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建设与瓦解：后殖民时代美国在非洲的战略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的安全合作展开研究。在对俄与三国安全战略与安全关系演变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答了为何均曾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且同处于外高加索这一狭小地理空间内的三国，却形成了敌对、平衡与同盟三种迥然不同的对俄安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并对俄与外高三国安全关系的前景及其对国际、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判。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中欧地区，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冷战后，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也使得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德国抱以更多外交和发展期许。本书不仅从历史、地缘和文化角度对“中欧”概念做了追溯和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冷战后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共九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书在分析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态势的基础上，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全球舆论安全治理和全球智能安全治理等方面展开，探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以构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道路。

当前欧洲正处在异常艰难的时期——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国际政治－安全危机接连爆发，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趁势崛起，英国脱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和最大经济体，在欧盟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本书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剖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总体框架，以期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