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语言与沉默——简论人文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代译序）(2)

这出歌剧是音乐史上以“十二音律”写出来的革命性巨作（妙的是本剧德文的原名，刚好也只有十二个字母）。据斯坦纳的分析，在这部歌剧中，音乐与语言并重，两者之间造成了许多形式上的矛盾和冲突。摩西在全剧中完全用道白，而亚伦却用歌唱。摩西所代表的是一种无法表现出来的宗教感，他对上帝的信仰，是基于个人的一种神秘意境，所以无法成“形”（音乐），也无法传导给他的信徒，因此他只能以不完整的道白，来警告他的信徒，或表示自己这种使上帝难以与人类沟通的悲哀。亚伦与摩西正相反，他毫不抽象，而且知道如何以花言巧语来取悦观众（所以，剧中的亚伦是一个男高音）。摩西离不了亚伦，因为亚伦可以传达上帝的意旨，使人信服，但是亚伦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人造的意象，也可以引人误入歧途，于是，在第二幕中的偶像崇拜——犹太人在“金牛犊”下的狂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勋伯格为这一场戏用尽能事，创作出一场狂荡的芭蕾舞，一方面意在讽刺歌剧中芭蕾的传统（由于这一场戏太过大胆，至今这出歌剧的上演次数也寥寥可数），一方面也显示出亚伦所代表的这种现代语言上的粉墨不实和矫揉造作。摩西和亚伦这两个《圣经》中的兄弟，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是现代西方思想与语言、人道与非人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在第二幕结尾的高潮中，摩西出现，“金牛犊”消失，舞台上空空如也，仅剩下摩西和亚伦两人。两兄弟互相激辩，但是亚伦又占上风，最后，亚伦舍摩西而去，管弦乐演奏终止。在一片沉默之中，摩西绝望地叫出一句话：“语言啊，我缺少语言！”然后颓然倒在地上，幕落。

勋伯格本来计划写第三幕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第三幕一直没有写，斯坦纳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故事演变至此，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再继续的必要。勋伯格写作《摩西与亚伦》之时，正是纳粹猖狂之际。欧洲的浩劫，事实上也非语言所能表达。由摩西在剧终的哀呼和他最后的沉默，勋伯格的结论——也正是卡夫卡和赫尔曼·布罗赫所共有的结论——是绝望的：“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败了，艺术既不能阻止野蛮势力，又不能表现说不出口的经验。”于是，沉默。

这一个“语言的失败”现象牵涉到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英美文学界至今争辩不休的“小说是否已经死亡”的问题。斯坦纳在本书中虽然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也提出了他自己颇有创见的主张。他认为欧洲19世纪的小说传统显然已经没落，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剧变已经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破产，因为20世纪的现实，已经比任何小说中所描写的现实更感人、更富有戏剧性，因此，任何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也写不出像《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那种真实文学。然而“新闻报道”成为社会调查报告中的佼佼者——譬如社会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研究一个墨西哥人住宅区的名著《山杰市的儿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文学的领域，甚至比左拉的作品更动人。而且，由于大众传媒的发达，世界上的大事可以直接及时传播给读者或观众，新闻媒体往往日以继夜，连续轰炸，譬如越战时期美国电视上每天的“实况转播”，已经使得我们的感官麻木、想像力迟钝。现代的小说必须和上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竞争，而且还受到一些大批制造的通俗作品的威胁，譬如黄色小说使现代的西方人早已失去了那种对人性的清新感觉，如果现在有人再写出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般读者可能也无动于衷。斯坦纳认为黄色小说所造成的一种对个人生活的凌辱(invasion of privacy)和对于人体隐私的不尊重，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人性的，这是一个人道德上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法律上应否查禁的问题。在这种种因素的威迫影响之下，传统小说这一文学体裁(genre)，事实上早已站不住脚：赫尔曼·布罗赫的作品已经融小说、哲学、音乐，甚至数学为一体，法国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美国的“非小说”(non-fiction)都是反抗传统小说的产物。因此，斯坦纳认为从现在到将来的这一个阶段的文学特征是一种报道式的小说或小说式的报道，也可以称之为“后小说”(post-fiction)。就人文的广泛意义而言，他认为文学家不必局限于一隅，而应该打破传统的界限，不再作散文或诗、戏剧或小说、艺术想像或实地报道之分，更应该因时制宜、广采兼收，使得哲学、音乐、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特长和内涵，可以做文学之用，这样，才能挽救语言的危机，才能表现当代人的“沉默感”，也才能于沉默中寻出一线生机。这一种广义的人文文体，斯坦纳用了一个隐喻性很浓厚的字眼来形容它，叫做“毕达哥拉斯文体”(The Pythagorean Genre)，斯坦纳自己目前也在从事于这一种新的创作。

