代学者的成长。作为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以其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视和专业研究

17世纪中叶发生的明清交替，于中国固然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于东亚同样有着深远影响。周边国家如何认识清朝入主及其何以维持长期统治是本书的关注点所在。朝鲜王国对明朝怀有深厚情感，又以自身儒家化程度自傲，自然对清朝心存鄙夷。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朝鲜以“胡无百年之运”的历史认识维持其固有观念。随着交往深入，朝鲜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却固守陈见。这背后固然存在忠明的情感因素，

两汉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汉的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农民起义、婚姻与家庭、宗族与宗法等，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同时，仍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本书围绕两汉农业社会诸问题展开，在农业方面，着重讨论国家重农政策制定的时间和贯彻情况；在农民方面，主要就农民的构成与其生产经营特点、农民的权益与负担、自耕农的经济收支状况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农村方面，着重就汉代的乡里聚

前秦灭前燕后，又相继灭前凉、代，统一北方。淝水之战，前秦惨败。慕容垂趁机借故脱离苻坚，留在关东，起兵复国，定都中山，史称后燕。参合陂之战后，慕容垂病死，拓跋魏大举南下中原，慕容宝弃中山退守龙城。后燕在龙城经慕容宝、慕容盛，最后亡于慕容熙。本书分通史、典志、传记、考异、图表、大事编年六部分，力图对后燕历史做一较全面的介绍。

本书紧扣“商道”“商帮”“商品”，利用道路、客栈、祠堂、锅庄、会馆等陕川藏贸易遗迹，听取政府、学界、民众三层主体对陕川藏贸易的不同认识，并结合文献，考证了陕川藏商道上的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酒、皮货、木材、典当行业的商贸实际状况，揭示明清陕商及其西南贸易的深刻意涵与影响，阐释其对当代西南、西北经济联合发展的重大启示与经验借鉴，赋予当代陕商新的发展思路，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实施及陕西省经济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