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教材（2017年版）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本书系统研究明代保甲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代中叶，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施行，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中国乡约制度》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从乡约制度入手，探索了中国乡村治理道路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提炼，运用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问题。

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在明代监察体系中具有突出意义，巡按御史在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上下沟通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曾严重地影响、干扰了地方的政治生态。本书力求通过对明代巡按御史所承担的言事、纠劾、考察、监察及司法等基本职责及其履职的细部考察，重新认识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和巡按御史，为深化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增砖添瓦。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