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顿协议》后的20年：西巴尔干国家现状与合作潜力_从“16+1”到“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共赢：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三届中国

从“16+1”到“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共赢：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三届中国—中东欧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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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顿协议》后的20年：西巴尔干国家现状与合作潜力

[波黑］伊万·巴尔巴里奇[70]

作为一个政治名词，狭义上的西巴尔干是指阿尔巴尼亚和除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其他前南斯拉夫地区。这一区域包含6个独立的国家：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

在大部分东欧国家顺利完成后冷战时代的初步转型时，西巴尔干国家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与动乱。在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不同规模的武装冲突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在通往长期和平的过程中，《代顿协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结束了波黑战争这一西巴尔干地区最为血腥的冲突。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都是这一协议的签署国。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代顿协议》及其影响，我们将主要讨论“微型”西巴尔干地区的现状与合作的可能。“微型”西巴尔干地区这一概念是在《代顿协议》中重新确定的，包括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共同特征。

本文将分析这一地区的现状，并简要描述各国的发展状况与趋势，以及官方立场和实际进程。本文还将对这一地区的合作和相关挑战进行分析，并着重阐释经济合作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总体而言，这一地区仍然面临着转型与战后的许多困难，发展程度仍低于战前的水平。

一西巴尔干国家及其相互关系

西巴尔干地区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以及多条洲际通道上，本应拥有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力。它可以因联结中欧与南欧、西欧与东南欧成为不同政治经济利益令人关注的中心。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以四个直接受到《代顿协议》影响的西巴尔干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不仅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第一波西巴尔干战争，它们随后的发展进程也大都限定在《代顿协议》的框架内。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体框架协议》，又名《代顿协议》，于1995年11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附近达成，并于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正式签订。这一协议成功结束了战争，同时重新定义了波黑的未来。尽管无人否认这一协议达成和平的成就，但涉及波黑国家结构与功能的具体条款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

作为和平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代顿协议》重新定义了波黑与其邻国的未来。对于整个西巴尔干地区，这一协议也有所涉及，但其主要影响是在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未来发展以及相互关系上。在《代顿协议》签署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巴尔干东部的武装冲突仍在不断升级，但最初冲突的四国却没有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因此，在分析《代顿协议》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区分两个相互关联但独立的危机。第一个危机围绕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以及黑山（在较少程度上）之间的分歧；第二个危机围绕所谓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涉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其焦点是科索沃问题。

佩贾诺维奇指出《代顿协议》的几个重要意义：“长达4年的战争得以结束；波黑的领土完整和国际合法地位得以维持；作为《代顿协议》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成为波黑国内体制的基础，在这一体制下，国家由两个政治实体和中央机构构成；人权按照国际标准得以保障；难民回归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有效进行。《代顿协议》的执行严格遵守国际社会介入国内事务的通则，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民事领域。军事力量是北约部队，民事力量的代表是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高级代表同时拥有对《代顿协议》的解释权与执行权。”[71]

自从签署以来，《代顿协议》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认为这一协议不公正，应该调整。但作为一个和平协议，《代顿协议》的主要成就是维持了长久的和平。显然，这一协议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对于结束战争并为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社会的重建创造前提条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协议签订后，波黑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和“后战争”转型的多重转变中。战争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它不仅破坏了波黑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也导致了难民的产生与人才的流失。对于波黑而言，战争的创伤是真实且持久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宪法是《代顿协议》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波黑的政治发展进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包括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和一个较小的独立区域布尔奇科特区。设有中央政府、主席团、宪法和国家法院、国家议会以及9个隶属于部长会议的部门。波黑宪法规定了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3个主体民族的平等地位，国家主席团由3个主体民族各派1名代表组成。两大政治实体享有宪法赋予的大量特权，比如经济、治安、卫生、农业、教育、能源等诸多领域的管理权。塞族共和国是单一制的政治实体，而波黑联邦采用的是全然不同的、分权化的国家形式，包括1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政府，并与联邦政府分享大块的行政权。

