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犹太难民来华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1933—1941）

由于绝大多数来华犹太难民都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我们集中考察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及到上海后的安置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一些著述的说法很不一致。综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本章分5个阶段来考察这几个问题。

一、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

在这几年里，纳粹德国开始排犹，大批德国犹太人被迫出走，但由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对犹太人关门，所以来到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并不多。其中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纳粹开始排犹后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有约12个家庭百余人。此后直到1937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很难精确统计，因为其中不少人又从上海转去其他地方。据估计，如不包括将上海作为中转站的人，这个数字大约在1000～1500人之间。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还不能算难民，只能算侨民。不过，由于希特勒的排犹开始于1933年，1933年后来沪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是受到迫害或威胁才被迫离开德国来沪避难的，因此他们事实上就是难民。这些人大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租界。由于当时欧亚两洲均无重大战事，他们一般都按正常的海路航线从德国直接到上海。

二、从1937年8月到1939年8月上海有关当局宣布对涌入的犹太难民实施限制措施

这两年是来自德国及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到1938年11月9—10日的“碎玻璃之夜”后达到高潮，并且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中欧地区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各国对犹太难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严格，而上海却因战乱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大门洞开。这一时期离开纳粹德国统治地区来沪的犹太人的境况十分悲惨，据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称：“我们187人中，有不少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还有不少人，是通过所谓的“非法”手段逃离德、奥等国的，如偷越国境、偷搭外轮、持短期签证进入别国再设法逃离欧洲等。他们来上海的路线大致有三条：大部分人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港口搭船来沪；一部分人则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再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船来沪；还有少数人坐船经多瑙河抵巴尔干国家，在那里登上到上海的轮船东来。关于该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说法十分不一致，有人说15000人左右，有人说17000～19000人，也有人说20000人左右。据我们综合各类资料分析，前两个数字主要来自各难民安置点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有不少难民并没有去难民营，而是直接投奔亲友，或自行租房安顿下来，还有些难民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了其他地方。如将这些难民都算上，估计该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总数在20000人以上，大约为21000～22000人。

这批难民人数多，抵沪时身无分文，生活十分困难。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帮助安置救济。1934年，早期来沪的德籍犹太人成立了“救济基金会”。这个组织曾积极救助了第一批从奥地利来的犹太难民。但是，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救济基金会”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为此，1938年8月8日，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 IC）成立，委员会由匈牙利籍犹太人保罗·科莫尔（Paul Komor）担任领导，因此又称为科莫尔委员会。亚伯拉罕家族和托依格家族开设了公共厨房，维克多·沙逊爵士捐出河滨大楼作为接待站，阿哈龙犹太会堂也被用作接待站和难民厨房。为了加强救济活动的合作与协调，1938年10月，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犹太社团人士和国际救济组织官员举行协调会议，成立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of European Refugees in Shanghai，CFA）。在这个委员会的董事会中，有塞法迪犹太人的代表如门德尔·布朗、D.E.J.亚伯拉罕和鲁本·D·亚伯拉罕父子，俄罗斯犹太人的代表H.根斯布格尔、迈耶·阿许根那齐拉比、刘易斯·格林伯格、H·卡默林和较早来沪的德籍犹太人代表伯纳德·罗森贝格博士和库特·马克斯博士。由于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转入了其首任司库米歇尔·斯皮尔曼（Michel Speelman）之手，因此通称该委员会为斯皮尔曼委员会。到1938年底，委员会共筹到约8000美元。1939年1月，维克多·沙逊爵士捐助了一笔15万美元的特别款项作为“复兴基金”（Rehabilitation Fund, IC）。嘉道理、海亦姆、约瑟夫等犹太富商也出资设立基金，帮助难民办一些中小实业，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从1939年1月起，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和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国外犹太人的捐助也源源而来，其中美国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DC）捐款最多，“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CEM）也做出了较大贡献。1938年，“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年后又将远东分部从哈尔滨迁到上海，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联系、咨询、贷款等各种服务。同年，“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成立，此后在援助上海犹太难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救济上海犹太难民的大多数经费都是由它捐助的。此外，各国旅沪侨民，中国教会和其他一些非犹太救援或慈善团体，如伦敦会、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美国育婴堂等也都捐房，捐款帮助犹太难民。

