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
中国形象的生产机制与意义过程，始终处于话语权力的张力场域中。西方话语在东方主义表述系统中塑造中国形象，霸权话语不断扩散；官方话语通过国家权力实施建构性民族文化认同，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又面临着被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民间话语让中国形象渗入了底层文化价值，包含了更多个人话语的主体性。很多学者也意识到了舆论场的多元分化问题，“当前的中国形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分歧；另一方面，国内社会力量的兴起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两个舆论场悄然形成。在此情形下，发生着博弈。‘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官方的自我想象’‘中国民间的自我想象’的三角关系，给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1]也有学者提出，两个明显对立而交错的话语空间存在于中国社会话语体系中：一个是官方话语空间，一个是民间话语空间。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议题空间，研究领域也关注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模式（“封闭控制vs揭露”“单向宣教vs抵触”“双向互动vs肯定补充”）[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形象本身就是多重语境下的产物，处于典型的话语权力不断冲突、调和过程的“非和平空间”之中。传统中西话语体制的两分法显得过于简约，中国话语体制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分裂。就中国形象的内部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境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方和民间双重性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体现出多重主体特征，多元的呈现方式赋予了其丰富的意义内涵。中西方各种权力话语塑造和重构中国形象的企图，隐含着中国形象主体建构的张力和困境。一方面，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不能完全陷入民族性论述之中，不得不试图寻找共存西方话语的可能性，并整合内部处于边缘位置的民间话语，借此中国形象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形象的主体性建构与西方话语权力宰制密切相关，西方话语支配下的中国形象常常是被贬损和压抑的，而中国形象理应寻求更多“自塑”方式下的支配权，即如何获得主导话语权力的问题。官方、民间和西方多重话语空间所形成三角关系的权力场域，存在着巨型与微型、中心与边缘、共谋与抵抗、框架与细节、控制与被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等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形象指涉不同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权力关系，互相认证、暗合，又相互排拒、对抗。新型三角关系下的话语权力场域隐含着复杂的认同与排斥的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形象的表达结构、生产机制以及意义过程必然是在相互作用中才能够得以确定（图0—1）。
图0—1 多重话语空间所形成的三角关系与中国形象的权力场域
纪录片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媒介方法和参考文献，“它介于新闻和文学的中间地带，构成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人文意义的新的文体形式”[3]，正如大卫·斯普尔（David Spurr）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分析，纪录片一方面“颇具历史纪录的意味”，同时又像文学作品一样“具备大量复杂的比喻”，“由于作者本身就是叙事场景的一部分，既掩盖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意味，也隐瞒了作品中解释范畴的历史面向。作者含蓄地占据‘主体及独立地位’，不受宏观解释模式的影响，而又因直接接触现实而充满权威”[4]。纪录片作为中国形象的研究材料和文本对象，也是中国形象的传播载体，生产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形象的知识体系和表述系统，也可以视作中国形象的话语实践过程。纪录片是以非虚构属性为基础的视听媒介形态，首先体现出中国形象视听表述的独特性，视觉性文本带来了中国形象的具象化，而且视觉传达与解说论述相结合（并不是所有纪录片都具有解说词直接论述的性质），兼具视觉图像性与解说词文学性的双重表现形式和指涉意义。从观看者的角度看，中国形象的视觉感知是由外而内的。纪录片的视觉性虽不同于静态视觉艺术，仍具有图像志意义。按照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对“图像”（images）的界定，“图像”一词几乎包括了油画、水彩画、广告画、宣传画、漫画、摄影图片、雕塑、电影、电视等所有的视觉艺术，纪录片自然也包含其中。[5]图像文本可以被认为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之力量的最佳向导。[6]纪录片是一种自我/他我景观的形象载体，也是一种视觉话语，以真实性为本质属性，最终是人们自身的影像映象，它记录我们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周遭世界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记录每个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中国题材纪录片本身处于一个中国形象的视觉/听觉系统之中，包含在中国形象视觉/听觉史的逻辑中，对于话语权力场域中中国形象的研究，其中一个层面便是围绕中国形象与民族精神遗产而展开的视觉/听觉史研究。中国形象在当代纪录片话语体系中生成、建构/解构、再生成的过程，具有真实/虚构、记忆/想象、隐喻/表现、主动/被动的多重内涵。
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在《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导论”部分写道：“在数个世纪以来，以至现在，（中国形象）在西方仍是惹人争议的课题……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单单令人感兴趣，也是一连串权力关系的重要部分。因此那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重要范围。”[7]中国形象是社会集体的想象物，不仅有很强的创造性，又具有可塑性，更是显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具有权力话语的阐释性内涵。作为话语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从官方、民间和西方三角关系下的话语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纪录片对于中国形象主体建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强化国家意识的形成，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感，培育社会集体记忆，对于重塑中国人的心理期待与精神价值追求也具有意义。在当前社会语境下，纪录片对外传播的作用超越以往，是最有效最直观的国际传播媒介形式之一，成为现代传媒技术背景下塑造和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虽然官方纪录片和民间纪录片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更显著的倾向是民间纪录片事实上打破了官方纪录片独占话语权的情况，抛弃了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民间纪录片试图与官方纪录片的中国形象实现分离；另一方面，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对话性不足，民间话语和西方话语却有着很强的共谋性。相比官方纪录片，中国独立纪录片通过西方电影节和各种展映活动在域外赢得了更多表述中国形象的机会；西方话语对中国的表述常常带有显而易见的东方主义态度，选取中国形象象征系统中的天安门、西藏和三峡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就会发现中国形象的权力运作机制下，东方主义话语对中国形象的主导，使得他者化的中国形象不断呈现。以西藏题材纪录片为例，在西方的欲望观看下，西藏形象要么是“浪漫的、幻影化的香格里拉”，要么是“被入侵的、封闭的、独立的喇嘛王国”，呈现出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重中国形象。
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表述渗透着多重认同关系，所面临的他者塑造与自我认同等困境正来自中国形象的控制性关系，以及话语权力场域的张力。正如萨义德所言，“批评，及作为文化解释的批判，并不能把我们从话语所固有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但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种权利的后果。”[8]以当代纪录片为考察对象，探讨官方、民间和西方多重话语空间所形成的三角关系下中国形象话语权力问题，对中国形象的主体建构方式进行系统分析，能够为确立中国形象的价值观念体系提供理论框架。现实意义在于，从国家立场上，中国形象的建构、传播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也关乎国家文化安全的阶段性和战略性。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讲，对于中国纪录片中外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以及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也有较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