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他感到不好意思，还因为他在出来之前曾跑到军需仓库一个朋友那里去，喝了一小罐加水的药用酒精，还就着大葱吃了一块面包。使他感到难为情的，是汽车里充满了他呼出来的酒气和大葱气味，可是，不论他多么难为情，不呼吸是不行的。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挂在司机前面的反光镜。在这四四方方的小镜子里映照出司机那一双带笑的、使司务长感到惭愧的眼睛。

“司务长，你喝醉啦！”司机那一双年轻而快活的眼睛不客气地说。

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

三十二

劳动营的士兵们正从卡车上往下卸棺材。他们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可以看出他们干这种活儿已经熟练和习惯了。一个人站在车斗里，把棺材推到边沿上，另一个人用肩膀接住，往外一拖，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肩膀接住棺材的另一边。他们咯吱咯吱地踩着上了冻的土地，把棺材抬到宽大的合葬坟里，贴着坟坑的边放好，又回到卡车跟前。等到卸空了的卡车回城里去了，士兵们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来，拿出一叠废纸和一丁点儿烟丝卷烟卷儿。

“今天好像空闲些。”一个士兵说着，用装配得很好的打火家什打起火来——细绳的火绒塞在铜弹壳里，火石嵌在里面。这个士兵把火绒摇了两下，就冒出烟来。

“司务长说，今天就一汽车，再没有了。”另一名士兵说着，喷了一大口烟，抽起烟卷儿。

“那咱们可以封坟啦。”

“过一会儿当然好些，他还要拿名单来，要检查。”另一名没抽烟的士兵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打了打灰，又轻轻吹了吹，便吃起来。

“你跟司务长说说，让他给咱们发铁钎。这地冻了好几尺厚，明天还要挖新坟，像这样的地用铁锹能挖得动吗？”

刚才在打火的那一名士兵，用手叭叭拍了两下，把木头烟嘴里的烟灰拍出来，又轻轻地拿烟嘴在棺材盖上敲了敲。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好像在听什么。什么声音也没有。

“听说，要给劳动营发干粮了，是真的吗？”吃面包的士兵说。他把嗓音放得很低，为的是不打搅棺材里的死者，知道他们对这些话不感兴趣。

另一个抽烟的士兵把烟灰从长长的芦苇烟嘴里吹出来，又对着亮光朝烟嘴里看了看，摇了摇头。

还是没有什么声音。

“今天天气不坏，就是有风。”

“听，汽车来了，这一下子咱们要干到中午了。”

“不对，这不是咱们的大汽车，是小汽车。”

从小汽车里走出他们熟悉的司务长，接着出来的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他们朝铁栏杆那边走去，在上个星期之前都是在那里埋死人，后来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在那里挖坟了。

“埋葬军人，没有一个人送葬，”一名士兵说，“在和平时期，你要知道，一口棺材，后面上百人捧着鲜花。”

“也有人哭这个人的。”一名士兵用厚厚的长圆形指甲很有礼貌地敲了敲棺材板，指甲因为干活儿磨得像海边石子一样光溜。“只不过那些眼泪咱们看不到……瞧，司务长一个人来了。”

他们又抽起烟来，这一次三个人都抽了。司务长走到他们跟前，和善地说：

“同志们，咱们都抽烟，谁又替咱们干活儿呢？”

他们一声不响吐出三个烟团儿，接着，刚才打火的那个士兵说：

“你也抽一口吧，听，咱们的卡车又来了。我从马达声能听出来。”

三十三

柳德米拉走到一个坟包前面，念了念写在胶合板上的儿子的姓名和军衔。她清楚地感觉到，在头巾下面的她的头发动了起来，不知是谁的冰冷的手指头在拨弄她的头发。

左边，右边，直到栏杆边，全是灰灰的坟包，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插在坟土里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顶上钉着胶合板，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胶合板有许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个样子，很像田野里长得很茂盛的庄稼。

她现在终于找到了托里亚。有多少次，她拼命猜想，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是倚着战壕的土壁打瞌睡，还是在路上走，是不是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糖块喝茶，是不是冒着枪林弹雨在田野上奔跑……她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妈妈——她可以给他斟茶，对他说：“再吃块面包吧。”她给他脱鞋，给他洗磨出泡的脚，给他脖子上围围巾……每次他走了，她都无法找到他。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可是他已经不需要她了。