这一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绝大多数在虹口地区安顿下来，因为那里地处公共租界、日租界和华界的交叉地带，经过战乱后市面萧条，物价一般比上海其他地区低30%，房租则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低75%。除少数难民自行租屋居住外，大多数难民都住进了临时租用或搭建的难民收容所，一般30～50人挤在一间房里，最拥挤的有100～200人住一间的。难民们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到处打零活，干杂差，如送煤球、修电器、烤面包、卖报等。一些犹太难民又发挥经商才能，成了活跃在虹口一带的街头小贩，有的还开起了小店铺。后来，随着来沪难民人数减少，其中有些人境况有所改善，也有迁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居住的。

三、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如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团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于是，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纷纷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5月25日，犹商沙逊和海亦姆也表示：“如果难民的涌入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将感到满意。”此外，由于难民大量涌入虹口，使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也使居住在此的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当局达成协议，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预先申请上陆许可，而获得上陆许可的条件是：每人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此规定实施后，欧洲各轮船公司均拒绝向没有上陆许可的犹太难民出售赴上海的船票，已在途中的犹太难民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不过，由于二战爆发后拥有欧洲最大犹太社团的波兰沦入纳粹手中，致使逃离欧陆的犹太难民急剧增加，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也千方百计地援助这些犹太难民，因而仍有不少犹太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同时，英国由于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来到上海。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据统计，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数量虽然锐减，但仍有2000～3000人，其中不但有来自德国、奥地利的，还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该阶段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和安置情况与前阶段相似。

四、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

之所以将这一年作为一个阶段，主要原因是1940年6月后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有了较大的变化。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接着法国便战败投降，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了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这样，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了。同时，由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先后沦入纳粹魔掌，波罗的海三国面临纳粹威胁，后又被并入苏联，而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排犹，使欧洲犹太人外逃的潮流更为汹涌，但成功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一阶段仍有不少人希望来上海，但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上海。走这条路线的犹太难民大都来自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往往历尽千难万险，花几个月时间才到达上海。这一阶段抵沪犹太难民的确切人数特别难确定，因为这方面的资料非常缺乏，但笔者估计他们的人数大约在2000人左右。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3月，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成立了“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EASTJEWCOM或EJC），专门救济来上海的东欧犹太难民（主要是波兰难民）。波兰流亡政府也在上海成立了“波兰在华战争难民组织”，并选出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与前几个阶段相比，由于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人数大减，所有在沪犹太难民的食宿条件均有所改善。

五、从1941年6月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也被切断。此后，再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结果又辗转来到上海，所以这一阶段仍有近2000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值得一提的是1100余名波兰犹太难民来沪的曲折经历，他们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卢布林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400多人。他们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办法：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经过艰苦努力，并得到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全力支持，他们居然获得了去日本的过境签证。后来，他们又获得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立陶宛此时已并入苏联），在苏联旅行社的安排下（每人付200美元）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再从那里乘船抵日本神户。在神户滞留了半年多，他们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后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他们是珍珠港事变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这批波兰犹太难民人数虽不多，但文化素质高，不少是拉比和经学院师生，因此后来在上海犹太社团的宗教生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杉原千亩因违抗不得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命令而被日本外务省解职，在困境中度过了余生。直到1985年，以色列正式将“国际义人奖”授予这位“日本的辛德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海上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犹太难民从海上进入上海已无可能。同时，由于欧亚大陆均处于战火之中，犹太难民从欧洲经陆路来上海也几乎不可能。因此，此后直至二战结束，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虽不能说一个没有，也一定是极为罕见的。

附录 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在战争期间拯救了3万名左右遭到纳粹迫害而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难民。

当时，中国人民虽然自己身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害之中，绝大多数人流离失所，生活困难，但仍然关心着远在欧洲的犹太难民。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1939年2月，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提议在中国云南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1933年至1941年，上海接纳了大批犹太难民。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数的总和还多。

但是，有关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在犹太难民中也有不同说法，甚至有些人指责中国媒体夸大了被救犹太难民的数量。本文拟从研究当时中国境内犹太人的主流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对来沪犹太难民人数的相关报道入手，就这个问题作一考证。

