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贵州民田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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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贵州田土制度研究

何仁仲、史继忠、[日]长野郎、翁家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李仕波、朱艳英、李中清、怀效锋、张晋藩等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明代贵州田土制度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了明代贵州的土司田土制度、屯田制度、田赋制度。二是描述了明代贵州的军屯机制、田土垦荒机制、官田机制等田土运行机制。三是反思和透析明代贵州的典权、佃权、土地所有权变迁。

何仁仲、史继忠等对明代贵州水西制度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所谓“则溪地”法律制度是指对“则溪地”的权属和性质等方面所作的规定。“则溪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宣慰和土目,它的使用权是子民,而子民不但要缴纳地租,而且要服兵役,“则溪地”属于“公地”。“水西的土地大体分为‘官庄地’和‘则溪地’两类。官庄地是宣慰、土目直接占有的土地,在这种土地上实行劳役地租,由其属民为之代耕,即所谓众苗通力合作,土目按亩收利的‘私土’。‘则溪地’,即‘宣慰公土’,分属于各则溪管理而统归于宣慰使,实际上是分给属下人民耕种的‘份地’,种地的人,既是‘土目之佃户’,又是‘士兵’,他们分地而耕,纳租于主。”[32][日]长野郎不但剖析了贵州土司土地租佃制度,而且也探讨了贵州土司领地地主所有制问题。“贵州土司的地租,当普通地主的三分之一。但在佃种地中所出产的物品或副产物等,一切都须缴纳,所以有‘玉蜀黍租’‘稻租’‘辣椒租’‘果子租’等的名称。甚至‘鸡租’‘猪租’的也有。可是,像‘鸡租’‘辣椒租’等,大半头人在中间就夺取了,土司不能得到的。”[33]“贵州的土司,设有中间支配者的‘头人’和‘总佃户’等,在地租以外,他们征收种种的物品,大部分多于头人的荷包里,汉人的地主和贵州的官田中,也有总佃户之设,本欲使其监督佃农,征收地租,但弊害也就随着发生了。”[34]“贵州的土司地主,对于佃农,恰如家主对家奴,无论命令作什么,均须绝对服从。例如,土司想开一道小河以供娱乐,则就聚集全部的佃农,使服劳役,在这劳动期间,一天除了管三次饭之外,没有工资一说。河成以后,佃农们还须赠送礼物,以为庆祝。凡在土司境内居住的人,就令不是他的佃农,这也是一样的。官庄的佃农,对于官田地租征收者或区长,也有以上的义务,不过不像土司的佃农那样绝对的罢了。”[35]翁家烈对贵州一些土司田土所有制的变动进行了探讨。“《平播全书》卷6载:当时播州居民仅存者十之一二耳。遗弃田地,多无主人。乱平后,复业之民往往昌认影占,原少而报多,以至一人有占田一千亩者,其余大部分田地则收归国有,由政府招人承种,纳粮当差,承种者交赋服役,成为国家的佃户。”[36]

李中清从时空角度描述了1500年前后贵州的官田机制和军屯田机制运行情况,勾画了明代时期贵州省税收情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共同整理了有关明清时期贵州的垦荒制度、屯田制度方面的资料,李仕波分析了明代贵州军屯制度,他认为,明代贵州屯田制度具有自身的特质。“明代在贵州大规模推行了屯田制度,最主要的屯田类型是军屯,在贵州驻军并不是从事军事活动,而是屯垦屯土。”[37]曹务坤、卢丽娟等探讨了明代贵州屯田制度的内容和特征,从法社会学视角评述了明代贵州屯田制度的借鉴意义和局限性。史继忠先生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民族学等维度探讨了明代贵州领主制不断向地主所有制转化的动因,探讨了奴隶制与原始公有制日益解体的主要原因。朱艳英博士以佃权和典权为切入点,分析了明代西南民族地区物权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及其重要原因,她认为,明代西南民族地区物权制度变迁呈现“非均衡”之特征。“明代西南民族地区物权制度变迁在时空上体现出明显非均衡特征。”[38]

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填补了明代贵州土司田土制度和屯田制度研究空白。二是为研究明代贵州民田制度提供了一些方法和启示。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其一,他们虽然对明代贵州田土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从宏观维度勾画了明代贵州土司田土制度,但是并没有从微观维度,并没有运用物权法理论梳理和透析明代贵州田土所有权制度和田土用益物权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特征和功能等,而明代田土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其二,他们对明代贵州屯田制度和民田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具有“片随性”的特质。例如,对明代贵州屯田制度、田土开垦和抛荒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史料整理和粗加工的层面上,没有相应的理论分析工具给予支撑,也没有揭示这些土地制度所蕴含的物权法思想。其三,明代贵州民田制度是明代贵州重要的田土制度,但是现有学者忽视了对明代贵州民田制度研究,忽视了对其规范性分析。其四,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分析法,并没有采用多重证据分析法,也没有运用法人类学、法社会学和民法理论等法律理论对其综合分析。其五,资料来源单一,主要资料是《明实录》(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贵州的一些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