稍远处可以看到革命前的一些坟墓，坟前还有大理石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就像是一群谁也不要、跟谁也没有关系的老头子——有些歪倒在一旁，有些软弱无力地靠在树上。

天空好像是真空的，好像有人把空气抽光了，头顶之上，空空荡荡，只有干燥的灰尘。可是无声无息然而马力强大的气泵还在抽天空的空气，不停地抽着，抽着。柳德米拉觉得不仅已经没有天空，而且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在巨大的没有空气的天地间只剩下灰灰的冻土块垒成的一个小小的土丘。

一切活着的，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一切都不再存在了。

活着的，成了死的了。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可是，周围多么静呀。他是不是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来，为了不惊扰儿子，轻轻地把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扶正。她记得，过去她送他上学的时候，给他理衣领，他总要生气。

“瞧，我来了，你也许在想，怎么妈妈还不来……”

她说起话来，声音小小的，怕栏杆外面有人听见。

公路上奔驰着汽车，黑糊糊的、花岗岩般的卷地的风雪在旋转，茫茫一片，在柏油路面上又绕圈儿，又打旋儿……背着口袋的人、提着牛奶桶的女人都穿着军靴，橐橐地走着，身穿棉袄、头戴棉军帽的孩子们跑着去上学。

但是她觉得这到处在活动的世界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幻景。

多么静啊。

她和儿子在说话，回忆着他过去生活中的细节，于是这些仅仅存在于她的记忆中的往事充满了天地间，到处是孩子的声音、眼泪，翻看小人书的沙沙声，小调羹敲打白碟子边儿的响声，自己装配的收音机的咝咝声，滑雪板的哧哧声，别墅池塘里船桨的划水声、剥开糖果纸的沙沙声，闪来闪去的孩子的脸、肩膀、胸膛。

他的眼泪、苦恼，他的好的、不好的行为，都因为她的绝望而复活了，一切如在眼前，好像可以触摸到。

她不是回忆死去的儿子，而是为他的实际生活操起心来。

干吗要在这么弱的灯光下通宵看书呀。这么年轻就开始戴眼镜，以后怎么办啊……

瞧，他就穿着薄薄的布衬衣躺在这儿，光着脚，怎么不给他盖被子，这地冰凉冰凉的，到夜里还有老厚的霜呢。

柳德米拉鼻子里忽然涌出鲜血。头巾都湿透了，沉甸甸的。她头晕，眼睛发黑，有一会儿她觉得就要昏过去。她闭上眼睛。等她把眼睛睁开，在她的悲痛中复活的世界已经消失，只有被风卷起的灰色尘土在坟墓上面盘旋着；好像是一会儿这座坟，一会儿那座坟，冒起灰烟。

奔流在坚冰之上、把托里亚从黑渊中托出来的那股仙水流走了，消失了；在母亲的绝望中出现的那个世界，一时间冲破现实的桎梏、要取代现实的那个世界，又不见了。她的绝望好像变成了上帝，让儿子从坟墓里站起来，让空中布满新的星星。

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其余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但是，母亲的强大力量不能长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从死去的托里亚。

她把头巾按到眼睛上，眼睛是干的，头巾却被血湿透了。她觉得她的脸上沾满黏糊糊的血。她弯着腰坐着，渐渐平静下来，不由得在思想上迈着小小的起步，开始承认托里亚不在人世。

医院里的人见她这样平静，听到她提的问题，都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很清楚的事实，没有意识到托里亚已经不在人世。她对儿子的感情太强烈了，以至于既成事实的威力丝毫不能动摇这种感情，所以他还继续活着。

她已经失去理智，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

她的心还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直到几年、也许几十年之后，慢慢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堆起自己的坟包，在心里清醒地感觉到永远失去了儿子，才会在既成事实的威力面前屈服。

劳动营的士兵干完活儿，已经走了。太阳就要落山，坟地上的胶合板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只剩柳德米拉一个人。

她想，应该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亲属们，通知在集中营里的他的父亲。一定要通知父亲。要通知亲生父亲。托里亚在手术之前想些什么呢？他吃得怎样呢？还用调羹吃饭吗？他是不是有时也侧着睡呢？还是仰着睡？他喝水喜欢加柠檬和糖呀。现在他是怎样躺着的？头发理过没有？