在《代顿协议》签署多年后，国家层面的政治机构有所增加，使得许多特权回流到中央政府手中。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加入欧盟的需要。但在波黑，对于这一变化的不同意见和争议仍然存在。尽管有着加强国家统一的努力和积极变化，波黑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国家，统一和分化的趋势并存，从而衍生出三个以民族特性为基础的不同政治舞台。建构共同利益、制定宪法、消弭各民族间的差异依然是波黑未来的最大挑战。

《代顿协议》设立了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办公室，执行民事任务，协调在波黑的国际民间组织的行动，解决可能的困难。如有需要，高级代表办公室拥有对《代顿协议》的最终解释权。和平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整个执行过程，经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任命高级代表。和平执行委员会由55个国家和机构的代表组成，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波黑的和平进程，包括财政援助、提供维和部队，或者直接在波黑进行项目运作。该委员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观察员。[72]高级代表每两年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情况。

“2015年关于波黑报告的主要调查结果”显示，波黑已经重回改革轨道并在2015年7月份启用的改革议程上将加入欧盟列为首要目标。[73]这一报告还指出，“贯彻改革议程是欧盟考虑波黑入盟申请的先决条件。尽管2015年2月的书面承诺表明加入欧盟已成为波黑国内的政治共识，但这一共识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改革和执行过程。增强公共行政能力、全方位提升合作水平和建立欧盟事务的协调机制也是波黑开启入盟进程下一阶段的必要条件。”[74]报告里也提到了波黑各级政府需要加强合作与协作，尤其是在波黑仍然面对重大社会经济挑战的情况下，而且波黑宪法也与《欧洲人权公约》有所抵触。“波黑处于公共管理改革的早期阶段”[75]，通过了2014—2018年司法改革战略，“为巩固完善的司法体系做了某种程度的准备”[76]。

同时，在欧盟框架之外，新的机遇也一一浮现。土耳其、俄罗斯、中国、阿拉伯国家等在波黑的投资与各类项目不断增加。由于其地缘和资源上的优势，波黑对外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作为各大宗教的交会点，波黑以及整个西巴尔干地区都需要学会利用多元化的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上的机遇。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2009年加入北约，2013年加入欧盟。在所有西巴尔干国家中，克罗地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贸易平衡性都是最好的，其双边贸易大多是顺差。另外，它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大型企业的过度扩张而面临经济困难。

克罗地亚是《代顿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并认为帮助扶持波黑国内的克罗地亚族人是该国的义务和一项主要的外交权力。这常常导致与波黑境内其他种族的冲突，后者认为这是干涉他国内政。

在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场战争随之在克罗地亚爆发。由于大部分塞族人不支持克罗地亚的独立进程，塞族精英向塞尔维亚政府求援，并试图控制大部分克罗地亚领土。在代顿和平会议上各方就克族和塞族间的分歧和最终解决方法达成了政治协议。这场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难民特别是塞族人从克罗地亚逃离，来到塞尔维亚和波黑的部分地区。

长期以来，克罗地亚对西巴尔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尽可能保持最大距离，特别是对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国家。后来，考虑到国际社会对地区合作的积极推动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克罗地亚与这些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多，双边关系也变得大体稳固。然而，在该地区仍存在某种困难，比如2015年难民危机时，各方关系紧张化的情形仍然存在，但远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水平。经济动力在这些国家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相互依赖。比如，克罗地亚最大企业阿格罗科尔以大量投资的方式进入塞尔维亚，而企业本身面临可疑的财政困难时，这一问题就成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促成两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进行干预与合作。

作为最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克罗地亚被期待成为这一地区在欧盟的代理人，助力其他国家的一体化道路。克罗地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程度，比如在欧洲一体化理事会中的合作程度一直很高，尽管这些合作往往不为民众所知。另外，克罗地亚也要求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能够改善自身的状况，从而进入入盟进程的下一阶段。过去，克罗地亚曾经数次遭到主要欧盟国家的干预，以寻求共识，打开局面，特别是在塞尔维亚一体化问题上。未来，克罗地亚有更多机会在欧盟内部谋求自身或者整个地区的利益，并帮助其他国家在入盟进程中继续前行。

