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寻求保守的稳定

[斯洛伐克］尤拉伊·马鲁夏克[6]

2004年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被视为该地区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成功故事”。另外，从各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共同目标的实现导致了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党之间达成的共识破裂。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完成被认为是象征性结束了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与之前不一样的变化。

加入欧盟后，中欧社会出现了新的冲突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作用，国家的许多属性都被转移到作为超国家一体化结构的欧盟层面，欧盟协调外交政策、海关关税以及与第三国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如边境管制、货币政策（如果是欧元区成员国）等。这些变化导致了忠诚的转变，特别是在政治精英和国家行政当局的层面上，因为“欧洲”政治已经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一起成为合作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国家性的象征和文化层面的作用有所增强，这导致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转型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之一是，该地区的劳动力大规模向西欧国家迁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起大约有2000万中东欧人流动到西欧。[7]其原因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控制减少了。一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伴随着社会共识，这是由获得欧盟成员国身份的愿望所制约的。然而在2004年之后，由于后共产主义社会有相当大的群体依然处于转型失败者的地位，社会凝聚力的问题再次出现。另一个挑战是基层民众对1989年后日常生活快速自由化持批评态度。自1989年以来，腐败丑闻和非透明的私有化导致了关于政治精英合法性的争论。加入欧盟后，在所有中欧国家或早或晚都发生了政府更迭。2004年5月2 日，波兰总理莱舍克·米莱尔辞职。2004年6月底，捷克总理弗拉基米尔·什皮德拉辞职。2004年9月，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被费伦茨·久尔恰尼取代。这些总理都被来自本党派的继任者取代。然而，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失利，新的由法律与公正党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保守派政府成立。在捷克，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2006—2007年被来自公民民主党的米雷克·托波拉内克领导的中右翼政府所取代。在相对稳定的斯洛伐克，2006年议会选举后米古拉什·祖林达领导的中右翼政府下台，方向—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罗伯特·菲佐成为总理，该党与两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组成执政联盟。

匈牙利和波兰的大型保守党派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在议会中获得了超过50%的席位。这些政党把自己定位为保守派。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是欧洲人民党的成员党，欧洲人民党把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联合在一起。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是欧洲保守党和改革派联盟的成员党，该联盟联合了温和的保守党和欧洲怀疑主义政党。在斯洛伐克，自2006年以来，除2010—2012年外，方向—社会民主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是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成员党。2012年提前选举之后，该党在议会中获得超过50%的席位。与它们的成功形成对照的是反对党的边缘化和碎片化，反对党至今没有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取代它们。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成员国——斯洛伐克、捷克、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2004年欧盟扩大后维谢格拉德集团成为次区域合作结构。四国还拥有共同的转型结构特征，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重点是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实行法治。本文旨在分析中欧保守党派愈益强大的原因，并探寻青民盟与法律与公正党之间、青民盟与方向—社会民主党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本文将试着分析2010年之后这三个强大的中欧政党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地区政治，以及在捷克是否也有类似的趋势。因2005—2007年第一届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任期太短，本文以2010年4月青民盟在匈牙利议会选举中获胜作为起点，讨论从2010年4月开始对该地区自由民主发展模式构成挑战的政府。

一 2010年4月以前的形势

自2008年以来，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相当缓慢。另外，中欧国家面临着失业率增长的问题。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同希腊和欧盟其他南欧成员国严重债务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欧元区危机，导致了先前基于共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共识瓦解。然而，首先受到公众质疑的不是欧盟的成员国资格，而是那些带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政治精英的合法性。由雅克·鲁普尼克定义的“民主疲劳”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已经在中欧地区显现。[8]伊凡·克拉斯特夫强调，为了避免那些代表非自由主义选民的政党获得选举胜利，一些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会产生削弱民主的意愿。[9]另一种趋势是传统的以纲领为基础的政党制度受到侵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通常存在时间很短的政治力量。2010年之前，中欧社会对长期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疲惫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2001年波兰民主左翼联盟获得成功的原因，它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将恢复正常”。罗伯特·菲佐也把他的政治议程建立在尖锐批评祖林达领导的两届政府（1998—2002年和2002—2006年）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后果之上。在2002年的竞选活动中，他呼吁“为秩序投票”。因此，自由主义的改革遭到左派和保守派政党的质疑。自2010年以来，社会批评也伴随着维护国家主权的需求，以及保守的中欧政治家对西方不断增强的批评立场。这些批评是在欧洲难民危机开始后提出的，当时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政府拒绝接受为所有欧盟成员国安排的安置难民强制配额制。

