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向前看，1975(1)

毛泽东在1975年指定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党的会议时，中共仍然处在“文革”的争斗所造成的混乱之中。邓小平在党内的新职务使他得以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顿全国的党组织。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顿工作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的，3个月之后进一步推向县和公社两级。7月2日叶帅写信宣布了由邓小平主持党内工作，两天之后邓小平便在有很多省委领导参加的中央“读书班”上做了讲话，会议的重点是团结和整党。

邓小平知道毛一直在对他进行观察，因此他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教导，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这是他为了配合自己当时的工作目标，从毛的教导中挑选出来、组合在一起的。邓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让毛泽东放心他会反修防修，其次是强调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加强党的团结，邓小平采用了毛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召开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在那个邓小平第一次参加的党代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把抗战期间各占山头跟日本人打游击的各个单位统一起来。邓小平结合前一段时期的情况说，各自为战的打游击时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山头”思想，同样，在“文革”期间自然也出现了派性。他总结道，现在我们党要响应毛主席在七大上发出的团结号召，再次克服派性。2不管什么人，只要“没有犯过罪”，愿意配合整顿、放弃派性，都要给予善待，包括过去的激进派。

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搞“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即“右派”）的人的批评。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10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任命从红卫兵中提拔上来的人，但这样一来他就排除了1965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邓小平还要求对那些未经适当资格审查就入党的人重新进行审查。虽然未做具体说明，但他针对的也是1966年到1975年组织程序混乱时期新增的1600万党员，而不是“文革”之前入党的1800万党员。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党的基本上都是坚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泽东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做法，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时国家需要更加稳定的领导班子。

整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让“文革”期间由林彪派往地方的军队干部退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邓小平在1975年8月8日做出指示，除了少数例外，军队要退出所有地方职务。军队的很多人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革委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1975年底很多军人又回到了军营。

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邓小平知道自己正触及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也知道，周恩来在跟毛泽东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经验。周恩来告诫邓小平说，要谨慎行事，只抓具体问题，一步一步来，不要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虽然敬重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有可能不再给他撑腰，但是他比周恩来更有魄力，他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攻克那些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加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4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谈到改革，但是在构建后来能够实施改革的中共体制的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改革的内容。为此他需要扩大自己的理论队伍——能够帮他思考一些大问题的官僚体制之外的作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让邓小平接过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后不久，他征得毛泽东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论人马扩大为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正式机构。该机构设在国务院下面，其实是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由过去就是这个智囊团首领的胡乔木继续负责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6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很快又增加了第7名成员（邓力群）。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年至1963年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记录，与毛主席过去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6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发怒。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意愿。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做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表。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做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13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10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1976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20条”；（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了主要作用，但未排除其他力量，第三份文件则由它独力承担。

“工业20条”

邓小平承担起新的职责后，召集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从6月16日到8月1日，他们出席了讨论经济工作长期目标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11会议筹办方国家计委制订的讨论议程，回避了在对五年计划的讨论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的争议，比如详细规定资源来源、分配给各部门和各个项目的资源规模等。在务虚会之前，十年经济规划、五年计划（1976-1980）和1976年年度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有关这些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取决于这次务虚会确定的长远目标。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把工业作为讨论的重心。在“大跃进”之后的恢复过程中，邓小平曾在1961年牵头起草了为工业系统的结构和目标提供整体框架的“工业70条”。这次务虚会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前后各稿的条目数量不同，1975年的最后一稿共包含20条。

由于统计系统和情况汇报在1975年仍处于混乱状态，不同领域的与会者首先交流了有关经济形势的信息。务虚会的前两周举行的是全体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听取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汇报。各部门的与会者从这些汇报中能够了解到自身部门必须如何设置目标才能跟其他部门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从7月2日开始，谷牧将务虚会分成8个工作组，分别研究理论、组织和几个要害部门的工作。月底又恢复了全体会议，将与会者的全部结论汇总为“工业20条”。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回到“大跃进”前的1950年代和“大跃进”后的1960年代初的恢复时期所采取的那种稳妥的计划。

与会者相信，由于人口庞大、土地短缺和资源限制，中国应当依靠计划体制。虽然人口少的国家也许能够承受挥霍性消费带来的益处，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场造成的浪费，但党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则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控制对利润的追求和浪费性的消费。此外，即使这种稳健的计划也有可能遭到毛的反对，因此与会者要以毛的名义为它正名。参加务虚会的通知上写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毛主席关于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理论”。务虚会之后产生的十年经济规划也被贴上“毛主席的现代化计划”的标签。12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