就文学发展史而言，小说的没落也有历史的线索可寻。斯坦纳认为在历史上一种文学形式的没落，并不表示它的能量或成果已经全然枯竭无用，而仍然可以为新起的文学形式所继承。譬如在西方文学史上，史诗没落以后，它的语言、神话和英雄造型的成规，皆融入继起的希腊悲剧之中；近代小说的兴起又受到中古戏剧的影响至巨，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小说中的对话和家庭危机的运用，也显然有康格里夫(Congreve)和谢里丹(Sheridan)的戏剧的痕迹。因此，现代的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上述的报道文学、调查文学，或“非小说”——显然已经容纳了小说的许多优点。所以，传统的文学形式虽然解体，小说虽然没落，斯坦纳并不悲观。他认为目前的“后小说”，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今后文学的前途，可能在戏剧。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文学与以后的历史”（斯坦纳在此文中畅论西方小说与戏剧的异同）。他认为西方小说兴起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的城市商业社会，所以西方小说的主流也是在描写这个世俗的社会，它的技巧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因此当小说与现实彻底分离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在自我讽刺，譬如科学小说、神怪小说和近年来充斥市面的色情小说，都是欲以超越现实，甚至“收买”现实来引起读者的兴趣，结果一定是自讨没趣，反为现实所败。因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剧变，使得新的现实比任何小说中的现实更为惊心动魄。西方小说甚至可以说西方大部分的文学皆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个人本体的生死本是公认的定理，而个人的观点或视界，也一直是西方小说所遵奉的圭臬，然而20世纪的科学已经可以把一个垂死的人身体的一部分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因而打破了个人生死的定论；而且，20世纪大众传播的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方便，特别是传播工具的影响已经使人逐渐在感官上接受了“视听”(audio-vision)的真理，而不再完全需要语言文字的媒介，因此，20世纪的社会，不论是好是坏，都有一种“集体”的趋势，这些现象对于文学的演变，都有很大的影响。斯坦纳认为，西方的戏剧本有其集体的潜能，它不但可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关系，也可以刻画群众的态度和情绪，而且，戏剧的上演使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之间的距离，较小说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短，甚至可以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近年来许多实验剧场，早已打破成规，鼓励观众参加，即兴演出不再需要文字的剧本做基础，当然更容易把诗歌、音乐、美术，以及大众传播工具熔为一炉。这一种趋势虽然在艺术上弊病多端，但是斯坦纳认为前途无限，因为它较小说更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将来的戏剧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无人得知，不过它一定没有悲剧的成分。斯坦纳曾经写了一本书《悲剧的死亡》(The Death of Tragedy)，其论点的主旨是：西方的悲剧是与上帝分不开的，换言之，人生有许多未知数才会产生一种“天地不仁”的神秘感，才会有悲剧。如今，上帝已经死亡，人生和宇宙的神秘，越来越少，因而也导致悲剧的死亡。因为一出没有上帝的悲剧是自相矛盾的，剧中的冲突不是真正的冲突，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柏拉图式的论辩。所以，在将来的集体社会中，也只有意见不同的论争，而没有最终解决不了的悲剧。

斯坦纳的这些观点，似乎颇受卢卡奇（特别是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影响，有的他自认为仅属臆测而已，然而他这种由人文的危机而发的臆想，显然与他的犹太血液有关，他的思想形态也是一种中欧式的人道主义，所以他在本书中广征博引，除了讨论上述的几个大问题之外，也分别分析了不少西洋名家的作品，他从荷马、《圣经》、莎士比亚，一直论到现代的卡夫卡、托马斯·曼、格拉斯(Günther Grass)、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和普拉斯(Sylvia Plath)。他对每一位作家的评价，当然不能完全令人同意，譬如他认为达雷尔是一位大师，“亚历山大四部曲”是语言上的杰作，然而一般批评家对于达雷尔的评价并不太好，斯坦纳后来也修正了他自己的意见。斯坦纳的这种纵横四海的批评方法，显然是属于“比较文学”的方法，他曾断然地宣称：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学批评家，势必非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读西方的经典著作，与文盲相差无几，而局限于一国的文学，也是井底观天。所以他大胆地批评他的老师——牛津大学的名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说他只论英国文学，专捧劳伦斯(D.H.Lawrence)，但是如果把劳伦斯的作品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则显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他最恨文学上的褊狭。然而，斯坦纳毕竟是浸染于西方传统中，对于东方文学漠然无知，这也可能是颇感遗憾的事。

我不是学纯文学的，所以不敢对斯坦纳的整个学说有所褒贬，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以后，觉得他的看法似乎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中国也有一贯的人文精神，而且自古为学，文、史、哲一向是一家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极为密切，而且，中国的文学更不曾与社会、文化脱节，所以，用西方“新批评”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有很大的限制，值得参考借鉴的反而是西方非“新批评”的方法。当然，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可以使我们有所启发、有所猛省，我们最终势必还要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去推衍出一些现代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也必须以中国的哲学、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也许，我们可以从斯坦纳的犹太人文精神中得到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