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主题关联性阐释

1．风险社会使乡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重大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全球已进入贝克所预设的风险社会，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社会风险的存在和影响，以及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强烈反差。在此背景下，不仅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既有的问题如贫困、自然灾害、拆迁占地补偿、计划生育、贪污腐败等会成为风险因素，一些新发的问题如扶贫救灾物资分配、林地水事纠纷、环境污染与农村养老等一定程度上也会诱发新的社会风险。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和管理过程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然而，由于观念落后、经济不发达、文化素质低下、交通不便，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的封闭性、同质性、零散性更强，改革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效率更低，这不仅会减弱整个乡村社会的抗风险能力，还对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表现为：对村民而言，他们薄弱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脆弱的心理状态预示着风险社会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打击和灾难；对村干部而言，滞后的洞察能力、迟钝的危机处理能力、低下的矛盾纠纷协调能力意味着他们面对社会风险时更显得不堪一击；对乡镇政府而言，“乡财县管”制度导致乡镇财权和事权的分离，进而引致债务化解的矛盾甚至危机。“吃饭财政”向“要饭财政”的转变使许多西部少数民族乡都变成了“空壳乡”，财政危机由此产生。由于财权是政府最基本的权利，财权的丧失和危机的产生必将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财政危机会引发更深层的治理危机。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下，乡镇政府极其有限的资源整合能力必将使其在危机处理中处于被动的状态，进而诱发新的社会风险。可见，风险社会使农村社区面临更多的挑战。

2．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治理面临更多的社会风险

少数民族乡村面临的矛盾纠纷更多、更复杂，牵涉的面更广，它们不仅要面临一般的村民矛盾、干群矛盾和宗族矛盾，还要面临族际矛盾、族群矛盾；不仅要面对族际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冲突，更要面对族际认同、族群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博弈。总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体现出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冲突频繁、族群认同强烈、宗教信仰繁杂、传统习俗众多、经济发展落后、文化素质低下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在面临相同数量和相似程度的社会风险时，更加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将会比其他地区遭受更多的灾难和更大的打击，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更多的不安。例如，近10年来，西部少数民族村民越级上访人数与频次明显增加。在我们调查的223人中，承认曾个人越级上访的有28人，占调查村民总数的12.6%，集体越级上访的有25人，占11.2%，二者合计53人，占样本量的23.8%。由于越级上访者一般带有强烈的愤怒与怨恨情绪，因此，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秩序以及行政成本的减少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又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以及游行静坐示威的频次更高，在调查的223人中，21.1%的村民（47人）承认过去10年中曾参与过。2010年6月8日，我们到贵州L县调研时，就遇到由修路与煤矿开发而引发的40多位村民用石头、鸡蛋、锄头围攻，打砸镇政府的情况。这种现象之所以在经济水平与人文素质比较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比较突出，一方面与村干部素质低下、工作作风粗鲁、态度蛮横、以人治代替法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村民受教育水平低对政策、电视和广播信息会误读或断章取义有关。因而在其合法权利受到侵犯后，往往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应对。可见，由于社会的脆弱性程度更高、风险承受能力更弱，风险社会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将面临更多的社会风险。

3．风险社会下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意义

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自199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通过现有文献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风险社会下的治理问题已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课题。而作为社会稳定的基层单元，贫困人口众多、抗风险能力极弱的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在这一背景下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本书的总目标是提高风险社会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促进西部少数民族乡村和谐、稳定地发展，提升西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社会风险预警、识别和抵抗能力。本书的具体目标是：一是寻找影响西部乡村社区治理的高风险因素；二是提出风险社会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三是引起国内学者对风险社会下农村尤其是落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问题的关注；四是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本书通过对风险社会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有效治理模式的研究，不仅能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理论，还能创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治理模式，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提供理论借鉴。对中国来说，2003年的SARS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问题使各级政府充分意识到了风险社会对其治理有效性提出的迫切要求。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观念落后，风险社会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的影响相对滞后，鲜有提及。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水资源开发、村委会选举、计划生育、矿产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的群体性风险事件频频发生，不仅大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还严重威胁着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治理效果。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应用价值。一方面，能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扩大基层民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另一方面，还能增加村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预防与消解影响乡村社区稳定的高风险因素，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乡村社区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