2016年世界银行关于克罗地亚的报告指出，克罗地亚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正式加入欧盟的，加入单一市场与吸纳的欧盟资金帮助克罗地亚经济从2015年开始逐渐恢复。[77]尽管经济有进步，但“相比于危机之前，克罗地亚的GDP总量下降了约9%，失业率仍然高达13.8%。青年人的失业率则为惊人的34%，贫困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低于5 美元的）占到总人口的9%。对于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样的情况并不理想”[78]。报告还指出，克罗地亚的首要任务是重塑宏观经济稳定，提高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减少公共部门高额债务，消除私营部门发展与投资的障碍。[79]此外，“克罗地亚还需要继续进行公共服务、司法系统与国有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包括发展网络产业以满足人民与企业的需求”[80]。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这一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历史上是南斯拉夫的政治中心。它的实力与传统是西巴尔干能成功实现地区合作的关键。

塞尔维亚不仅被卷入上文提到的西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更深陷其东部纷争，其中之一是《代顿协议》数年后爆发的阿尔巴尼亚人问题（涉及科索沃与马其顿）。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科索沃。这一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自治省已经宣布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部分承认，但塞尔维亚从未接受。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也一直是塞尔维亚国内政治中的热点。

在波黑问题上，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立场相似。它认为通过签署《代顿协议》，塞尔维亚有义务保护波黑境内塞族人与塞族共和国的利益。塞尔维亚的政策通常倾向于寻求与作为整体的波黑合作的中间立场，同时坚持与实体的特殊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尝试，需要政治上的成熟。波黑与塞尔维亚入盟的共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的关系指明方向和前景。新的迹象表明，塞尔维亚政府重新将自己定位为地区领导者，特别是在欧盟边界之外的区域。塞尔维亚政府领导人亚历山大·武契奇的最新提议是邀请地区内其他国家建立一个经济联盟，但这一提议能否实现有待检验[81]。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塞尔维亚已经获得了候选国地位，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2015年欧盟扩大方案中有关塞尔维亚的报告，主要步骤——包括入盟谈判和根据欧盟现行法对塞尔维亚法律进行的筛选审查（按照欧盟的共同法规，对候选国各领域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又称筛选性会谈）已于2015年3月完成。[82]此外，“筛选性会谈报告中的谈判章节也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中进展顺利”[83]。欧盟委员会认为塞尔维亚在政治和经济标准方面不断进步。从长远来看，塞尔维亚仍需保持并巩固其经济和结构改革，包括在公共行政和经济治理方面的改革。鉴于其处于欧盟外部边界的地理位置，塞尔维亚面临史无前例的难民问题。同时，塞尔维亚也需要本着诚意的原则，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实现与科索沃的关系正常化。[84]

塞尔维亚不是北约成员国。因为1999年北约空袭塞尔维亚的缘故，它也无意加入北约。此外，塞尔维亚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受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影响，塞尔维亚的外交传统有着多元化的倾向，包括与中国及不结盟运动的关系。

2016年世界银行关于塞尔维亚经济的报告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塞尔维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缺陷，塞尔维亚需要巩固财政并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85]。塞尔维亚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是确保经济与财政稳定，抑制进一步的债务增长，以及为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和提升生活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86]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切实的财政巩固措施与快速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经济增长的瓶颈，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为中期更快速的增长和私营部门驱动的就业打下基础。[87]

2015年关于塞尔维亚报告的主要调查结果显示，“塞尔维亚的失业率虽然很高，也降到了20%以下”[88]。报告指出这一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私有部门受困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与投资的缺乏，发展水平低下”[89]。因此，“塞尔维亚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支持私有部门的透明框架，包括一个合理的准捐税体系”[90]。

黑山：黑山是这一地区独立最晚的国家。在南斯拉夫分裂的最初阶段，它与塞尔维亚组成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但这一联盟于2006年分裂。黑山是欧盟候选国，并已于2017年6月5日正式加入北约。相比于在与克罗地亚和波黑交战时坚决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黑山现在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去1999年的北约空袭外，黑山本土从未爆发过战争。

