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文明、野蛮与金钱

古雅典，屹立着历经两千多年沧桑的帕提农神庙，回响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的醒世恒言，流淌着雕刻、诗文、神话、民主政治等灿然星河……

古雅典是一个强大的城邦，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起源地，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奥运会的起源地。

不过对于广大“六一农”而言，这些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古雅典城邦形成之初，雅典的主导经济是农业，当时雅典农民的生活极其艰苦，不得不向氏族贵族借高利贷。若农民无法偿还债务，财主就会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六一农”即农民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这是一种典型的氏族奴隶制社会！如果这种体制一直延续，雅典就不会出现日后的辉煌，因为这种体制中货币已经没有太大作用，社会生产力只会在极低的水平中缓慢发展。

救世主来了！不是雅典娜，而是梭伦！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用手一拨，将一块刻着新法律条文的木板翻转了过来，雅典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梭伦高声宣读了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并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这条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解负令”让整个中心广场沸腾了。雅典首席执政官梭伦发动的“梭伦改革”拉开序幕！

解负令规定：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沦为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梭伦年轻时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博闻强识，富有开拓进取和人道主义精神。然而，梭伦颁布“解负令”并非完全出于人道主义，毕竟奴隶制社会的雅典文明还没有发展到如此高度。

雅典位于地中海沿岸，土地盐化严重，导致农业收成很差，或许是出于无奈，聪明的雅典人利用地中海交通中转站的地理优势，杀出一条商业贸易发展之路。可是，很多农民被土地绑架，沦为了氏族贵族的奴隶，这极大地阻碍了以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商业贸易的发展。新兴工商业奴隶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举起大斧头砍向氏族贵族。

人身依附是商品经济的天敌，所有权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不管是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这两点都是铁律。

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梭伦进一步颁布法令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还实行货币改革，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大力鼓励雅典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雅典还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阿提卡银币凭借当地高纯度的银矿广为流传。统一货币为商贸发展提供了便捷条件，促进了雅典经济发展。

商贸与货币如影随形，货币是商贸的润滑剂。加了润滑剂的雅典商贸快速发展并掀翻了雅典氏族贵族控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格局。

随着私有制基础上的商贸往来的增多，货币的作用日益明显，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也逐渐常态化。这严重破坏了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氏族组织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被以财富等级来划分的社会体系击溃。

货币商贸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往往是釜底抽薪般！

拥有财富数量最多的工商奴隶主剑指国家政权，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了四百人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机关，设立了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这就是被后世大书特书的雅典自治式民主政治。

货币作为商贸发展的核心，葬送了雅典氏族奴隶制度和氏族社会组织体系，货币第一次在人类社会变革中扮演“隐形主角”。从此以后，货币在人类社会变革中频频登场，“隐形主角”的地位千年不倒。

不过，雅典民主政治只是工商奴隶主和小部分自由公民的民主政治，与广大奴隶无关。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总数只有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局限性与时代随行，今天的伟大变革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然而，经济的车轮勇敢向前，撞破重重时代围城。

200多年后的东方正处战国时期，和梭伦一样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大力推进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与梭伦改革一样，商鞅变法也推行土地私有制，改革的结果都推动了社会变革，只是变革后的社会性质却完全不一样。商鞅变法击溃了传统贵族统治的奴隶社会体制，建立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帮助秦国一统天下；而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依然是奴隶制社会。只能说雅典经济的车轮还慢半拍。

秦统一中国后，唯我独尊的秦始皇为强化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动改革，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秦半两钱结束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战国”的时代，是我国古代货币改革的一大突破，在农业为主导的秦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秦半两钱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汉高祖刘邦灭秦建汉后，允许民间私铸钱币，邓通等豪绅富商依靠铸钱顿成巨富。元鼎四年（公元前115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收回了民间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中央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直接掌控国家金融制高点，对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一大变革，这一变革直接影响到中国形成千年封建集权社会结构。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货币发行权成为几千年来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国家之间角逐的焦点。

仅仅半个世纪后，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收归铸币权，这是罗马帝国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一步，为罗马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是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主要国家政权迟迟未能掌控货币发行权，最终导致政府受制于地方势力，在大战面前不堪一击。这一因素影响欧洲封建社会走向分权的社会结构。

公元前431年，为了争夺希腊霸权，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20多年的战争。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被卷入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因其空前的规模和残酷，被后世称为古代世界大战。最终，军事化的斯巴达战胜了以先进文明著称的雅典。

城池最先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雅典战败不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而是因为雅典的信贷力量很强大。

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证明，金融的崛起必然推动大国的崛起。但是，金融也是一把双刃剑，信贷在无形中阉割了雅典文明的灵魂。

战争的残酷彻底取代了雅典爱琴海的诗情画意，战争摧毁了雅典的根基——商贸。商贸不通，整个雅典衣食无着、物资奇缺，战争陷入被动。商人出身的雅典人很快发明了信贷解决战争物资问题，金融的力量在于杠杆，而金融的威胁在于支点坍塌。

随着战争的持续，信贷业在雅典快速兴起，大量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金融炒家，这些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金融商。这些金融商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特殊，她的加入摧毁了雅典人的传统信仰，葬送了雅典文明，也是雅典战败的根本原因。

她就是智慧美丽女神雅典娜！

雅典娜是雅典的守护神，是雅典人的精神支柱。传说，雅典娜在与波塞冬竞争城邦守护神时，因变出了一颗象征和平与财富的橄榄树受到腓尼基人认可，便成为城邦的守护神并以雅典娜来命名城邦，这就是雅典名称的由来。

