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概念界定与德国城市化研究状况

一、城市化的内涵及其相关规律

1．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的内涵即什么是城市化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由于各学科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视角存在较大差异，各学科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往往各不相同。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界定城市化。

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集中的过程。人口城市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城市数量的不断增长导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二是单个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一般说来，单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农村向城市或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即由新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引起的增长。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城市化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换的过程，不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规模不等的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乡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而且还包含着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以及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分化和组合。

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聚集、扩散的过程。在农村外在推力和城市内在拉力的双重影响下，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以及社会行为，形成了与农村相对应的城市社会。同时，城市生活方式扩展到农村，导致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质，社会生活向城市性状态转变。因此，城市化就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

经济学中的城市化主要指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二是劳动力构成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过渡；三是消费方式的变化，即从农村消费方式向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过程。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料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空间地域之间自由流动与重新配置的过程，即从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农村逐步转向城市的过程。可见，经济学主要从产业转型与生产要素重组等方面解读城市化。

基于以上学科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城市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受产业结构转型、地域转化与人口增长驱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城市发展，主要指城市在人口规模、空间分布、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化，从而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进而导致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由农村性状态向城市性状态的改变，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2．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作为一个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过程，主要受以下几个发展规律支配：

首先，城市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规律。

尽管各国城市化在起步、发展速度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说，城市化存在阶段性规律，主要包括起步、发展和成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起步阶段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内的发展阶段，在该阶段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发展阶段主要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70%，在这一阶段城市人口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外来移民成为推动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成熟阶段则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较为平稳。城市化的全过程呈S形曲线运动。

城市化进程中之所以存在阶段性规律，主要是各阶段城市的发展规律使然。

第一，在城市化初始阶段 ( 前工业化时期)，现代工业刚刚起步，企业规模较小，劳动力密集型家庭小生产是城市经济的主体。手工作坊和私营小型企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就业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贩、食品零售商及少量低层次的服务业人员。同时，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比重较大，农业人口比重占绝对优势。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同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推力”还不太紧迫，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还不够强大，必然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放缓。

第二，在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加速的特征。在这一阶段，现代工业基础初步确立，工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多，对劳动力的“拉力”增大。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快速增长阶段。农村的人口压力增强，乡村的“推力”明显加大。这一“推”一“拉”有力地促进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30%上升到70%以上。

第三，成熟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后，就进入成熟阶段。此时，城市化发展速度趋于缓慢，但城市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分。随着工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增强和资本与劳动力比例的提高，在城市的工业发展中，资金、技术投入越来越重要，就业岗位增长速度减缓，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向在城市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以金融和信息等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而大型重工业等生产部门迁往边缘地带，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公司和公司总部。城市的主要功能逐渐由产品加工和低层次服务向信息处理和高层次服务转变。人口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后工业化时代。农业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力较小。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都趋向均衡，城乡间人口转移达到动态平衡，城市化进程趋于停滞，部分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其次，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具有双向互推共进规律。

城市化作为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演进的过程，其发展水平受许多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从城市化动力机制看，农业发展是实现城市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农业发展不仅能够为城市人口提供充足、优质食物，也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所需的生产原料，而且还能为工业发展输送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另外，随着农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高档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城市生产得以持续进行，城市化的动力不断加强。