黑山政局以前总理和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这个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关键政治人物及其政党的长期主导为特征。反对党从未上台执政过。在西巴尔干地区，黑山的人口最少，但民族构成十分多元，波什尼亚克族和阿尔巴尼亚族是主要的少数民族。通常情况下，执政党的强硬政治立场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差异问题，各族代表也被有效地纳入统治体系中。在外交上，黑山已经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并展现出明显的亲西方立场。黑山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国家规模较小，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都只能需要通过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一体化前景决定了黑山的政治结构与决策进程。黑山于2012年6月开启入盟谈判，并争取于2020年正式入盟，这一时间要早于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在35个入盟谈判章节中，有两个章节已经结束，22个章节已经开启。[91]2015年欧盟扩大方案中有关黑山的报告表明，黑山在政治经济标准上都取得了进步，也提升了自身履行欧盟成员国义务的能力。[92]报告强调加入欧盟依然是黑山外交的重中之重。黑山也一直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及《稳定与联系协定》规定的任务，并在西巴尔干地区扮演建设者的角色。[93]

世界银行的报告将黑山定义为一个开放的小经济体。因为外资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黑山极易受到外部经济动荡的影响。[94]自身发展与国家机器运作的高成本加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使国家规模本就有限的黑山面临复杂的改革。黑山需要为私有部门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重组国有企业，实现公共支出的合理化以减少国家开支。[95]当下，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几项新的昂贵的社会支出正在挑战黑山的金融持续性与稳定性。[96]

上述2015年的欧盟报告指出，黑山的宏观经济依然稳定。“在应对经济挑战、包括巩固财政和营造商业环境上，黑山取得了一些进步，准备建立可运作的市场经济。在投资的拉动下，黑山的经济继续增长，尽管增速不如往年。”[97]黑山是外国投资的重要场所，也是巴尔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仍在增长的唯一国家。当然，“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使得黑山经济易受外部动荡和高贸易逆差的影响”[98]。

二《代顿协议》建构的和平进程

在分析西巴尔干地区20年的和平进程时，必须考虑国内、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以兼顾各国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下辖的主要组织逐渐意识到，从一个战争摧毁的社会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运转良好的国家转变需要大量的决策与努力，单凭波黑的国内力量难以实现。和平谈判和协议的成就常常受到挑战，需要战略上进行努力才能维持和平，并长期为国家发展提供充分条件。资源的分配有时是错误且耗时的，而错误的代价很大且经常难以修复。

对于波黑和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和平进程的介入是国际社会在当代的最大工程，至今已持续20余年。功过暂且不论，国际社会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案例，也为未来的相似情况提供了借鉴。遗憾的是，这一工程尚未结束。而要求国际社会停止介入的声音已经出现，何时和如何把责任移交到国内政治力量手中成为另一个未决的问题。

此外，整个和平进程也必须为波黑与周边国家维持稳固和持久的和平与安全提供保障。大量的紧张关系和之前的错误尝试造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分裂。公允地说，和平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限的和解以及制度建设等。但各国与各民族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隔阂，对于过去和未来存在不同的看法。

和平重建的最初阶段是十分困难的，既需要大量的援助也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外部援助巨大，但有时会因为波黑的吸收能力较低和政治障碍而停止。当然，波黑的变化是显著的。主要的基础设施得以重建，部分难民回归家园。战后开始的私有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许多以前的公共企业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一批中小企业兴起，成为推动变化的潜在力量。

波黑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能够达成和解的政治共识与文化共性。作为一个在政治和领土上分裂的国家，战争造成的差异性经常影响各地区的政治局势。有凝聚力的解决方案是在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更广泛进程下的改革。自21世纪初开始，加入欧盟就是波黑所有改革的基本支柱。但是，入盟进程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经常缺乏各民族更为广泛的支持，因此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波黑的主要危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生态有关，这些国家对波黑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有组织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将是波黑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当然，欧盟自身作为一个现存机构也有其局限性。2000年左右可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顶峰和欧盟最具凝聚力的时刻。之后欧盟面临着后金融危机的挑战和上一波东扩后的一体化疲劳征，吸纳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步伐放缓。