早期来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数

从1933年开始就有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当时，虽然希特勒已经开始在德国排犹，但由于对面临的威胁认识不清，这一时期德国犹太人的外迁人数不是太多，再加上很多人以周边欧洲国家为避难的主要目的地，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少，其中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纳粹上台后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他们是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船抵达汇山码头的。此后直到1938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也不是很多，大约在1000人左右，有些人又经上海去了中国境内其他地方或离开上海去了其他国家。

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还不能算难民，只能算侨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希特勒的排犹始于1933年初，在排犹开始后来沪的德国犹太人显然是感受到了迫害或威胁才被迫离开德国来沪避难的，因此他们都应该属于“难民”这一范畴之内。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大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租界。

《以色列信使报》1933年10月1日报道称：“根据我们收到的邮件信息，10名一流的德国犹太医生正在前往上海途中。”到该年底，移民到上海的德国犹太医大约在30人，不少都是名医，并在租界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理查德·罗文伯格医生曾在德国圣乔治医院担任神经科医生，并有多部医学专著。卡尔·摩西医生是柏林出版巨头摩西家族的后裔，擅长儿科疾病，在柏林享有极高声誉，并长期担任当地一家大型儿科诊所的首席医生，该诊所每月有大约4000个门诊，是同业中的模范机构。加库伯维斯基医生是德国犹太裔牙医及口腔和下颚外科专家。一战期间，他在前线担任牙科和下颚医疗站负责人，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战后，他被任命为一家公立医院的牙科部主任。他们的到来，给上海犹太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以色列信使报》主编，也是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之一的埃兹拉夫妇在其位于太平花园6号的寓所为新来的德国犹太医生举行招待会，以示接风。当第一波德国难民潮开始席卷世界的时候，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敢于长途跋涉来到中国。这支主要由职业人士组成的先锋队毫不困难地取得了成功，定居上海、汉口、北平和南京等城市。

1938年8月开始，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逐步升级，并且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德国和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以下是《以色列信使报》1938年8月到10月的一系列报道。

“1938年8月15日，德国兼并奥地利后，首批15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这批难民曾是维也纳的富有阶层，离开之前每人却只得到20马克的路费，令人悲痛伤怀。犹太人如此惨遭劫难，离乡背井，实在令人目不忍睹。上海犹太难民救援组织到码头迎接。”

“8月28日，又有10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包括1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离开奥地利经由意大利抵达上海，两周前先期到达的奥地利难民前往迎接，并负责把这批难民带到预先安排好的住所。刚到上海的这批难民遭遇了与第一批15人相同的困境，他们离开德国时，身上也只有20马克，即1英镑。由于在船上有所花费，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就连到安置住宿的交通费用也支付不起。”

“9月11日，一批欧洲犹太难民一行6人搭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维多利亚号邮轮抵达上海。其中有1名德国犹太籍医生，其余5人均来自奥地利，3名商人，1名工程师，还有1位女士是其中1位商人的妻子。”

“10月18日，一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25名犹太难民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19位男士，5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少数难民可以讲英语，其中大多数陷入财政困难。”

“碎玻璃之夜”后来沪犹太难民人数剧增

1938年11月的“碎玻璃之夜”后，从幻想中醒来的德奥犹太人开始拼命逃离纳粹魔爪。但是，这批犹太难民没有先前的幸运，因为纳粹分子加强了对他们财产的剥夺，只允许他们带走很少钱物。据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称，他们一起抵达的187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德奥当地的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英镑，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英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当时上海的中外文报纸，特别是《以色列信使报》记录了这一批批登陆汇山码头的犹太难民情况：

