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研究（1660—1860）

为何希望作为经济和社会幸福的衡量指标如此重要？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调查了秘鲁和美国密苏里州两个地区的年轻人，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更有可能拥有更好的未来。拥有乐观的心态、面对挫折的韧性以及对未来的积极意愿，这些因素都代表着人们抱有更高的希望水平。而更高的希望水平与更高的受教育意愿、更好的职业选择等正向结果相关联，最终指向更好的未来。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哪些因素会导致年轻人拥有更高的

本研究建立在一种新拓展的微观历史人口资料——墓志文献的基础上，在此研究中，墓志并非作为简单的辅助资料，而是跃升至研究的中心位置。作者将人口研究与墓志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所搜集的明清上海士人家族墓志为基础，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士人家族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生育子女数、初婚年龄、葬期以及籍贯分布等相关人口学指标；另一方面，运用后现代史学中常见的文本解构方法——深入墓志的撰刻收藏过程中，以揭橥士人

本书围绕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重要概念“习性”，对其实践理论做了微观剖析。本书梳理了布氏“习性”概念中“结构化结构”和“结构性结构”的继承与创新，从心智、身体两个角度切入“习性”概念，指出习性与社会的结构性同源特点，总结习性作为心智系统的运作方式。通过讨论习性以身体各形态所承载的社会结构的外化，分析了现存社会中区隔的现实，并结合习性与场域、象征资本的关系，论证习性在布氏实践逻辑中的重要性，从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社会性别是一种有误的再现，暗藏着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在这一再现系统中，男性被确立为主体，女性则被再现为他者。如果说反再现为女性身份认同确立了逻辑起点，那么解构则为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而言，（对结构与中心的）解构与（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女性身份认同是被召唤出来的否定性存在，这种否定的身份认同为缺席的女性提供了实现身

中国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左翼革命的关系构成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焦点问题之一。本书以1898—1949年为历史跨度，以中国现代革命女作家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现代女性革命话语的变化历程，从宏观把握和个案分析并重的角度论述“性别政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时空而呈现的不同表征与特点，尝试对其中蕴含独特“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经验和历史遗产价值加以探讨。从“性别”维度打开讨论左翼实践的新空间，

传统时期，村寨是边疆地区实现基层治理的场域，它孕育出边疆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特殊制度。当下是历史的延续，虽然传统村寨社会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村寨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建构和乡村治理。本书以西南边疆地区景颇族村寨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系统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传统时期边疆的村寨制。主要考察传统时期在国家能力不及的边疆地区，处于特殊社会形态之中的边疆村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透过村寨治理活

本书是作者对女性身体和生育权的思考辑录，分书评、法评和艺评三部分，作者综合运用法学、社会史学、政治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中西方相关诉讼及演变过程的横向对比，和对近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发展历史的纵向梳理，挖掘并回答生育权议题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学术问题，能为当前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的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本书不仅对引导和深入思考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及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

本书基于作者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作者回溯历史上的教学事迹，阐述师生间的冲突与遭遇，对各种教育形式中的情结、权力、信任与激情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与分析。书中列举了众多典范人物，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耶稣与其门徒、维吉尔与但丁、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及阿伦特等。斯坦纳宏阔的视野与深入浅出的论述反复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老师剥削学生信赖感与独立性的权力；老师为学生颠覆与背叛的威胁；师生之间的

在这部开创性的作品中，玛莎·努斯鲍姆结合女性主义、哲学、法学、社会学等，深刻剖析了男性物化和支配他人的心理成因和社会根源。在美国司法历史的背景下，她还揭露了三个在性侵问责方面存在缺陷的特权领域，即三座“傲慢的堡垒”：司法界、艺术界和体育界。这些傲慢横行、充满有毒的男子气概和腐败的领域，正是法律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努斯鲍姆不仅痛斥男性的特权，而且警惕受害者的报复心态存有的隐患。在她看来，只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