显然，在克罗地亚加入后，欧盟的大门将关闭一段时间，怀疑一体化进程的声音也会增多。欧盟已经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在波黑，欧盟重新定义了入盟的要求，使其与国内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符，同时，欧盟尽可能地实现入盟进程的非政治化，将这一进程的重点转回到经济发展上。2015年，在英国与德国政府的推动下，波黑提出了所有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改革议程，重点是创造友好的投资环境，应对重大消极因素，如腐败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等。

大量的和平重建改革已经开启。但结果往往不如预期，初期取得的成效也难以持久。一些人认为波黑的民族分裂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政治精英不愿和解，公共部门受到商业力量控制，媒体没有独立的地位且充满偏见。波黑既没有明确的发展理念，也缺乏经济增长的应对措施。结果，冷漠蔓延，年轻人视野受限，失业率增加，最好的选择只有离开这个国家。

在和平进程中，国际社会一直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但其作用往往不被国内势力完全接受。长期以来，国际社会都不清楚如何从现有制度和功能定位中脱离出来，而将职责完全移交给当地的政治力量。“胡萝卜加大棒”已经被多次证明不总是前进的最好工具。波黑的事态正在创造毫无价值的消极政治文化，缺乏进行公开、善意和富有成效的谈判的准备，在这种谈判中，妥协将是一种美德，而非软弱。

三地区合作与投资机遇

西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地区合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主要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来实现。该地区的共同历史，相似的文化、语言和民族背景以及经济合作的逻辑决定了该地区是一个整体。另外，许多外部倡议都把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该地区政治合作最为共同的特征是它被涵盖在一个不断式微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因为所有六个国家都正式表达了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意愿，这个渠道已成为该地区政治合作最主要的逻辑框架。受作为和平建设进程一部分的外部驱动，地区合作已经产生了大量倡议和制度成果。

1999年，欧盟启动了稳定与联系进程，这是一个支持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逐渐恢复邦交关系的战略框架。[99]该进程立足于双边契约关系、财政支持、政治对话、贸易关系和地区合作，旨在与有关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共同的民主原则、人权和法治基础上，每个《稳定与联系协议》都建立了永久合作框架，现在，与所有西巴尔干欧盟候选国和潜在候选国家的《稳定与联系协议》都已生效。[100]

主要制度模式是在萨拉热窝建立的地区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是1999年启动的《东南欧稳定公约》进程的成果。在东南欧合作中，该委员会是一个地区所有的领导框架，具有焦点作用，其主要任务是代表地区、促进东南欧合作进程、监管地区活动、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在援助——尤其是在欧盟的入盟前援助计划机制方面提供地区视角，以及支持公民社会更多参与地区活动。[101]

继《东南欧稳定公约》之后，2008年2月27日在索菲亚举行的“东南欧合作进程”外长会议上，地区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地区合作委员会为“东南欧合作进程”提供运作能力，也在“进程”的政治指导下开展工作。地区合作委员会包含46个成员国、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它的秘书处设在波黑萨拉热窝，由秘书长戈兰·史维拉诺维奇领导。该组织与很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地区组织、公民社会和私有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关地区工作组和地区合作特定主题领域的倡议都参与其中。地区合作组织年会在高政治级别上召开。它为地区合作进程提供战略协作和发展机制，审查并签署秘书长针对东南欧国家地区合作的年度报告、地区合作委员会的战略和工作计划。[102]

