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本书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统一战线研究”丛书之一。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深入论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凸显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道路、中国智慧所赋予的“中国式民主”的时代魅力；作为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具体内涵和独特优势等等。

该书试图系统讨论蒙古镶蓝旗人督抚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新政改革思想与具体实践。作为清末一名旗人督抚，锡良对国家前途命运注入何种运思，其新政改革作为与成效究竟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即以锡良履历为经，以新政举措为纬，旨在从实证角度全面系统地还原锡良新政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情况，展示督抚作为与省域新政改革成效的关系，凸显清末新政改革的困境所在，进一步彰显清末政情特色，从而裨益于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分析了唐与四夷关系类型，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关系的基本性质不同，进入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四夷分属性质不同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是性质不同的层级结构；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或与外部世界，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确的界定；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是唐王朝推及政令、法令的对象；册封与授受官爵是唐王朝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基本途径。

多都并存制度是一个政权或王朝在国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政治制度。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制度起源并定型的时期。研究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对认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并进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夏商周王朝的多都并存制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晋齐楚燕赵等诸侯国的多都并存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对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原因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堪称古都学的一部力作。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由理论内涵、科技创新、数实融合、新型工业化、未来产业、县域经济和创新实践这7个部分构成，介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专精特新等前沿科技领域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旨在帮助读者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