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起源

城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之一。关于城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和学说。对于依水而居、逐水而居时代，先民们在长期治水实践中修建的壕沟、墙址等，为城的发展提供雏形。

防治水患的环壕

环壕，就是古代人类在居住区周围为防治水患而修建的防御性壕沟，也就是所谓的“疏川导滞”治水方法的遗存。环壕的最初作用是防御洪水，古人正是利用了“水往低处流”的特性，修建成圆形、椭圆形或圆角形，便于水流，来实现防治水患的目的。与此同时，过多降水对地穴、半地穴式居室也是一种威胁，环壕也可排放居址内的积水。后来随着人类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环壕的功能才逐渐转变为抵御敌对势力入侵的防御工事，就像“护城河”那样用来防御外来入侵。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并进而发展为“城”，而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城壕则更是环壕的延续和发展。

史前聚落中，环壕普遍出现。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环壕聚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如兴隆洼文化兴隆洼遗址、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后李文化小荆山遗址、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发展为鼎盛时期，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吴家营遗址、濮阳西水坡遗址、大汶口文化尉迟寺遗址、敖汉旗北城子遗址等，上述考古发现基本与我国传说时代洪荒时期相吻合。面对洪水的灾难，先民们首要目标是想方设法对付它们。如陕西合阳吴家营遗址有两条基本平行的壕沟，功能就是排水，因为位于河湖岸边台地上的环壕聚落，在没有特大洪水持续施虐的情况下，不易遭到暴涨河湖水的毁灭性冲击或淹没，却易受到来自较高地势山洪的袭击，而壕沟正可以泻却山洪，并把其排入自然河流湖泊或冲沟。再如2005年初，考古学家在河南省洛阳市洛南新区王圪垱村靠近古河道附近，发现以自然河道和人工环壕相结合的环壕聚落遗址，弥补了豫西地区史前文化由龙山中晚期到二里头早期之间的空白，为河洛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又一处可资借鉴的古文化遗址。

2008年10月20日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杭区博物馆联合对玉架山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7600平方米。考古发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环壕聚落遗址，环壕内主要有大型堆筑土台、沙土层、墓葬、居住址和灰坑等遗迹。环壕平面总体上略呈方形，北段中部略向外凸出，边长约134～155米、宽约4.45～15.2米、深约0.60～1.25米。环壕的年代下限为良渚文化晚期，其成因应该与良渚文化中期营建土台相关。环壕聚落规模较小，但比较完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良渚文化洪水灾害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

筑墙堵水的城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已有50多座，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及内蒙古地区，尤以龙山时代的城址为最多。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生过大洪水等自然灾害。除内蒙古的古城址尚无明显的防御洪水功能外，龙山时代城址的出现，就是当时人们大规模治理洪水的结果。

筑墙堵水的方法一经发明，防御洪水的效果明显提高，沟疏、墙堵，两者相得益彰，堵洪水于门外。这种“疏”与“堵”的完美结合、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发明创造——城，便诞生了。城址是史前人类在同水患作斗争的实践中，把“堤”筑成像环壕一样的环状，将自己的家园包围起来，把洪水堵挡在外面，以免危及安全。所以说，城的出现从一开始是用以防洪水的，城址是治水的产物及“壅塞百川”治水方法的具体体现。

黄河中游地区史前聚落多位于河边的第二台地或山坡上，距河面的相对海拔较高，一般的洪水不会对人们构成太大的危害。即便有大洪水泛滥，居民们也可以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山冈上，遭受的损失较小。因此，治理洪水的任务较其他地区小，所以史前城址数量最少，仅有郑州西山、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七座城址。

黄河下游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地势低下，黄河古代无堤坝，改道无常，洪水泛滥时这里是一片汪洋的重灾区。该区域史前城址发现最多，仅山东就发现史前城址18座，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应与该地区水患严重有关，如城子崖城址、景阳冈城址、教场铺城址、丹土城址和丁公城址等。

长江中游的古城址，已发现的有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市走马岭等8座城址。城垣多系堆土拍打而成，断面呈等腰三角形或梯形，两腰坡度较大，虽然宽厚有余，但较显低矮，若是防御人为的攻击，作用不太理想，这些城址多是为防洪而建。

