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持续30年的偏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男性人口过剩和区域间分布失衡。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转型期同步，经济的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产生的数以亿计的城乡流动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变化和复杂性演变。性别失衡是性别歧视的人口与社会后果，不但损害了女性的生存和发展，还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婚姻挤压等重要人口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女性缺失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给个人、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日益显现。“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导致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主要集中在贫困农村地区，而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使得婚姻挤压的后果从农村扩散到城市，部分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农村流动人口被迫保持未婚状态，成为婚姻挤压的承受者。对同时存在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提高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这一弱势群体的生活福利、维护城乡社会稳定、推动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2009年厦门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2009～2010年全国百村系列调查数据，以性别、婚姻和流动三大视角，对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婚姻、生育、养老和心理福利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并对婚姻挤压下的个体安全感和社区公共安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得出如下重要观点。

在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中依然存在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大龄未婚男性是婚姻挤压的主要承担者，流动因素对婚姻挤压具有双面影响；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大龄未婚男性获得的客观社会支持和感知的社会融合均显著差于已婚男性；男性婚姻挤压明显降低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机会和婚姻质量，而流动有利于婚姻机会的增加和婚姻质量的提高；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偏好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流动显著弱化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偏好，并降低了生育水平；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流动人口中不断淡化，依靠自己养老逐渐成为主流，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养老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婚姻挤压削减了流动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福利。男性婚姻挤压较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各类群体的安全感，并对农村的婚姻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分析的大部分大龄未婚男性虽然并非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偏高出生性别比导致女性缺失的直接后果，但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已不容忽视，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西部地区尤为严重。随着1980年后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渐进入婚龄，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日益凸显和加剧，大龄未婚男性的脆弱性及其对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是对未来大规模出现“光棍”问题的重要警示。本研究结果和发现代表了乡城流动进程中性别失衡所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的初期影响和后果，其影响范围还比较小、程度还比较轻，其内部机理也许还不够稳定，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