二 案例研究：匈牙利

在2010年4月匈牙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青民盟和较小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联盟取得惊人的胜利。它们在一院制的国民议会获得52%的选票和386个席位中的263个，即超过68%的席位。[10]青民盟于1988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成立，但其领导人维克托·欧尔班于1994年将政党的定位转向民族主义、道德保守的政党。随后，青民盟退出了自由党国际。[11]

由青民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控制的匈牙利新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国家合作计划”，它融合了民族—保守思想、社会保守主义、反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2010年春被确定为国家合作制度的开端，这意味着一种基于工作、家庭、健康和秩序等支柱的新的“社会契约”出现。该计划宣布建设“在民主意愿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然而，它没有提到自由民主的支柱，如个人自由、人权、法治和对多样性的尊重。[12]

青民盟认为新制度应该创造一个强大的匈牙利，因此政府的主要优先领域是恢复强大的国家和社会凝聚力。政府宣布将税率降低至低于区域竞争对手即相邻国家的平均水平，支持国内工商业包括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个优先领域是加强警察的作用。青民盟指责前社会主义政府通过减轻刑罚来保护罪犯。

激进变化的象征是在2011年通过了被称为《匈牙利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新宪法，新宪法强调民族和基督教传统，正式宣布匈牙利对居住在国外的同胞负有责任，无论其拥有何种国籍。定义婚姻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突出了变化的保守性。通过将国名从1989年开始使用的匈牙利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强调1918年之前就已存在的匈牙利王国的历史连续性。[13]《基本法》中显现的另一个趋势是权力的集中。宪法法院失去了在预算、税收和海关关税等问题上进行判决的权力。任命宪法法院院长的权力从宪法法院转移到议会，执政党在议会负责公布法官候选人的特别委员会中拥有多数。[14]国家取代地方政府获得了监督教育机构和医院的权力。[15]

另外，青民盟的目标是使主要的政治对手——中左派的匈牙利社会党失去合法性，后者被宪法修正案打上“犯罪组织”的烙印。[16]权力集中的趋势还表现在下列措施中：政府加强了国家对媒体的控制。[17]在2012年进行了选举改革，议会的席位总数从386个减少至199个，取消以前为单一选区设定的两轮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配106个席位的多元体系，以及全国范围内分配另外93个席位的比例选举制。[18]在以前的选举制度中，单一选区未使用的选票只分配给较小的政党。而根据新规则，它们也被分配给获胜的政党。[19]结果，在2014年议会选举之后，尽管青民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失去了7.86%的选票，但依然成功保住了议会多数席位。[20]选举改革也本着“民族政策”的精神，面向居住在邻国的250万—300万匈牙利族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获得匈牙利国籍。他们虽然在国外有永久居留地，但获得了在政党名单上投票的权利。[21]

欧尔班政府实施的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元素主要体现在减税方面。企业所得税减少至10%（如果收入不超过250万美元），如果收入超过250万美元，税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上。针对一些服务部门，如巨型超市、电信、保险公司和银行等实行特别征税。2014年，匈牙利政府宣布大幅削减国家福利开支，计划在2018年以前取消失业补助，以面向所有失业人员的强制性公共部门的工作代替失业补助。[22]

尽管对西欧发展模式和自由民主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迄今为止，匈牙利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采用了新的《基本法》之后，匈牙利仍然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不过，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以确保青民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长期保持政治影响力。

三 案例研究：波兰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获得选举成功的原因与匈牙利青民盟相似。从保守的角度质疑自由民主变革是引入“弱国家”模式的结果，即从社会凝聚力、制度稳定等角度，提供“较少或少于适当数量的政治商品和/或质量较差的政治利益”[23]。