大概由于心里的痛苦过于沉重，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黑沉了。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痛苦永无尽期；将来维克托会死，她的女儿的后代们也会死。她会一直痛苦下去。

在悲痛过分沉重，内心支持不住的时候，现实与柳德米拉心中浮现的世界，界限再次消失了，她的爱打退了永恒。

她想，干吗要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他的生父，通知维克托和所有亲属？要知道，情况还完全不能肯定呀。最好是等一等，也许，还能好转呢。

她小声说：

“你也不必告诉任何人，情况还一点不清楚呢，还会好起来呢。”

柳德米拉拿大衣襟盖住托里亚的腿。她又从头上摘下头巾，盖住儿子的肩膀。

“上帝，可不能这样，怎么能不盖被子。哪怕把腿盖一盖也好。”

她想得出神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继续同儿子说话，责备他写信写得那样短。她渐渐清醒，给儿子拉了拉被风吹到一边去的头巾。

她跟儿子两个人在一起，谁也不打搅他们，多么好呀。谁也不喜欢他，都说他不漂亮：嘴唇又厚，又往上翻。都说他行动古怪，动不动就生气，发火。同样，谁也不喜欢她，家里人光看她的缺点……我的可怜的孩子，我的腼腆的、不漂亮的好儿子呀……只有他喜欢我，现在，在这黑夜里，在坟地上，只有他和她在一起，他再也不离开她，等她成了一个没人要的老婆子，他还会爱她……他是一个多么不圆滑的人啊。从来不要求什么，又羞怯，又可笑；一位女教师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取笑的对象；大家逗他，捉弄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托里亚呀，托里亚，可别丢下我一个人。

后来，天亮了。伏尔加彼岸的草原上升起冷冷的红光。汽车吼叫着从大路上驶过。

精神狂乱的状态过去了。她坐在儿子坟前。儿子的身体被黄土埋了。儿子没有了。她看到自己肮脏的手指，看到铺在地上的头巾，她的两腿麻木了，觉得她的脸也弄脏了。她的喉咙里发痒。

她对一切都冷漠了。如果有人告诉她，说战争结束了，说她的女儿死了，她会无动于衷。如果旁边有一杯热牛奶，有一块热面包，她连动都不会动，手也不会伸一下。她坐在地上，既不操心，又无思虑。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不肯休歇的痛苦紧压着她的心，冲打着她的两边鬓角。医院里的人、穿白衣的医生说起托里亚的事，她看到他们那张开又合上的嘴，却没有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地上有一封信，是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是军医院给她的那一封，她也不想捡起来，抖一抖上面的灰土。她无意识地想起，托里亚两岁的时候，蹒跚地追赶在地上跳来跳去的蟋蟀，耐心地、毫不泄气地跟在蟋蟀后面走来走去；又想起她没有问护士，托里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手术前的那个早晨是怎样躺着的，是侧着身，还是仰着。

她看到了晨光，她不可能看不到啊。

忽然她想起：托里亚满三岁了，那天晚上家里人吃着甜点心，托里亚还问：

“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是生日呀。”

她看到树枝，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光滑的石头墓碑，看到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字有大有小，稀密不匀。她没有想法，她没有心思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来，捡起那封信，用麻木的手抖了抖大衣上的小土块，又拍了拍，擦了皮鞋，拿起头巾，抖了老半天，一直抖到头巾又成了白的。她把头巾系在头上，用头巾边儿擦了擦眉毛上的灰土，擦去嘴上和下巴上的血。她朝坟地大门口走去，不回头，不慢也不快。

三十四

回到喀山以后，柳德米拉就渐渐消痩，越来越像她学生时代照的相片。她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没办法打发过去。

从萨拉托夫回来的那一天，她就向家里人说了这次外出的情形，说了她想过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家里人的地方，说了她去军医院的情形，又把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开来。在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弗拉基米罗芙娜在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的手发抖，他都无力端起桌上的茶杯。这时来看她的玛利亚的脸也变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张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静地说着，两只发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一向是个十分喜欢争论的人，现在她跟谁也不争论了。以前如果有人说怎样可以到车站去，柳德米拉就会又生气又着急地抬起杠来，说根本不是走那几条街，也不是坐那几路电车。有一次维克托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里你是在和谁说话？”

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做梦。”

他再也没有问她，但是他对岳母说，柳德米拉几乎每夜都要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心事重重地在小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