“11月24日，18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这些难民在到岸后前往海关检查行李时显示出悲伤心情。他们的行李很少，因为大多数来自柏林的难民行李在经过德国边境时因可能携带现金而被扣留，这样多数人除了手提包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带着这些手提包经过两天旅程从柏林到达的里雅斯德港时曾被告知其他行李将随另一邮船到达。其中至少有一人有在集中营拘禁的经历，他的前额缠着厚厚的绷带，但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旁边的人告诉《字林西报》记者说，他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中被打伤了头部，顺便说一下，大多数抵沪的德国人在离开之前都在那里被拘留了10周到3年不等的时间。到达的人中多数来自德国，只有三成来自奥地利。护照上有清晰的红色J字。在已到达的犹太难民中，最富有的人只有3个英镑，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一下子涌入的这些难民要找到工作十分困难，但不应视为上海犹太社团的负担，他们也许会对上海作出精神贡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是令人尊敬的医生。负责接待的委员会已成功地租赁了虹口华盛路（今许昌路——编者注）708号的英国妇女之家旧址，并将其整修为可以居住约50人的住所。”

“12月20日，自1918—1922年白俄移民潮以来的最大一批外国难民抵达上海，524名德国犹太男女老幼于当天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靠泊汇山码头。本来预计有526名移民来沪，但有2人在来沪途中去了香港或马尼拉。救援委员会面对这一复杂情况采取了有效措施。移民们被有序地排列成行并分批送往各难民营。这些人中有近120名儿童。许多住房拥挤的上海犹太家庭来到救援委员会表示愿意在其孩子父母安置下来之前暂时照顾1到2名儿童，这些犹太家庭绝大多数是并不富裕的俄国犹太人。”。

“12月31日，400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波茨坦号和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这让救援委员会大吃一惊，因为原来预计的人数只有300人。从波茨坦号下船登陆的应是70人，但实际为大约120人；而罗索号则不是预定的240人而是280人。在这新一批移民中有28名儿童。大多数新来者先到河滨大楼居住。儿童的状况仍需要上海犹太家庭的帮助。现在有150多名犹太儿童生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只有25人被安置在愿意暂时照顾低龄儿童的本地犹太人家中。尽管起初移民父母们不愿意与孩子们分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他们安置下来之前将孩子们交托在舒适、温暖的家中还是可取的。”

“1939年1月14日，约有50名经跨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俄罗斯的欧洲犹太难民经由大连乘日本邮船Sansho号到达汇山码头。”

“1月15日，约有25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到达上海。救援委员会在他们多数人登陆的汇山码头接待他们并引导他们至主要位于虹口和汇山码头附近的各自难民营。”

“1月29日，又有420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他们被暂时安置在河滨大楼和阿哈龙犹太会堂睡地铺。有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目前在上海有2305名难民，其中400人可以自立，有1905人需要救援委员会照顾，救济的压力很大。”

“2月10日，至少85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法国邮船公司的阿陀斯二世号邮船抵达上海。据报道，这些移民都是偷越边界逃往法国马赛并继而乘船来到上海的。他们暂住河滨大楼。同时预计还有850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于2月21日抵达上海。这将使本地难民总人数达到3155人。”

“2月24日，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

“3月5日，450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按照先前的惯例，许多照顾新来者的救援委员会成员在码头迎接并照料他们通过海关手续，同时有许多辆卡车在入口排队准备运送行李。新来的难民部分由救援委员会安排到河滨大楼住宿，同时一些单身汉则在可以容纳1200人的华德路难民营找到了住处。现在上海居住着大约4500名德奥犹太难民，这些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正继续不断涌入上海。在救援委员会登记的已有3945名，但登记过程尚未完成。数以百计的已登陆犹太难民也还未联系救援委员会，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来自上海或海外的朋友或亲属的资金照顾自己。在河滨大楼一楼的大部分住房之外，救援委员会还管理着三个难民营，每个能容纳约1000人。”

“4月3日，在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逾越节前夕，又有400名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他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于华德路一座学校大楼内的难民营。华德路难民营负责人温伯格也在码头拥挤的人群中迎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维克多·沙逊则在码头海关处为焦急等待难民的人群拍摄电影。”