在2013年外长会议上，地区合作委员会通过了“东南欧2020 战略”，促进就业和西巴尔干繁荣，重视教育、创新、研发、文化和创新性部门的发展，通过创建企业和增加出口，以及节能、气候控制和交通一体化确保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支持就业、社会包容、良好的卫生保健和福利，促进贸易和投资领域更为密切的地区一体化，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反腐。[103]地区合作委员会中“东南欧2020 战略”的协调者——萨宁·阿日伐基奇在其文章中指出，通过“东南欧2020 战略”大约3年后，该地区只是慢慢趋近于2020战略的部分目标，尽管相关政府部门做出了很大努力，包括促进贸易平衡、教育和外国直接投资都达到或超出了预期，但是地区发展成果仍是喜忧参半。[104]阿日伐基奇认为，对于有些领域来说，比如贸易平衡（目标3），在欧盟的强劲市场需求下，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且超出预期。在过去的两年里，欧盟作为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贸易再平衡”的主要驱动力。他还指出，“地区贸易逆差已从2010年GDP 的15.7%缩减至2014年的10.8%,2015年仍继续缩减”。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目标5）和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目标7）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步，已基本实现了一半目标。[105]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对地区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地区倡议是，该协定不仅降低了关税壁垒，同时在政府采购、国家援助和知识产权各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106]西巴尔干国家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区域框架，例如欧洲能源共同体、欧洲共同航空区、东南欧交通观察站和区域公共管理学院。[107]

在地区合作方面，贸易和合作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其自身逻辑内经济运行良好。这些国家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它们在整个地区有大量的地区品牌和公司，同时共享对很多企业的所有权。相似的标准、主动进入欧盟市场时能力不足、经济合作和品牌的共同历史都是其并购市场的重要因素。这也符合事实，即单个市场很小，对外国投资者来说缺乏吸引力。

另一方面，六个相互独立的政府看法不同，这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作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现在必须要遵循不同的规则。为了向前发展，需要基于它们的发展潜力和自身利益的改变。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这些国家有必要构建合作文化。未来，合作过程应该逐渐由地区内国家主导，且减少外部事件或进程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使得现在独立国家的公众对历史和未来前景产生了巨大的认识分歧。对精英来说，彻底地向前发展并采取独立、勇敢的行动在政治上非常困难。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过欧盟一体化框架对其施加外部作用，参与式合作常常是较为容易的。但这肯定会影响到合作文化的构建。有些人认为，就目前来说，国际社会因在欧洲一体化层面没有坚持原则而在战略上失败。20多年后，该地区仅有一个国家成为欧盟成员，这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体化成果。再者，新确定的边界线穿过该地区，预期将存在至少10年，这可能会进一步分化该地区。对公众来说，合作常常被认为是致力于某种新南斯拉夫式的国家构建，尽管这种前景实际上并不存在。

欧盟委员约翰内斯·哈恩在提交年度扩大报告时说道：“现在的难民危机说明欧盟和东南欧国家间需要密切的合作。一个明确的欧洲前景渐渐地改变了我们的伙伴国，并强化了欧盟周边地区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欧盟扩大和相关条件坚定不移的承诺是对欧盟自身安全和繁荣的长期投入。”[108]另一方面，只要合作进程主要由外部驱动，且主要通过行政机制使其凝聚在一起，合作进程就将缺乏创造性、失去现有的机会。现在对于合作的讨论还不充分，而一些已取得的成果几乎不为更多的公众所知。这就需要创造性和战略性思维，对新的观点和倡议保持开放的心态。

所有合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西巴尔干协同和稳定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潜力。通过统一的市场，该地区将对外国投资更具吸引力，也能提高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从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来说，西巴尔干对欧洲大陆来说仍是一个新的地区。巴尔干国家处于东西方的交叉口。不过，“在趋向欧洲—大西洋结构的共同道路上的共同地区经济倡议，对西巴尔干在欧洲被内部问题和扩大疲劳征缠身的情况下获得西方（欧洲—大西洋）‘身份证’，以及中国等其他大合作伙伴的稳步崛起获得新的前景是十分重要的”[109]。正如皮尤所指出的，“从2003—2013年，东南欧向中国的出口增加了6倍，出口额从4.3亿美元增加至25亿多美元”[110]。

