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书于竹帛——毛笔的普遍使用

对于书写来说，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繁荣时期。首先是书写材料的种类增多，除了铜器铭文继续延续之外，货币、玺印、陶器、砖瓦以及竹简、木牍、缣帛等均有相当规模的发现。其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毛笔的发现。这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确凿事实，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先秦毛笔的实际样态。

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战国时期的毛笔在考古中多有发现，共有三次，均为楚笔。

其一，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支完整的毛笔，笔杆为实心竹，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笔毫毛长2.5厘米，系选用上好的兔箭毫。古代没有家兔，此兔指野兔。所谓“兔箭毫”是野兔脊背上最长的针毫，称做兔颖，长4厘米左右，笔杆挺拔，毛颖很长，其中又有紫毫和白毫之别，而以紫毫为优。然后把笔杆的一端劈作数开，笔毛夹在中间，再用细小的丝线缠住，外面涂漆，这应该是战国以前或早期的毛笔制作的基本方法。与笔同放在一处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东西。其中铜削用于刮治竹片和刊削误字，即后代所谓“刀笔吏”者，就是因笔、削的功用而来。竹片为书写材料，小竹筒是毛笔的套筒，平时用以盛装和保护毛笔。

其二，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笔杆用苇，末端斜削出坡面，笔毫长3.5厘米，径为0.7厘米，比左家公山的楚笔略为粗大。与杆相接的一端用丝线缚牢，然后插在笔腔里面，通长22.3厘米。与它相配的笔筒则是两节竹管套合而成，一端保存着天然的竹节，一端填着小木塞。笔杆末端削尖，也许是为了簪插而得随时取用之故。这一习俗在汉代文献与图像中有见。包山笔的形制为秦汉的制笔所法。

其三，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毛笔，杆为竹质，通长23厘米，径0.9厘米，笔头长2.3厘米。其制作工艺也是把笔毛用细绳捆扎在杆上，外有竹质笔套筒一件。同时出土了与书写相关的多种工具，如铜锯、铜锛（锯和锛均为整治简版方版所用）、鎏金铜削、夹刻刀、木柄铜刻刀、木柄铜锥等。它们均被放置在一个长35.9厘米、宽16.1厘米、高14.7厘米的木质书写工具箱内。

笔头与笔杆的方式也有了根本的改变。战国以前，笔头做法是将毛裹在笔杆外围，以丝线捆扎，涂漆加固，这是一种较原始的做笔方法。这种方法所制毛笔，笔头中空，使用时容易分叉。秦以后，普遍改变了这一方式，开始将笔杆一端掏空，将笔头纳入此空腔中，这一制作工艺的改变，奠定了此后我国毛笔的基本形制。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笔就是这种形制。在此之前，这种工艺应当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

在这些新见的成批量的战国书写材料中，最为重要的是书写在竹简、木牍、缣帛之上的文字，简称简帛文书。使“书于竹帛”的文献记载得到了确切的证实。竹木缣帛较之其他书写材料最大的长处就是可以用较小的材料质量承载较多的文字数量。在纸张发明以前，文字一旦承担起世俗社会语言交际的重负，它们理所当然地被选定为书写材料的主体。简帛文书之所以最早在战国时代被发现，而且数量颇多，原因也正在于此。从内容上看，简帛文书更是有了重大突破，它所呈现的，大部分已是严格意义上的古书，即个人阐发其学术思想的著作。早期的文字应用，通常并不以作为个体的知识传播为直接目的，当个人阐发其学术思想时不再秉承口耳相传的传统，而开始使用文字时，文字的发展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随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发展，不仅是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还有朝廷与郡县、郡县与郡县之间的公文往来，法律条文的颁行传播，赋税征收和贸易活动中的簿录等，都需要文字书写活动的介入。一个崭新的文字书写的天地出现了。在以甲金为代表的传统文字书写方式衰变乃至逐渐消亡的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文字书写者，下级官吏、商人、工匠等小人物都有机缘去从事以往只有朝廷、诸侯或者贞人、贵族这个极少数的特殊群体才有资格去从事的神圣活动。而新一代的文字书写者，并不具备他们的前辈所具有的高深的文化修养，也缺乏尊重文字传统的典雅趣味，更没有闲心去精雕细琢地追求美饰效应，他们所注重的，只有现实的功利。与此同时，由于文字记录的内容已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威严，也没有多少传之千年流芳百世的需要，而其负载的信息量又较之以往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便使得文字的书写活动既表现了遵奉传统的必要，又不具备遵奉传统的条件，从而迫使书写者不能不以一种全新的务求迅捷高效的态度去应付现实的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书于竹帛的毛笔，便成了当时全体职业人员的重要使用工具，像20世纪30年代的钢笔和现今时代的手提电脑一样，成了一种高科技产品。到了战国时代，毛笔普及了，真正成为全民族意义上的使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