工业化则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尽管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但在随后5000年的漫长岁月中，就世界范围而言，城市始终没有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城市的勃兴、发展为标志的。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英国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以机器大生产的现代工厂逐渐取代了手工作坊，并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就业岗位，使大量的乡村过剩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与主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不仅促进了工业城市快速成长，而且带动了一批服务于工业发展的铁路枢纽城市、内河港口城市与海港城市崛起，从而使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城市化快速推进也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由于城市化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集聚，因而城市化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同时也带动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对产业和社会服务影响的规模经济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绩效，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另外，城市具有收入平水高、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从而促进了大量乡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加之城市产业集中，就业机会多从而使城市形成了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这不仅可以使厂商随时雇用到有专业能力的劳动者，而且劳动者也因为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而减少了失业的风险。与此同时，随着城市产业集聚能力逐渐增强，有利于厂商之间的技术外溢。因为同类的厂商相距很近，不仅有利于信息交流，厂商还可以利用技术外溢获得收益。一个厂商的技术创新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扩散到整个产业，从而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城市化不仅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而且还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和文化心理意识，进而引起了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因为，在一定范围内，城市的发展成本与城市的规模成反比，但效益却与城市的规模成正比，也就是说，城市的效率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的。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只要这种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好处没有穷尽，那么企业就会不断地扩张生产，以便从平均成本的不断下降中获益。通过以城市发展为中心把相关的各类产业的优势集中起来，能够实现不同收益特点的产业间互补，达到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效率提高，产业聚集就与城市扩张结合在一起，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再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推拉效应”。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推广与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与现代耕作技术的运用使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逐渐被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高效农业取代，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较少的农业劳动力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满足了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同时，因为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伴生的失业导致了大量农业劳动力收入减少，逐渐形成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巨大推力。

现代生产技术在工业部门的广泛运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劳动分工，衍生出新工种和新行业，进而也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产生了需求。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组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单人业主制、合伙制逐渐演变成为公司制，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分工。分工所造成的劳动力的需求衍生了对不同劳动力的“生产”的需求，城市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分工明确的教育、培训等新产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内部的分工，而且还间接地引发了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城市人口不足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时，工资杠杆发生了作用，吸引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走进城市。

总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生产规模不断膨胀，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分工不断细化，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伴随着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不断提高，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减小，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这种由城市工业的发展所引发的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对劳动力集聚的需求就成为一种吸收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巨大“磁场”，成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巨大推力。

人口转移的推拉效应对城市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是促进了资本转移。移民从农村迁向城市，必然要考虑将来在城市生产、生活的成本，也势必把他在农村的全部或部分积累带到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原始资本积累。二是引起了劳动力转移。个人的转移成功之后，他的行为必然影响他的亲戚和周围的人，从而形成一种迁移倾向。尤其先迁入者在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优越都会对周围的人形成移民诱惑，于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栖息已久的农村而流向城市。最后，促进了城市生产和消费市场的扩大。个体人原来在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城市是集聚生产，人们一方面为生产付出成本，另一方面为消费付出成本，有时还要为下一代的发展超前付出教育等方面的消费。城市的生产、消费市场因而越来越发达，城市的聚集效应就越来越强。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 城市的界定：在德国，人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对城市进行界定。其一，统计学意义的城市，即人口超过2000人的社区为城市；其二，法律意义的城市，即国家授予一定法律地位的社区，这类城市人口数量并不固定。本书对德国城市化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以统计意义的城市计算德国城市化率更能反映德国城市化发展的真实水平，因为许多新型的工业城市人口已经远远超过2000人，但囿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德国政府并没有及时承认这些城市的法律地位。

(2) 时间界定：在时间上，本书将德意志帝国时期 ( 1871—1918)的城市化研究下限定在1910年，而非1918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发展进入了非正常状态；二是沿用了目前史学界在研究德国城市化的传统时间断限。

(二) 选题的学术价值

19世纪后半叶，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仅为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也推动了德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急速转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发展，服务业范围也逐渐扩大，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农业的比例则不断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作为第二、第三产业的集中体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同时，工业化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产生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工业各行业和城市发展的需求。在“推力和拉力”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历史性的变化。德国在1871年的城市化率为36.1%，到1910年已飙升至60.1%, 初步实现了城市化。

笔者之所以选择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发展作为研究课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德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有的成果也涉及德意志帝国史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国内史学界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领域关注颇多，而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刚刚起步。随着国内史学界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为了更清楚地勾勒出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全貌，对该时期城市化的系统研究也逐步提上日程。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本书选题指向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以期使国内史学界能在德国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

第二，德意志帝国时期不仅是德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作为后发国家的成功典范的德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鲁尔地区独特的煤钢产业集聚成为铸就鲁尔城市群的强大动力，展现出独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的发展路径。探讨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动因，梳理城市化的发展脉络，总结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而且也能够整体把握在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战略下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

