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广东新实践

土司制度时期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与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本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唐崖土司近400年的历史沿革、经济生产、政治组织、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文化变迁和社会记忆理论，剖析土司文化内涵，凝练乡民集体记忆中土司文化的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路径、动员机制、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等，展示了巾帼群英的丰功伟绩，对后续研究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仕宦经历自编修以至宰辅，与晚明政局的演进近乎相始终，是天启、崇祯朝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本书在充分利用黄景昉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考证还原了他的人生经历，并从黄景昉个人的视角呈现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王朝危局所作的努力。同时，由于黄景昉长期任职于明廷中枢，并深受晚明经世史学、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存世著作的记载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

政治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其研究应当顺应历史趋势、围绕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满足人民期待。本书主要围绕先秦时期的廉洁问题展开描述，全书收录了十五章，包括绪论；《尚书》中的反暴政倡“德政”思想；《左传》中的“重民”“尚德”思想；《左传》中的“崇礼”“守信”与“反贪”思想；《管子》中的“重民”和尚“德义”重“廉耻”思想；《管子》中的崇“节俭”反“贪侈”与公正无私的思想；老子以“无为”为特色的廉洁思想

全书包括上篇“批判与借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研究”和下篇“道路与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两个部分。上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角度探讨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生态等角度探讨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的一些思潮。下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点；另一方面探讨了国外对中国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现代化尤其是其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占据着决定性地位。新时期，伴随着包产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从各个方面体现出现代化的转型，也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主要内容。目前，关于新时期小说中农民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很少，对农民意识现代转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本文力图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线索，从土地意识、身份定位、伦理困惑、科学意识、消费观念等五个方面梳理农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并由此探究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