“然而真正不详的状况是在未来。据统计，全世界接纳难民的月平均人数是3000人，而本月仅上海就预计会有3000多难民抵达。他们将乘三艘邮船前来，所有船只都是为运送这些难民到上海而专程从欧洲开来远东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的朱利奥·切萨雷号将从中欧运送1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前来上海。另两艘载有约1500名犹太难民的德国邮船则将经由好望角来到上海。这两艘德国邮船是德国盖世太保为驱逐德国犹太人而专门租用的。尽管难民每人为此支付了2000马克，但还是由于付不起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必需支付的外汇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估计将达到13000人。救援委员会如何帮助这些难民解决食宿问题的确看起来像一个奇迹。通过到处租借、募捐，帮助照料了大约7000名犹太难民。本月三艘犹太难民专用船抵达上海，并不意味着移民潮的结束。其他犹太难民还会乘其他船只抵达。此外，每两周一班的意大利邮船公司每次至少带了300到500名犹太难民。为使进入上海的数以千计的德国犹太难民自立，救援委员会也设立了17万美元的专门财政基金帮助他们，其中维克多·沙逊一人就捐赠了15万美元。目前已有350名犹太难民创业成功，如果加上他们的家人，自立的移民总数达到了690人。此外还有270名移民或在上海就业，或得到私人资助，这又使392人获得自立。现在依靠私人收入生活的移民总数已上升到1082人，还有6000多人要依靠救援委员会照顾。自到达以来，能够自立的难民比例已达20%，但如果没有这17万美元的财政资金，这一比例将低得多。”

“4月25日，220名犹太难民乘日本轮船Hakusaku Maru号和格奈森瑙号分别抵达汇山码头。同时，还有850人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来到上海。这使得上海犹太难民总人数达到8400人。”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乘罗索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来自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难民多数是男性，因为他们是从集中营中出来并被强迫离开德国的。许多人妻子和孩子已经在上海，也有许多人孤身而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5月14日，738名德国犹太人乘朱利奥·切萨雷号邮船抵达目的地汇山码头。在上岸和经过海关时，难民显得较为轻松。他们说邮船没有在新加坡或香港停留而直接从科伦坡来到上海。他们说旅途总体还是很愉快的，因为这艘特别租赁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班轮是设施最好的船只之一，拥有两个露天游泳池。由于买不到德国和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因为它们已经预定到10月份，所以才租赁了这艘班轮。”

“其中一位难民说，这艘租赁的班轮的船票也是一票难求，即使有必要的证件和其他‘官方批文’，也难以用正常费用购买船票。实际上他们要以一倍半或两倍的价格才能购买到船票。新难民的到达使上海的难民总数达到9578人。许多是来与先期逃来的妻子和家庭团聚的。他们中有100人在汇山路难民营居住，100人在华德路难民营居住，120人在交由救援委员会处置的汇丰银行虹口分行旧址内居住，还有260人在兆丰路难民营居住，其余的则在河滨大楼居住。同时，救援委员会正在研究在其管理的住所数目不足的情况下建设大型难民营，以容纳预计年底要抵达的25000名难民。难民登记中心位于九江路190号三楼。每位难民都要在这里登记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并提供一张照片，同时要求随身携带登记卡并将另一张卡保存在该办事处的档案中。该项措施是为了控制和管理难民，并协助警方。”

“5月19日，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有155名犹太难民，包括45名夫妇和24名儿童。所有人的住宿都得到了预先安排。据悉，还有两艘专门租赁的德国邮船将运送犹太难民经南非和爪哇来到上海。这一路线的选取是为了避免支付苏伊士运河费用，因为这一收费只接受英国英镑，不接受德国马克。第一艘乌萨拉莫号定于6月24日携461名难民抵达，第二艘坦噶尼喀号定于7月中旬携450到500名难民抵达。难民委员会已从工部局获得了两所学校的使用权。这些学校整修后将可容纳1400名难民。委员会预计6、7、8和9月都将有近3000名难民抵达上海，因此需要建造更多难民营。这四个月约12000名难民的到来有可能使上海犹太难民人数上升至21000人。”

“5月22日，又有308名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

“6月4日，465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救援委员会成员照看他们上岸并将他们运送到各难民营。多数人住在荆州路难民营，其他人则分配到华德路、兆丰路、汇山路难民营和河滨大楼居住。据估计，目前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为10506人。”