强大国家、社会凝聚力和激进的去共产主义化思想体现在波兰关于新宪法，即所谓第四共和国宪法的计划中，该计划由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提出。该党认为，宪法应该明确规定波兰国家的基督教传统、反共产主义认同和对家庭价值观的特殊保护。[24]法律与公正党的领导人是莱赫·瓦文萨以前的合作者、20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领导人中较为年青的一代。法律与公正党是“团结选举行动联盟”的继承党之一。“团结选举行动联盟”和法律与公正党都得到了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的支持。法律与公正党第一次参加选举时聚焦“法律和秩序”问题，第二次强调在2001—2005年民主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发生腐败丑闻后重建国家。法律与公正党是一个温和的欧洲怀疑主义政党，它不反对波兰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法律与公正党的新保守主义在2005年议会选举后第一次获得影响力。法律与公正党起初建立了少数派政府，后来与民族—基督教倾向的波兰家庭联盟和社会民粹主义政党——自卫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尽管对后共产主义政府持批评态度，但在2005年以前，法律与公正党的竞选活动主要针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纲领党，后者推动了进一步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法律与公正党提倡“团结波兰”的愿景，反对公民纲领党提出的“自由波兰”的愿景。然而，法律与公正党对国家的治理并不成功，它领导的政府被指责为滥用权力，以致联合政府在2007年崩溃。马尔钦凯维奇和卡钦斯基政府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中央反腐败局，这是一个负责反腐败斗争和激进的“除垢法”的特殊政府机构。“除垢法”受到公众的尖锐批评，主要条款被宪法法院认作违宪。[25]另一个旨在改进国家机构工作的步骤，是解散1989年以前建立的军事情报机构。法律与公正党还将个人所得税减少至18%和32%，增加国家对有儿童家庭的支持，并在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6]然而，在2007年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在波兰建立了一个由唐纳德·图斯克领导的自由派政府。

直到2015年议会选举之后，自由派政府才被法律与公正党取代。与青民盟类似，法律与公正党也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获得37.58%的选票，占有235个议会席位）。[27]法律与公正党又一次取得选举成功的原因是波兰社会不平等、年轻人失业率高以及民众对公民纲领党的商业侍从主义行为感到不满。根据法律与公正党提出的“道德和民族复兴”计划[28]，波兰将实行总统制，加强国家对法院的控制，增加对有儿童的较为贫困家庭的补贴（每月500兹罗提），以及增加对所有家庭的第二个儿童和其后儿童的补贴。

新政府还加强了国家对公共媒体的控制，宣布推广爱国主义电影，并试图使堕胎法律更加严格，但最后一个措施遭到了妇女的抗议。贝娅塔·希德沃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领域是控制司法权。宪法法院改革遭到欧洲理事会设立的欧洲法治民主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的尖锐批评，该委员会认为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方式与现有的程序相矛盾，当然还有其他原因。[29]政府权力集中的另一个步骤是建立由5.3万名兼职士兵组成的新军事单位“领土防卫部队”，这支部队将直接向国防部而不是总统负责。[30]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法律与公正党宣布推广爱国主义电影。爱国主义言论出现在“1943年沃利尼亚大屠杀”[31]的纪念活动中，2016年波兰议会下院将其确定为种族灭绝。[32]

法律与公正党的宣言非常重视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强调天主教会在过去作为单一民族机构的作用，以及它作为“在波兰广为人知的道德教义的持有者和先知”的作用。因此，法律与公正党承认天主教会在波兰民族和国家生活中发挥的特殊作用。[33]法律与公正党的目标是用新宪法取代1997年通过的波兰现行宪法。[34]

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优先领域与青民盟所倡导的优先领域非常相似。两党都对加强行政权力、国家对司法制度的控制以及加强波兰和匈牙利社会的社会凝聚力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在文化和伦理价值观方面，往往与欧洲的主流相矛盾。2016年9月，两党的领导人维克托·欧尔班和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郑重宣告，他们在欧盟发起所谓的“文化反革命”，以作为对欧盟倡导的自由主义模式的替代选择。在英国决定脱离欧盟的背景下，欧尔班强调不存在欧洲认同。他们http://www.sejm.gov.pl/Sejm8.nsf/komunikat.xsp?documentId=2D76E3019FA691C3C1257FF800303676.都提倡在欧洲保留国家认同。[35]

