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漫游性农业科技理性

（一）中国农业科技的治理体系：农业科技理性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劝课农桑”的传统，把先进的农业科技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是百姓繁衍生息的重要基础。为此，自西周开始，中国农事古书已详细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涉及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的耕种技术，采伐山林材物（即“作材”）、采集野生果物（即“敛材”）的生产技术，豢养鸟兽的养殖技术（即“阜藩”），以及化治丝麻（即“化材”）等副业操作技术，几乎囊括了西周的农、林、牧、副各业。上述各项，均由大司徒的属员分工执掌。可以说，千年以来，古代中国大多数朝代建立之初的休养生息、鼓励农耕的政策培育出了具有顽强延续性的、以小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制度、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等。不仅如此，通过在修筑运河这类大型公共水利工程中对大众资源的广泛动员实践，社会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帝国权力中心和共同身份的想象。自汉代以来，我国在政治治理上就强调“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由总产量不高而导致的饥饿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不稳的教训一直为治国者所关切。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农业科技治理体系已形成一个包含关于祖先的传说（农业教育和农耕文化）、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技术文本（古代农书）和实践技术体系（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路线和器具），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官僚治理体系（农官）的完整系统。

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传入，这套以“农业科技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建设方式和国民身份认同体系被进一步强化了。此前建立在农民生产试错经验基础之上的古代农业科技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文化认知上被归类为“传统的”和“落后的”，并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孙中山曾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的不进步”, “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他认为，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展近代农业，比如机器、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等七个方面，将粮食生产当作“一件大工业”来办。这套强调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思想，以及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发展思路一直自近代延续至今。1906年，我国第一个现代农事试验场建立，随后各省也纷纷建立现代农事试验场。这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体系。1911年，四川省已建立起74个试验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现代农业科技体系。这套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机构设置完备，在农业部的领导下，分为7个大区，为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徐秀丽，2004: 28）。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强调了上述八个方面的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这些理念很快被纳入国民发展规划中付诸实施，并通过这套自上而下的农业科技体系加以推广。然而，这个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科技的治理体系在政府推动下逐步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完善。随后，通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这套体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也就是在此阶段，中国农业科技理性通过一系列主流机制和架构的设立最终形成。具体而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时，首先做的就是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为之后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他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曾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之后进一步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农”等重要观点。邓小平对农业科技的这些论述，后来转化成为“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国家发展规划中逐步得以实施。换言之，这也是第一次，对农业科技理性的强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而确立起中国发展科技理性的高度和制度性保障。而在此战略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对农业科技的投资也是强有力的。研究显示，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中投资巨大，从人员数量规模上看，1992年，中国的农业研究人员名列世界之首（Huang and Hu, 2004）。这一阶段的研究尤其专注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主粮作物高产品种的改善，比如开发出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也逐步增长，最高可达40%（Zhu, 1997）。然而，和美国等发达国家70%～80%的农业科技贡献率相比，这一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科技体系推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通过专项研究资金和项目的设置，通过竞争机制的设置，使研究更好地反映市场的需求，并精简机构和人员。直到现在，这一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依然在持续，其结果也是混合的（Huang and Hu,2004）。

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尤其是近30年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科技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这种科技理性的含义是：长期以来，中国在突破人地高度紧张关系情况下形成了依赖技术的路径，而非制度的创新。这套体系不仅有着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同时，还有一系列配套的战略、政策和实践措施，是推动现代发展进程的核心动力之一。它有三个要素：第一，该理念强调现代科技在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关键性作用，因而它往往强调产量或生产力（productivity）的提高，或者广义经济上的增长和累积等。第二，该理念的落实往往需要依赖或构建出一套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起初，这种关联往往源于外界入侵所引发的防御性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体系逐渐去政治化，通过科技进步来推动国家的强盛逐渐从手段变为目标本身，从而使“发展”成为一种内在持续追赶的动力。一方面，科技发展需要依赖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动员集体资源的政府，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发展来推动国家强盛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国家建设和国民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塑造着政府的合法性。这种务实性和依赖集体力量的科技思想与西方现代科技的源起存在迥然的差异。后者主要源于启蒙时代，意味着人类摆脱宗教和自然束缚后的个人解放和个人理性的拓展。第三，现代科技理性在形态上存在多元性和发展的动态性，如前所述，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农业科技治理体系逐渐多元，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公共部门主导的研究和推广体系，一种公私合作的混杂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并被赋予了更可持续的期待。那么，这种中国式的农业科技理性能否通过中非农业合作的各种渠道漫游至非洲呢？如果能，又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种漫游的呢？

