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形塑：地方政务服务机构的运作机制：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个案考察（1997～2011）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仕宦经历自编修以至宰辅，与晚明政局的演进近乎相始终，是天启、崇祯朝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本书在充分利用黄景昉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考证还原了他的人生经历，并从黄景昉个人的视角呈现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王朝危局所作的努力。同时，由于黄景昉长期任职于明廷中枢，并深受晚明经世史学、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存世著作的记载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本书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设“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敦冶理”“环境治理”十一章，每章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沿革、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等，重在揭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从而汲取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