“6月27日，862名犹太难民分乘两艘邮船抵达上海汇山码头。这使得上海的欧洲难民总人数超过了12000人。

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上有827名难民，而法国邮船公司舍农索号上有35人。除找到私人住所的100人外，所有人都安置在难民营。6月28日乘专门租赁的德国乌萨拉莫号邮船到达的459名难民也得到了安置。这批人中有114对夫妇，150名孩子，142名单身男子和33名单身女子。”

“8月7日，又一批265人的犹太难民男女老幼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并被带往汇山路附近各个难民营。上海的欧洲难民总数超过了16000人。”

由此可见，从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初，在一年的时间里，抵达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一下达到了16000人以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和以俄犹为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加在一起也不到6000人，只及犹太难民人数的三分之一。

1939年8月限制令后的来沪犹太难民

虽然这些犹太难民的东方亲戚竭尽全力开展救援，但预计到1939年底至少还将有12000名犹太难民抵沪，援助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人手、财力等的限制，在犹太难民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1939年5月，猩红热在上海犹太难民营传播，情况非常严重，大约有200多人受到感染，超过150名的患者被送往兆丰路（今高阳路）的急诊医院，其余病人则在租界其他医院接受治疗。

上海犹太社团并没预料到纳粹德国最后会对欧洲犹太人采取大屠杀政策，而是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深感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并导致难民灾难，于是建议予以适当的限制。与此同时，他们一再呼吁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团增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接纳和救助。上海犹太救援组织负责人、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万国储蓄会总经理米歇尔·斯皮尔曼告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持续的难民潮涌向上海，意味着一种无限度的危险。如果这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那么工部局就有责任保护公共租界内上海犹太难民，采取措施禁止那些失去生存手段，或没有就业前景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登陆。他迫切希望有关国家的领事们将这种情况紧急通报各国海运公司。一些俄犹从事的是非专业、资质低、报酬少的职业，因此他们也非常担心新来的难民会以接受更低工资，甚至几小时无偿工作来与其竞争工作岗位。1939年5月，维克多·沙逊等与日本占领当局官员举行了会晤，表示如果对无限制流入的犹太难民予以适当的控制的话，不会遭到全体犹太人的普遍反对。

同时，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反犹主义也在他们中间蔓延。署名为反犹组织KKK的小册子《中国、日本和异教徒们的警告，难民入侵上海》在上海流传，其副标题为“准备抵抗经济入侵和准备迎接犯罪、暴力与阴谋的时代”。其中写道：“上海突然间变成了那些分别在奥地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事破坏的、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普遍依靠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劳动者出钱供养的人之‘福地乐土’。希特勒的‘受害人’，连同他们的鹰钩鼻子和喇叭口形的鼻子，继续涌向上海。他们漂亮衣服的口袋里装满了英镑和美元。谁会真正相信犹太人的宣传呢？这种宣传断言，希特勒驱逐了奥地利和德国所有犹太人。这些‘贫苦人’在一等或二等船舱中旅行，到处租借高价的房子，同时又要求上海的国际社团为他们找工作并养活他们。我们本来根本不会关注犹太宣传，只不过我们突然间在大街上发现这些‘难民们’都携带着照相机，连续不断地出现在兑换所，在咖啡店大啃大嚼点心，并在时髦的饭店中用餐，你可以想象下那些致力于救助中国和俄罗斯难民的人该会多么惊讶！因为这些人刚刚还向他们呼吁‘帮助我们吧！我们这贫苦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

《大美晚报》上也有一篇题为《犹太难民构成经济威胁》的文章，副标题是《欧洲流亡者即将形成第4类洋人》，明白地表露了部分外侨对犹太难民工作竞争的担忧。租界当局也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些西方的富翁也有他们的不满，认为白色人种富裕而高贵的威严形象因为这些德、奥犹太人而黯然失色，因为后者不惜从事体力劳动，甚至从事当时仅仅留给中国人的职业。