和平与财富是雅典娜的夙愿，财富也是雅典娜的拱卫者——神庙弟子的追求，但是他们忘记了和平。神庙弟子以雅典娜的信誉吸收商人存款，并大量发行各种信贷，这应该是最早的最发达的金融衍生品。

雅典娜似乎成为了逐利工具，雅典人的信仰被信贷击溃，与信仰建立的时间相比，信仰似乎被瞬间击溃。雅典娜不再神圣，财富成为每一个雅典人的追求，而战争就让穷人去打吧！没有人再为雅典的神圣而战，雅典娜的光环褪去，战争胜负已成定局，斯巴达正规军击败了雅典雇佣军。

梭伦在游历中写过这样的诗篇：“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可惜雅典人将梭伦的警世恒言抛之脑后，以财富交换道德，结果财富、城邦、文明一起掉进了万丈深渊。

财富摧毁传统信仰，可能会变本加厉地让我们失去更多财富，失去国家，甚至失去人性。当下中国面临财富膨胀、信仰危机，应以史为鉴。

同是生活在贫瘠的地中海沿岸，雅典人选择了贸易图生存，而罗马人则选择了抢劫。

与雅典人一样，罗马人也建立了民主体制。公元前510年罗马人驱逐了前国王暴君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

奴隶社会的“民主”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就是文明、先进与发达的，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力相当弱。建立初期的罗马共和国综合国力，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相去甚远。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罗马共和国采用全民皆兵的方式，鼓励民众自备武器征战抢劫。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必须有个前提：占为己有。还处在奴隶社会的罗马共和国，广大奴隶自己都不属于自己，抢劫的财富谈何占为己有。于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矛盾。

交易不等于奴役，任何交易的前提都是私有权的保护。法律在此时还是一个空白的概念，习俗是当时规范人们行为的最有效手段。公元前451年，罗马元老院在借鉴希腊法治基础上，在罗马广场颁布了《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包括了债务、继承、婚姻、财产以及诉讼程序的各个方面，它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为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

罗马法诞生的意义远远大于其本身，它是人类法律的鼻祖，包括当今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采用罗马法系。就私有财产保护一项，罗马法为当时罗马共和国的强盛及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人这样评价：罗马法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最完善的法”，也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

罗马共和国拉开了几百年征战序幕，最终建成了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有得必有失，抢劫得来的大量财富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罗马大地上，交织上演着破产农民与大地主，无权者与当权者，骑士派与元老派的各种斗争。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到公元前1世纪30年代，罗马内战不断，史称内战时代。

公元前45年，凯撒在西班牙击败了最后的反对者，并返回罗马自封终生执政官，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罗马进入帝国统治时代。

独裁与民主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和平呼唤强权结束战乱。之后，屋大维的集权统治，给罗马带来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他创立了罗马第一支常备军，改革了罗马的财政与税收制度，还统一了货币。

与罗马其他执政官不同的是，屋大维的经济改革卓有成效，特别是货币改革直接推动了罗马帝国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屋大维规定，帝国采用金银铸币，地方行省只能采用铜铸币，金银币很快取代了铜币，主导并统一了罗马帝国的货币市场。

统一货币后，罗马帝国的商贸走向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手工业发展。公元166年安东尼王朝派出使臣到达汉都洛阳，并送上犀角等礼物，西汉人用丝织品、茶叶、瓷器换取了罗马人的宝石、香料、药材和玻璃器具。从此，东西方文化交往逐渐频繁。

铁骑与货币相得益彰，支撑着罗马帝国横扫亚欧大陆。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帝国控制着大约59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罗马商贸的繁荣，就像遮羞布一样，掩盖了其“抢劫犯”的不光彩的罪名，却依然无法填充由于连年征战所导致的财力亏空。所以，罗马帝国“重操旧业”，只是这一次他把双手伸向了罗马民众。

明抢和征税之后，罗马帝国依然入不敷出。于是，罗马帝国采用暗抢的方式——发行货币。至今依然有不少政府采用这种方式掠夺了民众财富。罗马帝国手握铸币大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货币金银含量。赛维普时期，金银币的重量减少了30%，之后，金银币的含金量达到惊人的程度，金币没有金，只含2%的银。

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发行货币的成本极高。政府往往通过减少货币的金银含量来实现货币超发。降低金属货币的金银含量，容易引发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在信用纸币年代，政府超发货币变得易如反掌，印钞机一响，物价飞涨。信用纸币年代的通货膨胀，容易导致本币贬值，黄金价格上涨。在战争时期，政府常常通过印刷钞票筹集战争资金。在经济低迷期，政府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对于民众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一次财富掠夺。

劣币大量驱逐良币，罗马物价飞涨，公元2—3世纪罗马爆发严重通货膨胀，罗马经济遭受重创，政权岌岌可危。戴克里登基后，试图增加货币含金量来控制物价，但是金银耗尽后罗马物价依然飞涨。

无奈之下，戴克里化身“神灵”命令物价不得上涨，试图通过官方定价抑制通胀。可惜的是，通胀最终还是将强大的罗马帝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市场就是市场，真神无法驾驭规律，更何况是政府。罗马帝国的可笑悲剧在人类历史上甚至今天的世界屡屡上演。我们无法阻止市场失灵，但是我们可以纠正救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