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周督办”心态（一）

周作人由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跃而当上伪华北教育督办，这是他“仕途”的一大飞跃，他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伪职人员，跻身于伪政权的达官贵人之列，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大汉奸。伪华北督办共有六名，他便是其中之一。除死掉者外，战后这些督办都经由南京法庭审判、定刑，他们一起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由普通伪职人员到成为伪高官显宦，周作人生活上调了（每月工资达到了两千余元，仆人达到了二三十名，可谓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他的心态自然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概括言之，周作人的心态经历了三大转型，首先便是文人心态向官僚心态的转型。

在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期间，虽然听命于日本占领者，也送往迎来了各色日本人等，但他的社会形象毕竟主要还是一名教授和文人。由于涉水不深，他也还保留着较明显的文人心态。一直到他当了督办之职，这种心态也还十分明显，而且几乎让他丢了官。1941年初，日寇攻占了武汉至重庆的重镇宜昌，给国民党陪都重庆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庆祝“胜利”，华北日军司令部决定在天安门召开大会，命令大、中、小学学生统统参加。

既牵涉大、中、小学，命令自然先下达到了周督办座前。周作人的清高劲儿来了，认为学生好好念书即可，这种政治活动就不一定参加了。督办此意迅速传达至市教育局和各大学。第二天，各校照常放假，根本没有学生参加这个“庆祝大会”。伪新民会顾问（即太上皇）、日军少将安藤大怒，甚至要亲自抓捕那位“抗旨”不遵的周作人。虽经日本大使馆参赞土田极力劝阻，但消息转瞬即传至周作人耳中，吓得他大出冷汗^[4]，这件事典型表现了周督办履职之初的文人心态。周作人还以为是他当北大教授时对待南京政府，可听可不听，自由随便得很。他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是日寇傀儡政权下的一名高官，他是必须忠实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指挥棒的。稍一不慎，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当时如果安藤真是抓了周作人，甚至一怒把他毙掉，也不过是碾死一只小蚂蚁，发个讣告，说他心脏病突发猝死也就是了。这件事当然大大教育了周作人，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他认识到自己残存的文人心态只可潜藏心中，既然“为吏”，就要看上司的脸色，拍马紧追。之后，周督办就逐渐熟悉了“业务”，再也不敢跟日本主子唱反调了。周督办虽然仅仅干了两年多，但已经充分表现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诚。他的官僚心态也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浓烈了。他频繁出入于教育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发表长短不一的训话，大讲“亲仁善邻”的教育方针，大讲“善邻”、“反共”、“经济提携”三大目的，大讲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的“百年大计”。这种训话也见诸文章，比如在《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中，他便这样写道：

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监察领导。^[5]

督办心态已跃然纸上矣。

其次是胥吏心态向显宦心态的转型。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之类的官职，实权不大，油水不多，只能说是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胥吏。加上又是文人、教授，胥吏心态是很明显的。一般情况下故作清高，明哲保身，生活上也不敢太过铺张。当了督办，则截然不同了。这是日本侵略者手下的“官居一品”，在伪华北政权中相当显赫。除了督办外，他还有另外一些相当高的头衔，诸如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职。这些兼职虽多属虚名，但有的却有实惠。督办每月薪俸为两千元（大洋），这些闲差加起来也不少于一千元之数。这样一个高额收入，自然要有相应的高消费，要摆出一个督办的“谱”来。你想不摆也不行，因为督办有六位，别的督办肥马轻裘，而唯独你周督办老牛破车，那怎么行？再说，羽太信子历来大手大脚，挥霍浪费，现在成了高官显宦，怎肯反而不铺张浪费？所以，周督办的生活是相当豪华奢侈的。据统计，周当督办后有这样一些“豪举”：1.大兴土木，改建住宅（其实他的住宅本来便不小）；2.收买门前土地和邻居房舍，扩充住宅；3.购置豪奢衣裘、家具；4.仆役多达二三十人，还有常年“保镖”（侦缉队三名）；5.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庆吊铺张；6.自备小汽车（当时甚罕见）。^[6]“豪举”后面，正可以见出周作人的督办心态亦即显宦心态。周作人真的成为一个“很俗的俗人”（周作人语），什么“苦住斋”，什么“苦茶庵”，统统见鬼去了。

再次便是奴隶心态向奴才心态的转型了。当督办以前，虽然已成日本侵略者的奴隶，但馆长、教授之类，毕竟比较超脱；伪北大校内虽有多名日人“教授”，但这些“奴化教育”的监督者，“太上皇”姿态平时并不明显，周作人和他们表面上还是同事、朋友，奴隶尚未变成奴才。

当了督办，自然不同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日本太上皇的需要，他必须为“大东亚圣战”卖命。假如说馆长、院长之类还披着一件温文尔雅的外衣，那么，督办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充满血腥。周作人为什么那样积极地去苏北、冀中等地三次视察什么“治安强化运动”？因为那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前线，是日本施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地方。周作人早已经不是什么教授、文人，他早已成为“三光政策”的吹鼓手了。他向那些日伪官兵的讲话，句句都沾满了中国抗日军民的鲜血。至于他去日本叩拜天皇，慰问海、陆军伤兵医院并各捐款五百元以及追随汪精卫叩拜伪“满洲国”的儿皇帝溥仪之类，更都是十足的奴才行径，他已经被紧紧地绑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了。

周作人把这些奴才行径，说成为“逢场作戏”，说得很轻松，而事实上他是在玩命儿，他死心塌地，拼命为日本主子作奉献，他一心一意要跟主子一起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他们的“皇道乐土”。当了督办的周作人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奴才了。

关于周作人的奴才心态，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北平市地下工作者沈兼士先生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作为周、沈二位的老朋友，林语堂先生这样写道：

到了民国三十二年冬我回国。在西安遇见沈兼士，约同登华山。兼士真是仁人君子，在华山路上，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兼士说到流泪。^[7]

沈兼士、林语堂、周作人都是战前的北大教授，也都是《语丝》时代的老朋友。他乡遇故知，沈兼士在华山顶上向老朋友林语堂倾诉衷肠，怒斥了周作人对日寇暴行不敢做声的奴才心态。然而，话说回来，周作人怎敢做声？不让学生参加庆祝大会便得罪了太上皇，何况去劝阻日本宪兵对中国青年施暴？周作人有几个胆？他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