同时，由于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并且绝大多数生活在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地区，使得当地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官方文件做出回应，表示：“必须保卫日本不受犹太移民事业成功的伤害。”1939年7月16日，N.Y.K邮轮Suwa Maru号轮船从欧洲返回日本途中在上海靠岸，卸下64名犹太难民，他们被安置在虹口。日本当局随后宣布，今后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但是，日本当时又担心限制犹太难民可能会引起美国、英国犹太人的不满，影响“河豚计划”的实施。但在上海犹太人主动要求日本当局采取限制措施后，日本即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予以限制，并强调这项措施是在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本身的要求下采取的。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发布会上，有记者发问：“日方有何权利采取这一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限制居住的政策？”日本发言人非常傲慢地答道：“日本已军事占领并控制了部分公共租界，因此他们有权随时颁布相关法令。日方已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德、意等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将威胁到苏州河以北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这也是上海犹太组织的观点，他们也不希望有进一步的难民进入。不算难民营，居住在该地区的犹太人相当于居住在那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因而当局也非常担心两个外侨社团之间发生摩擦。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上海犹太救济组织的备忘录也明确提出，8月21日后抵达的犹太难民将不允许在虹口生活。日本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迄今为止没有对在日方占领土地上的犹太难民安置施加任何限制。但是，考虑到1937年淞沪会战对此地损毁严重，导致房屋减少，因此日本当局决定减少进入上述地区的人流。同时，考虑到各有关方面利益，在未来安置更多移民的可行性研究作出之前，将暂停新的犹太移民活动。备忘录要求制作一份上海犹太难民名录，并由救济委员会上交日本当局。登记完成后，经日本占领当局审查后向登记人员颁发身份证。只有那些拥有身份证的人才允许在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营商业。那些目前居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必须在8月22日前向日本当局登记，否则将不允许其合法居住在那里。

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通知所有领事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登陆。工部局官员表示，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年底之前预计还将有5000人抵达。由于日方已禁止他们进入苏州河北地区，因此他们将被迫前往苏州河南地区居住。如果说，在有许多空置土地和空闲建筑的苏州河北地区已没有接纳新难民的居住空间的话，那么在淞沪会战后已人满为患的苏州河以南地区就更捉襟见肘了。由于居住、医疗等条件已极其紧张，上海已到了无法再接受更多难民的程度。任何传染病的爆发都将是灾难性的。数月前猩红热袭击苏州河北地区难民时，该传染病之所以得到成功处置是因为拥有足够的急诊医院，同时难民自己也还可以照顾他们的患病同胞。但如果在苏州河南地区数以千计的难民中爆发类似传染病，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整个地区没有一座空闲建筑可当作医院，而且所有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但他同时指出，新规定将不适用于那些已经登船或者在前往上海途中的欧洲难民。由于在船只到达香港之前无法获得准确数字，因而到底有多少难民正在前往上海途中还难以确定。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做出限制来沪犹太难民的决定后，法国总领事也发布命令，禁止更多犹太难民在法租界居住。所有前往上海的船运公司也都获知了这一新规定。

上海犹太组织根据日本8月9日和工部局8月14日的通知，电告驻在伦敦的德国犹太人理事会，后者又通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从欧洲向上海的移民必须一律停止。在德国和意大利，各邮船公司张贴告示，宣称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并以此希望能劝阻那些申请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这两条禁令8月16日在上海的报纸发表后，不难想象当地的犹太难民是何等焦虑不安。那些有亲戚即将乘船来沪或已在途中的人，受到的打击最大。那些预定了8月14日以后船票的人，立即就发生了邮船公司和某些航线退还定金的问题。后来，希伯来移民援助会接到通知，有4艘预定在8月14日至21离港的，载客631名的邮船将获准下客登陆。但是，上海的犹太难民仍然忧心忡忡，与上海各个行政当局秘密商谈，希望能改变相关规定。后来，终于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达成了协议，并于10月22日公布。