第三，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在高速工业化的助推下，德国城市化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不仅促进了大城市的优先增长，也使城市的区域布局出现重大调整。因此，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德国城市化的发展脉络，而且也能总结德国城市化的特点，从而能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德国城市化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化是基于19世纪前期乃至更早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之上的。因此，相关研究并没有孤立地涉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发展，而是将其与前期的城市化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

(三) 国外研究现状

1．德国学界有关城市史研究的整体动态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涉足城市史相关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开始运用新理论、新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解读城市的发展变迁。1970年，联邦德国在明斯特建立了比较城市史研究中心，这为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此时，德国城市史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向，从侧重研究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城市史，转向集中关注工业革命以来的德国城市史。这一时期德国史学界主要关注单个城市的内部结构变化以及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发展。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联邦德国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生态学家合作对城市史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1979年联邦德国出版了《德国现代城市史》一书，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在《德国现代城市史》一书中，首次借用了美国学者研究城市化的理论、方法与视角，以现代化视角对在工业化过程中急剧转型的德国城市进行了解读。

除了建立学术研究所、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外，德国研究城市史的学者也开始借助英美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视角。1980年，明斯特比较城市化史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借用了英国urban这个词，首先运用“城市化”( Urbanisierung) 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阐述德国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理论的构建、研究方法的创新为德国城市化的研究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这一时期德国城市史主要关注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内容涉及四个方面：(1) 人口转型：即从以农业人口为主导乡村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导城市社会转型；(2) 经济转型：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3) 新的社会结构推动了人口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4) 城市文化在社会上不断扩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城市史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以克拉贝 ( Wolfgang Krabbe) 为代表，着眼于“城市市政管理”研究，主张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城市市政管理，集中关注前现代和工业化时期城市社会阶级、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和城市精英。这个学派早期主要研究城市社会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对城市史的研究重心已从对单个城市的研究转向了研究城市管理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市民如何参与城市市政管理。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中产阶级怎样适应政治变化和社会重组。近来，已经开始关注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议会功能的变化，尤其是侧重对19世纪城市市政管理中政治权力分配的研究。其二，关于市政管理。19世纪中期，城市化赋予了市政管理独特的身份与职业，同时也引起了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损失。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管理职业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市政管理体制，从而对德国城市现代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城市市政管理职能主要由技术人员与金融人员构成的市政管理体制来行使。这些市政管理者主要对供水、供气、公共卫生、交通和建筑等方面进行管理，这些都是市政建设研究的主题。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市政管理中城市服务体系的研究。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市政管理当局主动承担市政服务的社会责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区内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于应对社区服务和公众需要，传统的以地方行政长官为主导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现代以社区服务为导向的职业行政管理体制。

另一种研究倾向则是以霍尔斯特·马策拉特 ( Horst Matzerath) 为代表的城市化学派，侧重关注工业化时期的德国城市化。他们从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探讨工业化时期德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运行规律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一般以单个城市为个案研究，系统考察城市的社会变迁。维尔纳·康策 ( Werner Conze) 认为城市作为独立的研究整体，应包含整个现代城市结构变化问题。城市史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一，对典型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主要包括人口特点、经济社会结构，其中科尔曼 ( Wolfgang Köllmann) 著的《19世纪巴门社会史》成为城市个案研究的典范。其二，城市史应该涉及城市发展的理论建构问题，其中包括市民社会与社会流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的生活条件、城市改造与规划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史学界在研究城市史的过程中研究方法、视角也发生了重要转向，借助不断发展与革新的信息技术，开始运用新史料、新方法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进行重构。他们在借鉴美国新城市史研究学派提供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数据档案，对城市史展开量化研究，拓展了比较城市研究的领域。城市史学家在借助计量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部量化分析的现代城市史，拓展了德国城市化史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跨学科与国际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多卷本城市化著作出版，城市史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纵观德国学者对城市史研究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界主要关注国内城市史，对城市化的研究较为薄弱。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侧重于国际合作并运用其他的分析方法，从整个欧洲城市发展的视野中去审视德国城市的历史演进，并进行比较研究。

据笔者所知，有关德国城市化的研究在国外学界特别是德国史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由于德国城市化的著作颇多，本书将有选择地介绍国外史学界对德国城市化研究的相关著作：