（二）漫游性农业科技理性：一种审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历史的视角

农业技术转移和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中心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也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发展问题，如反贫困、食品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医疗服务等，同时，还有历史交往等联结性和政治共同体等方面的因素，南南国家之间横向的技术转移比南北合作中的纵向技术转移容易得多，也因更为相似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有效得多。事实上，在过去五十多年的中非农业合作历史中，农业技术的转移一直贯穿始终，并在21世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增强非洲国家粮食的自足能力等指导方针的指导下，日益凸显为实现中国对外援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具体而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于中国外交关系的侧重区域和对非定位不同，中国农业援非虽已被列入双方合作的项目，但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后因60年代开始的与台湾地区在非的外交竞争而得以强化（Bräutigam and Tang,2009；蒋华杰，2013）。在“顶替援助”的过程中，非洲国家并没有按预期驱赶台湾地区的农耕队，同时还向中国政府提出派遣农业技术专家队伍的要求，希望中国大陆向非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意识到农业技术援助对中非关系破冰和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蒋华杰，2013）。此后，1971年，中国向18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农业专家，由此开启了一系列农业科技援非活动的序幕。从形式上看，当时在中国国内盛行的“农业八字宪法”和“大寨模式”等综合性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应用的组织管理方式也都随着中国对外农业援助被引入非洲国家，从而在非洲大地上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大寨”。由此可见，从一开始，技术转移就深深地嵌入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实践的历史当中，成为支撑的脊梁。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援非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国内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遭受重创，大批农业专家被下放到农村和基层农场，对非援助专家的选拔愈发困难。与此同时，农业援助在冷战背景下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选拔援助专家时格外强调其出身和政治背景，而不是其专业素养，这导致了援非实践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比如援非农场产量不高、效果不佳的现象，甚至影响到双边关系的维系等。1973年，当派遣专家的素质问题愈发突出时，农业专家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建设才开始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与之相关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施对外援助体制改革，采用项目竞标制，更加注重援助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果，注重从经济理性和技术可行性等角度来评估项目，而非纯粹考虑援助的政治效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双边、多边等援助方式，鼓励中国公司、银行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实施项目投资包干制，增强援助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技术转移和商业合作被视为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式（周弘，2009；徐秀丽，2011；唐晓阳，2013）。由此可见，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管理在形式上也越来越趋于技术性和理性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实践中上述以技术为中心的、日趋依赖技术官僚的理性化管理模式随着2006年中国对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自的实施发展至顶峰。长期以来，“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25%的人均用水量养活了超过世界20%的人口”（Huang and Hu, 2004）这一宏观话语经常被用来总结中国在农业发展方面的经验。这一发展奇迹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常被归结为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成功的经验对广大的非洲国家拥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学者也认为，只要提高非洲小农的生产力，就能将非洲从“农业悲观主义”中解救出来，从而实现非洲粮食的自给（Li et al., 2012），为非洲大陆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减贫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学者们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诸多反响，如2006年颁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白皮书》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及其行动计划中都提到了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性。此外，这一主张在非洲方面和国际发展界也同样获得了肯定的回应。如非洲综合农业发展计划（CAADP）就将技术进步置于非洲农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肯尼亚的现任副总统就曾提出，非洲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与中国的农业技术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优势，相信只要两者结合就能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实现双赢的目标（Alden,2013）。又如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The Afric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undation,2010）已经开始检测和评估中国农业技术与非洲小农生产之间的相关性。而国际发展界的一系列努力，比如旨在推动非洲绿色革命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和千年村项目的兴起，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通过技术重振非洲农业发展的方向。

由此可见，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不管是出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还是出于对当前国际发展思潮的一种反应，科技理性已经根深蒂固地镶嵌于其中，它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高层和专家对非洲农业发展陷阱与国家整体发展前景的理解和认知，即认为科技至上，科技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应该被列为首要的核心要素。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认为，非洲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粮食仍旧短缺，就是因为当地农民缺乏技术。因此，“教会当地农民种粮食非常重要”, “我的想法是，要用我国农业经验和技术，帮助非洲国家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彻底解决非洲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为什么富了，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业开始，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放手发展其他方面。我认为，非洲的发展也应该走这条路”（魏建国，2011: 230）。

事实上，这种纯技术视角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曾遭遇种种挑战，比如当中国专家回国后，非洲当地刚取得的农业高生产力这种“最佳实践”却往往难以持续，从而陷入了“上马快、见效快、滑坡下马也快”的怪圈（郧文聚，2000）。但这些来自实践中的教训并没有改变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漫游性科技理性的绝对位置，相反，这些技术在转移过程中所遭遇的“失败”或者说“不可持续”往往被解释为当地人对新技术认识不足的问题，或农民素质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向非洲传递着某项具体的农业技术，同时，与之相关的农业科技理性这种“发展意识”也随之从中国漫游至非洲——哪怕这种漫游并非出于自主的设计。这种“发展意识”将技术置于中心地位，并将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建设置于发展的优先序列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