四 案例研究：斯洛伐克

自2006年以来，方向—社会民主党在斯洛伐克占主导地位。2006—2010年，这个政党与较小的民族主义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共同组建了执政联盟。在2012年提前举行的选举之后，方向—社会民主党在议会获得了83个席位，占议会总席位的55%。在2016年的选举中，方向—社会民主党再次赢得了选举，获得22%的选票和32%的议会席位，并与斯洛伐克民族党和代表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桥梁党建立了执政联盟。方向党成立于1999年，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务实的政党，2002年以后转向了社会民主。在与小型的中左翼政党合并后，方向—社会民主党于2004年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36]

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但方向—社会民主党、青民盟和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优先领域——“法律与秩序”问题——相似，通过创造国家学说加强国家的作用等。另外，罗伯特·菲佐反对斯洛伐克天然气工业公司等“战略公司”的私有化。与此同时，他采用反对现有权力结构和反对少数民族的言论。因此，在2002年以前，方向党被认为比社会民主党派更保守。[37]菲佐还提出了重新实施死刑的问题。[38]2006年该党与斯洛伐克民族党联合执政，由于斯洛伐克民族党领导人表现出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倾向，方向—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社会党的成员资格被暂停至2009年。[39]

方向—社会民主党与天主教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15年，该党代表与其他保守党的代表一起投票支持将婚姻定义为男人与女人结合的宪法修正案。在2016年议会选举之前，方向—社会民主党向保守方向转变的趋势已经得到加强，自2015年起该党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背景下发表反移民的言论。甚至最初促进福利政策的政党选举口号“我们为人民服务”，也被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口号“我们保护斯洛伐克”所取代。

方向—社会民主党与欧洲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不仅该党的具体表现，而且该党的政策主张也显示出，它与青民盟和法律与公正党非常相似。

五 案例研究：捷克

相对于其他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来说，保守的转变在捷克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2010—2013年，来自公民民主党的彼得·内恰斯领导的中右翼政府大规模削减福利制度，并对天主教会的财产进行赔偿。虽然彼得·内恰斯政府在2013年被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执政联盟所取代，但捷克总统、社会民主党前政治家米洛什·泽曼继续与天主教会负责人、在捷克的红衣主教多米尼克·杜卡保持密切关系。2016年，米洛什·泽曼第一次参加了圣瓦茨拉夫日庆祝活动（捷克建国日，9月28日），尽管在过去他反对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因为它与天主教的传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捷克的遗产有太多联系。欧洲难民危机引发了反对所谓的捷克“伊斯兰化”和欧盟强制性移民分配配额的示威游行。反移民的情绪导致了政治运动“反对伊斯兰阵营”和激进右翼政党“黎明—民族联盟、自由和直接民主”的影响力的上升，就像“我们不希望在捷克共和国有伊斯兰教”那样。另一个表明捷克有向保守方向转变趋势加强的迹象是，人权问题在该国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正在下降。

迄今为止，捷克缺乏像青民盟或法律与公正党那样的保守政党。然而，捷克的自由民主因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政党“不满意公民行动”而引起争议。巴比什控制农业—食品控股集团“爱格福”和一些全国性媒体。他的政党被定性为非意识形态的“实际工作者的运动”（“我们不是政客，我们工作”）。然而，巴比什声称，他将使国家像私人公司那样运行。[40]与此同时，他的政党内部权力高度集中，建立在“商业—公司政党”的原则基础上。[41]巴比什也在探讨采用总统制的可行性。[42]

“不满意公民行动”内部缺乏民主规则，以及巴比什的言论中表现出不尊重自由民主原则，构成对捷克民主发展的主要威胁。根据民意调查，在即将于2017年秋季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前，“不满意公民行动”是最受欢迎的政党。安德烈·巴比什独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使“不满意公民行动”的定位接近于青民盟和法律与公正党。

六 结论

自2010年以来，中欧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保守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派的支持逐渐下降。在政治话语中，人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少，而是更加关注国家主权、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的问题。政治进程中的安全问题愈益突出，警察、检察部门和特殊服务的作用加强，是该地区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此外，该地区政治精英对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比2004年以前更加谨慎。

有魅力的领导人控制的中央集权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国家机构在国内政治中影响力的加强，目前在该区域的所有国家都有所体现。

尽管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有独裁倾向，但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们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废除。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实质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主要的威胁是宪法法院等控制权力的机构有所弱化，以及法律与公正党和“不满意公民行动”等一些政党意欲采用总统制，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姜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