正如在前文所述，欧盟一体化过程要求入盟国家进行大量的、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内部改革。如果内部改革适当实施，中国的投资将发挥重大影响。入盟国家需要准备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激励很多的经济活动。由于“东南欧对投资的渴求和中国对自然资源、新市场的需求是绝好的搭配”，新的发展潜力十分明显，“这是一个不能浪费的大机会”[111]。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件也能促进东南欧与投资者的经济关系。近年来，中国对投资巴尔干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中国正致力于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连接欧洲和亚洲，“新丝绸之路”计划将对整个巴尔干地区产生重要的经济、政治影响。中国“在2012年建立了‘16+1’集团，这个倡议致力于改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112]。麦祖耶进一步分析道，“在波黑，波黑电力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代表签订了协议，中方将在位于波斯尼亚图兹拉的火电站承包部分工程，该协议总价值超过7亿欧元。2016年4月，塞尔维亚在斯梅代雷沃市唯一的一家钢厂被中国河钢集团以46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113]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新的现代化大桥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塞尔维亚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中国企业还在科斯托拉茨对一个火力发电厂进行了升级，购买了斯梅代雷沃钢厂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企业利用塞尔维亚作为生产和出口基地，经营汽车和农用机械厂，并修建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的部分铁路。[114]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代顿协议》对西巴尔干特别是协议条款直接涉及的四个国家的影响。《代顿协议》尽管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确立了长久的和平，并为各国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特别在经济领域，四国存在许多共同的问题，既包括积极的前景也有尚未解决的问题。此外，四个独立国家有着特定的内在动力，隶属于不同的政治俱乐部，也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中。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已下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政治上的成熟使得克制的、建设性的对话和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尽管如此，零星的冲突仍然可能爆发，明智的做法是准备预警机制与合作模式，这也是现有的制度机制已经在着手强化的。

作为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国际社会主要利用欧盟一体化机制促进地区合作。这一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地区合作委员会的机制更加成熟。但是，多数的政治合作仍然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既缺乏国内精英的跟进，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愿景。

考虑到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西巴尔干的经济前景具有显而易见的潜力。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减弱，但新的机会正涌现出来。地区合作就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吸引新的投资者并改变这一地区在整个欧洲的边缘地位。新一代领导人改变了商业文化，加之不断变动的环境会使这一地区在面临经济机遇和合作机会（不仅仅是在欧盟框架内）时更加开放和友好。协同合作会增加新的发展机会，使西巴尔干在全球范围内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鞠豪译）

[1]鲍里斯·古塞雷托夫，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世界文明研究所教授。

[2]Ekiert Grzegorz,Kubik Jan,and Vachudova Milada Anna,Democracy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An Unending Quest?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7;21; pp.7-30.

[3]Brumo Dallago,Steven Rosefielde,Transformation and Crisi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hallenges and Prospects,London:Routledge,2016,p.304.

[4]Branitsky A.G.,Kamensky G.V.,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the Textbook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Academician Kolobov O.A.M.-N.Novgorod:IMEMO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Nizhni Novgorod,2003,p.234.

[5]Modrow X.,The end of real socialism in Europe and the years of transformation（1990-2000）,Dialogue,Number 11,2000.

[6]尤拉伊·马鲁夏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7]Nadeem Ilahi,Anna Iliyna,Daria Zakharova,“Emigration Slows Eastern Europe's Catch Up With the West”,IMF blog,July 20,2016,https://blogs.imf.org/2016/07/20/emigration-slowseastern-europes-catch-up-with-the-west/,See also:David Ost,“Thoughts on the Hungarian and Polish New Right in Power”,Public Seminar,September 21,2016,http://www.publicseminar.org/2016/09/thoughts-on-the-hungarian-and-polish-new-right-in-power/#.WTm5fGjyi00.

[8]Jacques Rupnik,“From Democracy Fatigue to Populist Backslash”,Journal of Democracy,Vol.18,No.4,October 2007.

[9]Ivan Krastev,“Moment populizmu”,Kritika ＆ Kontext,Vol.13,No.36,2008.

[10]Andrzej Sadecki,“In a state of necessity:How Orban has changed Hungary”,Point of View,No.41,Warsaw: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April 2014,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pw_41_in-a-state-of-necessity_net.pdf.

[11]“Fidesz-Hungarian Civic Union”,Daily News Hungary,September 11,2013,https://dailynewshungary.com/fidesz-hungarian-civic-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