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幸存的原始史料
朱棣大肆焚毁建文朝的史料，举凡建文朝的榜文条例、诸臣奏疏、诸忠文集，都在严厉销毁之列，“千钩百索，只字不留”[79]。明初官修的实录、《奉天靖难记》等书，并不专记建文朝事，即便涉及，也完全是歪曲的反映。可以说建文朝史的研究，缺乏可信的资料。
然百密必有一疏。如前面提到的《毓庆勋懿集》，就侥幸存留下来。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发现此类“漏网之鱼”，这类资料，未遭删改，更多地传达了真实的历史信息，也许能使建文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另外一类资料，是劫后余生的诸臣文集。朱棣严令销毁建文诸臣的文集，但有门生家人，冒死收藏，俟后政治形势稍宽松，再将之刊布。这些文集，有方孝孺《逊志斋集》、练子宁《金川玉屑集》（《四库全书》名《练中丞集》）、周是修《刍荛集》、程本立《巽隐集》、刘璟《易斋集》等。当然，这些文集远不能完整地还原建文朝历史，因为它们非专门记史之书，对建文朝史事并无详细的、有意识的记载，只在个别文章中有零星涉及，并且在朱棣及子孙统治时期，为避祸患，文集中的犯禁之语，在流传过程中早就被删除干净了。尽管如此，细致绎，这些文集中的某些篇章还是对我们认识建文朝历史有些帮助，其中价值较大的是方孝孺的《逊志斋集》。有多篇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建文朝的政治。
《逊志斋集》中，有一些应命之作，不可小觑。和一般的应酬之文不同，此类文字倾注了孝孺的真实情感。从其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遭逢明君、君臣相得的欣喜之情。他对建文帝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歌颂，如《省躬殿铭》谓：“皇上嗣大宝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轻徭减赋，赏罚以类，举措得宜，行之期年，万姓悦服，群生欣豫，薄海内外，薰为太和。”[80]《郊祀颂》云：“陛下自即位以来，鸿恩惠泽，渐渍万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穷，赈乏绝，受直言，褒赏良吏，登任才俊，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宁阙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仁声义闻，升格穹昊。”[81]在方孝孺的眼里，建文帝是一个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君王。为什么方孝孺被诛十族而不悔，诸忠“鼎镬甘如蜜”？庶几乎！于兹可得解。
除了此类歌颂性的语言外，文集中还记录了建文时的一些具体施政措施。
设宾辅。洪武时，亲王地位极尊崇，三公大将军皆趋拜于庭，而王府官的地位却很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因此，诸藩骄泰易滋，屡为不法之事，王府官员“不能矫其失”。建文二年（1400）三月，“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具体办法是“诏增立宾辅一人，佐讲读及书各一人，进对皆称名而不臣，坐论道德，用宾师之仪”[82]。
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明太祖实行重刑政策，人们动辄得罪，故设都察院专理刑案。建文帝“嗣位之初，即下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租巨万计，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纪元，赐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为之赎，免田之租税几年，分遣使者问海内所患苦，赏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分之二，人皆重于犯法”。由于犯法人数大为减少，“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诏若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府为都察院，与刑部分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院，仍汉制为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扬教化为职。省御史员，定为二十八人，务为忠厚，以底治平。’”[83]建文帝重教化，宽刑狱，论囚之数大减，故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察院的职责为审理案件，面对臣民；而御史府的职责为匡辅君上，宣扬教化。官府名称的改变，反映出建文君臣追求的治国方略与理想，是儒家的仁道政治。
诸如此类材料，孝孺及诸臣文集中都有一些。如果我们仔细地耙梳，对建文史的研究当有裨益。
[1]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1《让皇帝本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明史》卷4《恭闵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3]黄彰健：《洪武二十二年太孙改律及三十年律诰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〇本下册。
[4]《明史》卷3《太祖纪三》。
[5]姜清：《姜氏秘史》，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十七（1988年）。
[7]《明史》卷93《刑法志一》。
[8]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朱鹭：《建文书法儗》正编。
[10]《明太宗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甲申，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11]王熹：《建文帝永乐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12]《明太宗实录》卷10下，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辛丑。
[13]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
[1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伴读朱君之庆府序》，《四库全书》本。
[15]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6]《明史》卷94《刑法志二》。
[17]晁中辰：《论建文新政》，《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18]晁中辰：《论建文新政》，《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1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中华书局1977年版。
[20]《明史》卷116《诸王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
[21]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22]《明史》卷142《黄子澄传》。
[23]郑晓：《今言》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4]韦庆远：《论封建皇权和皇位继承问题》，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5]姜清：《姜氏秘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7]《明史》卷142《黄子澄传》。
[28]《明史》卷142《齐泰传》。
[29]《明史》卷142《铁铉传》。
[30]《明史》卷141《景清传》。
[31]《明史》卷307《纪刚传》。
[32]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20《建文定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朱鹭：《建文书法儗•述盛德十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4]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20《建文定论》。
[35]《明史》卷147《胡广传》。
[36]《明太宗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37]《明太宗实录》卷9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丁丑。
[38]《明太宗实录》卷11，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39]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序》。
[40]《明史》卷141《方孝孺传》。
[41]夏燮：《明通鉴》卷14，中华书局1980年版；《明史》卷171《杨善传》。
[42]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7，《续修四库全书》本。
[43]焦纮：《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谥文懿杨公守陈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陈继儒：《建文朝野汇编序》。
[45]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二章《明代官书所记之靖难事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五（1948年）。
[46]《四库全书总目》卷52《奉天靖难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
[47]《奉天靖难记》卷1，邓士龙《国朝典故》本。
[48]《奉天靖难记》卷2。
[49]《奉天靖难记》卷4。
[50]《奉天靖难记》卷1。
[51]《奉天靖难记》卷2。
[52]《奉天靖难记》卷1。
[53]《奉天靖难记》卷4。
[54]《奉天靖难记》卷1。
[55]《奉天靖难记》卷2。
[56]《奉天靖难记》卷4。
[57]《奉天靖难记》卷1。
[58]《奉天靖难记》卷4。
[59]郑晓：《今言》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
[60]朱睦
：《革除逸史》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1]《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己未。
[62]《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庚申。
[63]《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冬十月己未。
[64]《明太宗实录》卷200，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
[6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监修实录》，《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80年第2次印刷。
[6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答汤荆岘书》；亦见《明史例案》卷8，吴兴嘉业堂刻本。
[67]查继佐：《罪惟录》卷5《艺文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8]夏燮：《明通鉴•义例》。
[69]徐健奄：《修史条例》，《明史例案》卷1，吴兴嘉业堂刊本。
[70]吴晗：《记明实录》，《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转引自陈学林《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39页。
[71]郑晓：《逊国臣记》卷7《叶砥传》，《吾学编》，《续修四库全书》本。
[7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监修实录》。
[73]解缙：《天潢玉牒》；邓士龙：《国朝典故》。
[74]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75]王崇武：《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七期（1947年）。
[76]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1963年）；另见南炳文《关于燕王朱棣的两篇敕书造假案献疑》，《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南先生此文对造假说提出质疑。
[77]《明太祖实录》卷127，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寅。
[78]《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己酉。
[79]朱国祯：《皇明史概•大政记》卷7，《续修四库全书》本。
[80]方孝孺：《逊志斋集》卷7《省躬殿铭》，《四库全书》本。
[81]方孝孺：《逊志斋集》卷7《郊祀颂》。
[8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伴读朱君之庆府序》。
[8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7《御史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