(1) 关于德国城市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德国学者对德国城市化的研究著作首推霍尔斯特·马策拉特在1985年出版的《1815—1914年普鲁士的城市化》。马策拉特是德国著名城市史学家，也是联邦德国最早引进美国新城市史学研究方法、理论的学者，其扛鼎之作《1815—1914年普鲁士的城市化》一书中，主要考察了普鲁士城市人口增长、社会流动与城市规划。霍尔斯特·马策拉特和霍拉科把普鲁士城市化的时间界定在1815—1914年间，并依据德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将这一个世纪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15—1840年间的城市化的准备阶段，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以自然增长为主，从整体上看城乡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西部的莱因与威斯特法伦地区的城市化已经启动；1840—1870年间是自发发展为主的城市化稳步推进时期，随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的迅速展开，德国城市化全面启动，主要的工业城市与大城市出现了少量的近距离与季节性移民，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增大，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871—1914年间则是在高速工业化助推下的城市化飞速发展时期，大城市与新型工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不断涌现，德国基本实现城市化，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霍尔斯特·马策拉特从城乡发展差异的视角解读德国城市化，不仅对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增长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深入分析德国城市化发展原因，这是此书中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不过，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的研究则较少关注，这也许是该书的美中不足之处。

与《1815—1914年普鲁士的城市化》齐名的著作还有克拉贝著的《19、20世纪德国城市史》。克拉贝对19世纪以来的德国城市史研究有极深的造诣。他依据德国城市功能的变化将德国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800—1870年间是德国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870—1920年间为第一次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1920—1980年则是德国城市化的完善阶段，城市社区进行了金融改革与市政管理制度的局部调整。这本书主要从城市功能嬗变的视角来论述德国城市化的演进历程，而对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迁、地域景观的变化、城市文化的扩散等问题都没有详细论述。从《19、20世纪德国城市史》一书中可以看出，克拉贝沿袭了德国城市史传统研究思路，主张从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如何参与市政管理、市政管理制度的变迁等问题入手，深入论述了德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市政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从而为我们展现出近代以来德国市政管理制度的流变与发展。

罗伊勒克 ( Reulecke) 也是德国城市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为《德国城市化史》。《德国城市化史》是一本系统研究德国城市化的专业著作。按照城市管理制度的变迁，德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19世纪中期前城市化的准备阶段、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阶段 (1850—1871年)、高速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阶段等三个阶段。罗伊勒克从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法律的演变、城市规划的发展、市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城市人口的流动、城市金融等层面系统研究德国城市化的发展。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从市政管理制度的近代转型角度解读德国城市化发展，但对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则较少涉及。罗伊勒克承袭了从制度变迁视角研究城市化的传统。

此外，霍尔斯特·马策拉特主编的《城市增长和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19、20世纪的城市化进程问题》是一本从城市内部结构变化的视角解读19世纪德国城市发展变化的论文集。该书以工业化以来城市居住区与工业区的分离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近代德国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并以柏林与汉堡的空间结构的变化为例，为我们展现出了不同类型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往往也各不相同。霍尔斯特·马策拉特在借助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解读德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内部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德国城市化研究的领域。当然由于这本书是一部论文集，仅对德国的个别城市进行了个案研究，因此，对德国城市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考察，这也是该书的遗憾之处。

另外，英美学者涉及德国城市化研究的相关著作主要有扬·德·弗里斯 ( Jan de Vries) 的《1500—1800年的欧洲城市化》。他在该书中将德国城市化放在欧洲城市化的视野下，从长时段的视角来审视德国城市的发展，以5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来系统考察德国城市的成长。据统计，1500年欧洲大约有9.6%的人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到1800年已经增加到了13%。欧洲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德国在1500年与1800年的城市化率分别为11%与18%，明显高于欧洲城市化发展的平均水平。他还从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城市学专家马克·杰克逊提出的城市首位度理论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德国城市体系的演进与等级分布。他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德国城市等级分布具有首位度低、大城市聚集人口能力小的特点。总体上看，在近代早期德国城市体系中缺乏像伦敦、巴黎那样的特大城市，这主要与德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国内邦国林立，城市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阿德·凡·伍德 ( Ad van Woude) 的《城市史》也是一本研究德国城市体系与等级分布的经典之作。阿德·凡·伍德不仅从城市经济发展对乡村劳动力的巨大引力作用的视角探讨德国城市人口增长，而且还从城市行政功能的转变、经济转型以及移民方式的变迁等层面来考察城市化发展。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16—18世纪的德国城市等级规模的演变，指出在这一时期各邦国的首都与区域贸易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但从整体上看德国城市的首位度明显低于英国与法国。