新的协议指出，工部局8月曾宣布被迫禁止任何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但该禁令不适用于符合下述条件的人：①可支配资金不少于400美元或相同数值的其他外币的成年人，13岁以下儿童为100美元；②船运、铁路公司或其他旅行代理公司有责确定购票者拥有这些资金。这些机构必须从上海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获得相关资金证明。③拥有资金证明的上海犹太居民直系亲属、有合同可在上海就业者、上海居民的未婚妻或未婚夫者。符合这些条件的必须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向工部局申请，并由工部局审核。这样，就给欧洲难民进入上海重新开了一道口子。但是这一条例仅适用于工部局控制的公共租界，而不适用于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也不适用于法租界。日本人删去了400美元这一条，并说他们将根据每项要求入境许可证申请的本身情况来加以考虑。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透露，除了极少数难民外，都将不会被允许进入虹口和法租界。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的通信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了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直到那时为止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因此，虽然1939年8月上海各行政当局都发布了限制欧洲犹太难民入境的命令，有不少犹太难民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但人数急剧下降了。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近1年的时间里，从海路和陆路，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估计最多在1000人左右。1939年8月28日，大约619名难民乘朱利奥·切萨雷号抵达上海，这些就是8月14日禁令之前离开意大利，并允许登陆的那批犹太难民。9月1日二战爆发后，那些仍在海上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就更加难以确定。当时就有报道称，这些德国难民预计将在中立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港口靠岸，但他们是留在东印度群岛还是换乘中立国船只来沪仍不得而知。同时，由于英国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来到上海。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此后，只有零星的邮船携犹太难民从欧洲抵达上海。1940年1月22日，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带着70名难民抵达上海。与那些先前到达，且已在上海安家的多数难民不同，因为要符合工部局1939年10月份颁布的新规，这些难民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多数人在证明他们拥有400美元后，在公共租界居住下来。一些人在获得日本当局的特别许可后在虹口安了家，这些难民中的大多数不是从德国直接过来而是在意大利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从海外获得了足以支付路费以及日用的资金资助。2月9日，又有161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抵达上海。3月5日，经德国政府允许并经西伯利亚来到远东的德国犹太难民由大连转乘日本船Maru号抵达上海。4月4日，又有约100名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抵达，他们获得了资金证明，主要是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犹太人。5月9日，211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他们主要来自柏林、布莱斯劳（战后划归波兰后改名为弗罗茨瓦夫）、但泽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大多是来上海与家人团聚的。6月6日，263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来到上海。其中多数来自德国，但还有一些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约有50人。据信，这很可能是从欧洲海路直接来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本来已预定5月6日搭乘佛德号来上海的犹太难民在德意边境的布雷纳被送回慕尼黑，因为意大利政府担心即将来临的意英之间的战争将威胁到该船出航。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接着法国便战败投降，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这样，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了。同时，由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先后沦入纳粹魔掌，波罗的海三国面临纳粹威胁，后又被并入苏联，而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排犹，使欧洲犹太人外逃的潮流更为汹涌，但成功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一阶段仍有不少人希望来上海，但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上海。1940年6月后由陆路来到上海的难民估计在2000人左右。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也被切断。此后，再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结果又辗转来到上海，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这些人数应该在2000人以上。值得一提的是1100余名波兰犹太难民来沪的曲折经历，他们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卢布尔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400多人。他们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办法：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经过艰苦努力，并得到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全力支持，他们居然获得了去日本的过境签证。在立陶宛并入苏联后，他们又获得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在苏联旅行社的安排下，每人交付了200美元，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再从那里乘船抵日本神户。在神户滞留了半年多，他们始终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后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证，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据当时报纸记载：“1941年8月22日，又有296名犹太难民从日本神户和横滨乘日本轮船Asama Maru号来到上海，其中有255名波兰犹太人和16名德国犹太人。他们一年前就离开了战乱的欧洲，其在日本停留的签证期限尽管只有两周，但仍在那里居住了十个月。新来者中有许多犹太拉比，他们被送往阿哈龙犹太会堂并暂时居住在那里。”他们也许是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海上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犹太难民从海上进入上海已几无可能。

结论

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1940年上海仅在该委员会登记的犹太难民就有23310人。此后，人数略有变化：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韩国、日本转来了部分滞留难民；同时，一些犹太难民前往了第三国，如1940年有102名德国犹太难民经西贡前往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与纳粹作战，又如1941年下半年，29名波兰犹太难民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主义拓殖工作。

综上所述，二战期间上海至少有2.5万左右的犹太难民长期居住，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国际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数字正好与此符合。根据这个数字，如再加上1933—1941年间途径或短暂居留上海后前往第三国的犹太难民，那人数就更多了，估计在3万人左右。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是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人数最多的国际大都市。

 

（作者王健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课题组成员，子课题负责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