长江上游的古城址，目前考古已发现的有新津县的宝墩古城、郫县的古城村古城、温江县的鱼凫村古城及都江堰市的芒城村古城等。城址采用斜面堆土拍打建造，平面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城垣宽阔，但高度却不大，两侧也不很陡峭，确实难以防御外敌进攻，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城门遗迹，人们可以从任何地点越墙而过。这种城墙与其说是为了保卫聚落免受敌人、野兽攻击，倒不如说是为了包围聚落抵御洪水冲击。因此，古城具有围堤性质，以防洪为主要功能。

筑台而居的堌堆

“堌”就是河堤。堌堆就是筑台而居的土堆，现在主要用于地名，尤其是山东菏泽市和济宁市的西、北部，分布着许多“堌堆”。拒不完全统计，仅菏泽的堌堆就有151处，如菏泽安丘堌堆、莘冢集堌堆、风嘴堌堆、安陵堌堆、官堌堆、梁山青堌堆等，以“堌堆”命名的村庄有100多个，占全市“堌堆”的2/3。这些堆遗址是人们筑高台而居后形成的遗存，形状有覆锅形、椭圆形、长条形和圆柱形诸种，有的则呈缓坡状台地。一般高度在2～5米，有的8米以上，最高者可达十几米。其面积大小也各不相同，大的2万～5万平方米，一般为1000～8000平方米。这应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和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菏泽市地处黄河下游，古有黄河、济水、濮水、沮水在此地流经，并有大野泽、菏泽、雷泽等水域。这一地域之所以形成一个个高大的堌堆，除与当时多沼泽、土岗古地貌有关外，也与当时汛期泽水横溢、黄河主流多次在这一地区泛滥有关。黄河下游的人们采用筑高台而居以躲避洪水淹没的方法。

此外，长江下游地区，地势较低，同黄河下游地区一样易遭洪水淹没，这里的人们也有同洪水作斗争的悠久历史。在浙江余杭安溪卢村以西发现良渚文化时期长达4500米的垄状土垣，应是与治水一类相关的设施。在江苏吴江梅堰镇龙南村发现有一条古河道东西流经，隔河相望坐落着两处居址。北岸边沿发现一段良渚文化早期人工堆筑较窄矮的小护堤，说明良渚人较早地开展了与水的斗争。

另外，在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省的其他地市，亦有发现。如在江苏称为墩、岗；河南谓之丘、岗、冢；河北称之为台；山东省的枣庄一带称其为台子、城子、埠子、古堆等。尽管各地的堌堆遗址名称各异，但就其性质和特征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见，在这些平原区域内，之所以形成堌堆遗址，是因其地势低洼，处于河流决溢、湖泊泛滥的侵袭和威胁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共同面临着的河湖水患之害，才是这些地域普遍形成堌堆遗址的根本原因。

聚落城址的排水设施

我国古代聚落城址中除部分有着浓烈军事性质的要塞和城堡外，大部分是依水而建。近水的城市虽有利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但水灾的隐患威胁同样增大。因此，古城在选址时已充分考虑了城市供水、灌溉、排水、防洪、防御、航运和防火等各方面需求。古人将更多精力放在城市规划设计和给排水系统建设上，充分利用天然河流、湖泊和洼地，同时规划并开挖许多人工沟渠、湖池，共同组成发达的水系。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兼有明沟、明渠和管道。明沟和明渠是指地面上人工挖掘的水道，小者称沟，大者为渠。管道指埋在地面下的水道。

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排水系统，是一组距今4500多年前、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它们出土于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时代城址。在中国古代，夯土城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洪。城址南门中间的路土下铺设有三组陶质排水管，剖面呈倒“品”字形，水管节节相套，两端有高差，便于向城外排水。这应该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有规划的公共排水设施。平粮台古城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起源、文明社会的出现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新的重要史料价值。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城遗址，其存在时间距今约3800～3500年。在早期宫殿建筑之间的通道下，发现了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晚期宫城中大型宫殿建筑的院内，又发现了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和陶排水管组成的地下排水设施，二者的铺设都是为了向院外排水。由于这类先进的排水系统仅发现于宫殿区，可知它并未走进普通民众生活。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遗迹。它们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机构成要素，体现着早期城的构成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