弗里德里希·伦格 ( Friedrich Lenger) 主编的《1780年以来的德国城市发展》被认为是英美学者系统研究19世纪以来德国城市化的经典著作。此书从德国城市史与城市化研究状况入手，深入剖析了城市文化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市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城市环境的恶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还系统考察了二战后西德城市的重建。这本书较多关注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则较少涉及。

(2) 关于德国城市的个案研究

德国城市的个案研究也是研究工业化以来德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德国城市进行个案研究的热潮，其中不乏经典著作。戴维·F．克鲁 ( David F. Crew) 的《波鸿社会史》就是德国城市个案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主要考察了波鸿的城市发展，运用了详细的档案资料，深入地考察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婚姻制度与社会分层制度，重点分析了波鸿的移民模式与城乡移民的动机，细致地梳理了城市化过程乡村过剩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状况；从政治行为的层面阐述了城市阶级关系，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城市的主导阶层——城市企业家的政治倾向；并分析了矿工与钢铁企业工人的政治主张。戴维·F．克鲁研究发现，德国非熟练工人与临时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空间较小，而熟练工人向上流动的空间则较大，这主要是与德意志帝国时期教育体制引起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有关。鲁尔地区的企业家不但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较小，而且参与市政的机会也小；从事贸易与商业的中产阶级则长期控制市政当局，把持市政管理。戴维·F．克鲁在《波鸿社会史》一书中，还详细地考察了在高速工业化进程中德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劳工纠纷等相关领域的问题。

科尔曼著的《19世纪巴门社会史》是德国城市个案研究的典范，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19世纪德国工业城市的专著。该书主要从经济发展、人口变迁、社会分层、无产阶级、宗教与文化、政治发展等六个层面来系统地论述巴门的城市发展。科尔曼从宏观视野将作为德国著名纺织业中心的巴门与英国的纺织城——诺丁汉、莱斯特进行比较研究，从社会结构与分层制度的视角审视纺织业城市的转型，详细的分析了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特点。

(3) 移民与城市化的研究

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界有关德国移民与城市化的研究著作颇丰。詹姆士·H．杰克逊 ( James H. Jackson) 著的《鲁尔谷的移民与城市化1821—1914》是研究德国移民与城市化的代表作。该书详细地论述了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在这本著作中，詹姆士·H．杰克逊通过对1810年、1843年、1867年与1890年杜伊斯堡移入与移出人口的统计，深入地分析了移民群体的宗教信仰、性别比例、人口分布以及融入城市的状况，通过对移民与杜伊斯堡人口增长的考察折射出该城市的社会转型，为我们研究城市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施特弗·霍赫施塔特 ( Steve Hochstadt) 的《现代性与流动性：1820—1989年德国移民》也是研究德国移民与城市化的代表作之一。施特弗·霍赫施塔特在该书中通过系统地研究19、20世纪德国移民的状况，分析了德国城市移民趋势与移民结构，并探寻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他以杜塞尔多夫的移民为案例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工业革命以前杜塞尔多夫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只不过是以近距离、季节性移民为主。他还批判了传统移民理论，驳斥了工业化以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的观点。他在该书中通过对个体移民、整个家庭移民以及移民中性别比例的考察，分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此外，该书还从宏观的视角审视了19世纪德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整个移民结构的影响。

除此之外，关于德国移民与城市化著作还有科尔曼的《人口史》、奥利弗·格兰特 ( Oliver Grant) 的《1870—1913年德国的移民与不平等》、德克·霍尔 ( Dirk Hoer) 的《人口转型：1820—1930年德国移民比较研究》等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主要从移民的视角详细地分析了德国城市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等相关问题。

(4) 德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制度研究

对德国城市市政管理转型的研究一直是德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市政管理近代转型主要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市政管理制度变迁两个层面。市政管理备受德国学者的青睐，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西尔贝格雷特( Silbergleit) 的《普鲁士城市——对1808年城市规程颁布以来100周年的反思》是研究德国市政管理的一本经典力作。该书主要论述了城市人口的发展与流动、城市行政区的合并、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水、电、气的供应、城市卫生事业发展、城市公园等基础设施与文化设施的发展。

与英国、法国相比，受19世纪德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德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制度更为复杂，因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胡戈·普罗伊斯 ( Hugo Preuß ) 的《德国城市发展》也是研究德国市政管理制度发展的重要著作。胡戈·普罗伊斯在《德国城市发展》一书中详细论述了19世纪以来德国城市的自治传统，并从城市宪法发展视角系统地审视了德国市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城市宪法为市政机构依法治理城市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不仅各地区的城市宪法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各地区的城市市政管理制度也各具特色。

英国学者威廉·哈伯特·道森 ( William Harbutt Dawson) 著的《德国城市生活与市政管理》详细论述了近代德国城市市政管理的发展状况。该书从城市地位与市政权力、城市议会与市长之间的权力分配、城市的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房产规划、公共卫生、贸易、济贫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金融与税收政策的视角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德国市政的历史发展、市政特色、市政功能以及市政议会的管理职能等相关领域。该书还着重分析了德国市政议会的特点及其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如雨果·R．梅耶 ( Hugo R. Meyer) 的《德国的市政管理》、约翰·布朗 ( John Brown) 的《1870—1910年德国城市卫生、住房以及政府干预》等也涉及城市的市政管理制度。

除了以上城市化的研究问题外，还有一些论述城市化的相关著作，如沃尔夫冈·措恩 ( Wolfgang Zorn) 主编的《德国经济社会史》、库钦斯基 ( Kuczynski) 的《德国日常生活史》、胡贝尔·布里吉特 ( Huber Bri-gitte) 的《德国的工业革命：区域增长的动力》、赫尔曼 ( Hermann) 的《欧洲经济社会史》等相关著作，也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19世纪德国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变迁。

(四)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德国城市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专门的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尽管国内史学界对德国城市化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主要散见于一些学者们的论文或一些相关著作的部分章节中。从总体上说，国内学者主要从城市人口增长视角审视了在工业化进程中德国城市化的特点。

邢来顺教授认为德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不一，大城市发展最快，中等城市次之；第二，受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城市发展呈现地区性差异；第三，各城市发展速度与其经济及社会类型联系在一起；第四，城市化进程与国内人口流动有着密切关系。

肖辉英研究员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德国城市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如下：首先，城市化的速度快，实现城市化所用的时间少于法、美等国；其次，德国的中小城市多，分布较均匀，人口过于集中的大城市少；再次，城市的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连；复次，德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呈波浪式状态，二者之间互为影响，并有互补作用；最后，德国城市化深受德国的政治统一的影响。

姜丽丽在硕士学位论文《德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研究》中主要从宏观的视角解读了19世纪德国城市化的动力、特点以及影响，该文的结构较为合理，但对于德文资料运用较少。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中外学术界对德国城市化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许多学者对此潜心研究，并出版了相关专著，但受制于时代特点与各自研究视角、方法的不同的制约，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研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1．从研究内容来看，有的学者倾向于从长时段的视角解读德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有的学者较多关注德国市政管理制度的变迁、近代德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另一些学者则集中于德国城市的个案研究，不过从整体上看对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2．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数学者在论述德国城市化过程中侧重论述城市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的变迁、市政管理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而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则较少涉及。

3．从研究方法来看，德国史学界对德国城市化研究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尽管对英美学者研究城市化提出的理论、方法有所借鉴，但缺少系统地从城市化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德国城市化。当前城市化已经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城市化理论也层出不穷，如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规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推拉理论”等相关理论。我们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深入地分析出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特点及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鉴于上述对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将系统地从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产业转型与城市发展、城市化的动力等视角深入地阐述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厘清城市化的发展脉络，分析出城市化的发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