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都有坚实的思想理论，当然，由于时空背景不同，理论基础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一 红岩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共产主义者对世界、人生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共产主义者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红岩精神体现和升华了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以唯物主义为基石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种世界观在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实践斗争中，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现代科学成就的理论研究中，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较量中不断得到完善和验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来指导革命实践。特别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各时期的实际，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以及具体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68]，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党建实践中的具体化，这也是红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基础，是红岩精神中“实事求是”的源泉；而密切联系群众也是红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整风运动中体现得很充分。当时，无论是作为南方局领导人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还是一般共产党员，都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努力提高党性修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19世纪中期，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明确其理论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全面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公义无私等价值观的优秀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突出了一个“公”字。并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献身作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69]
（二）延安精神的影响
中共中央在延安培育的延安精神，对红岩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领导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实践中，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是在汲取延安精神长处的基础上，结合国统区的特点，根据国统区复杂斗争的需要而培育起来的。周恩来在领导南方局的斗争中，十分注意宣传和发扬延安精神。据南方局工作人员张黎群回忆，周恩来常对他们讲，一定要把南泥湾精神带到红岩来，并把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在红岩体现出来。为此，周恩来曾亲自带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开荒种菜、打水井、种果树。[70]周恩来在南方局还大力提倡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他在对南方局干部的讲话中，要求他们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具有“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71]显然，这对于红岩精神的形成，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辛亥革命精神和黄埔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辛亥革命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三民主义
在宣传、组织和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进程中，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为基础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三民主义”则是辛亥革命精神产生的重要因素。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体形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绝大多数都是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在所留学的国家里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观察，选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体制，主张实现“三权分立”。主张直接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三权分立的思想。1787年美国制定的联邦宪法，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在美国檀香山学习多年，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也是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72]，就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的影响。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更是号召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这25条政纲主要有：（1）推翻封建清王朝，反对任何干预中国独立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2）在中华共和国内，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3）政府权力由人民授予，人民可以推翻不称职的政府。（4）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5）以美国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按照中国具体国情，制定宪法和法律。（6）新政府有独立的国家职能，外国人不得干涉，与各大国一律平等。[73]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的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其内容就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在与君主立宪派进行论战时也明确指出，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具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74]
（二）黄埔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黄埔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之后，认真思考总结革命经验，提出了许多革命理论，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革命原则[75]，这些都为黄埔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尤其在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内容丰富，含义深刻，为黄埔精神的产生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要求全校师生为革命牺牲奋斗，必须革除旧的不好的思想，树立革命的新思想。他要求大家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孙中山还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在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革命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的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了”；当革命军的资格，“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要求诸君不怕死，步先烈的后尘，更要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76]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著名的讲演，通篇贯穿了爱国、革命、奋斗、牺牲这条主线，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革命思想，是对黄埔精神内容的全面论述。因此可以说是黄埔精神的理论基础。
三 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阶段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各地方文化以及不同时代革命主题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坚实的思想文化理论基础。
（一）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井冈山精神是中共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首先，井冈山精神的创造者们在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发展性进行了大融汇、大统一。其次，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也蕴含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求真务实态度；还蕴含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以及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这些都毫不例外地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外来文化的印记。
在“实事求是”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7]毛泽东、朱德在自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重视调查研究，主张实事求是，开创了一条革命新道路，形成了弱者抗击强者的游击战理论。
（二）中央苏区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首先，从思想渊源上看，苏区精神的产生，是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相比大革命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昔日的盟友国民党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革命的内容由国民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革命形势由一般的群众运动变为以武装斗争为主，群众运动为辅；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78]但是，土地革命初期，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适应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1930年，李立三提出了“左倾”冒险主义，认为中国革命“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已经逼近我们面前了”，“并极大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79]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王明上台后，依旧顽固地推行“城市中心论”革命模式，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对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他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大量反映中国革命规律，又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文章。在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包括：在对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才能更好地动员和发动农民参加中国革命；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去了解中国情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其次，苏区精神来源于民族精神。首先是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斗争中，把精忠报国、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融进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主权的行动中，继承和改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它成为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最后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统一的精神。
（三）长征精神产生的思想源头：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是在继承井冈山时期我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其直接渊源来源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于井冈山精神。[80]长征前，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一些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逐渐形成，如：服从党的领导、听党指挥，官兵一致、团结友爱，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长征中这些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在长征路上，红军官兵不论职位高低，不分资历深浅，互相关心，同甘共苦，很多团以上干部都把马匹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过草地时，很多同志都把最后的干粮留给了战友。这种官兵一致、团结友爱、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是我党在任何条件下勇往直前、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长征精神的艰苦奋斗精神也直接来源于井冈山精神。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军民在敌人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在斗争和生活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开创了革命新道路。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是罕见的，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和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井冈山红旗不倒、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信念，是红军长征保持坚定革命信念的源头。长征精神的形成也得益于井冈山精神培育、形成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长征精神是党在长期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培育、形成的。1927年“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着重强调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81]这些措施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政治觉悟，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为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打牢了思想基础。在长征途中，部队走到哪里，仗打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红军官兵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信息和勇气，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
（四）延安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产生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长征路，成熟于延安土窑洞。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摆脱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目指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此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一篇篇光辉著作，照耀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据统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四卷共收录毛泽东著作159篇，其中延安时期写的多达112篇。占《毛泽东选集》第1—4卷总篇数的70%之多。[82]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的发表，都是此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以及此前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准备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被称为“党性修养三著”，对加强党性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精神正是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五）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共在西柏坡精神形成之前的革命精神
西柏坡精神直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源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对这些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建党初期就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就不会有西柏坡精神。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靠着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长征的胜利，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给了全党全军以坚定的信心和巨大的勇气。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开展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使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83]，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 伶仃洋，是珠江的出海口，北端从广州南沙大角头至东莞沙角约3.5公里，南端从澳门路环岛至香港九龙半岛，宽约65公里，为一喇叭形河口湾。
[2] 《宋史·文天祥传》，转引自杨云艳主编《领导干部精读二十四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70页。
[3] 吴毅：《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4]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第1册，第67页。
[5] 苑书义：《中国近代史》（中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6]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月3日第1版。
[7]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西南大学编：《读点经典精选本》，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8] 陈东有编：《中国的农民·前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9] 岑大利：《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序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0] 王尧礼：《黄彭年笔下的石达开》，《贵阳日报》2009年10月28日。
[11] 王庆成：《黄彭年笔记中的石达开大渡河资料》，《光明日报》1980年3月25日。
[12] 石培华：《从林则徐到孙中山——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扫描》，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623页。
[14]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7]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18]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10页。
[19] （晋）常璩：《华阳国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20] 饶良骏：《赤子爱国情 家国春秋路——纪念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牺牲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网（www.xhgmw.org），2011年4月13日。
[21] 《饶国模：红岩母亲 国之楷模》，华龙网（www.cqnews.net），2010年3月1日。
[22] 《长寿起义始末》，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转引自周勇主编《重庆辛亥革命史》，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23]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杨闇公》，《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6日。
[2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上）（1919年5月至1949年11月），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2页。
[25]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党史人物》第2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26]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党史人物》第2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27] 《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刘琳校注本。
[28] 《三国志·张飞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29] 《明史·秦良玉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30] 熊笃：《略论重庆的人文精神》，转引自周勇主编《重庆人文精神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31] 《任凭敌机轰炸，渝水源不会断绝，胡子昂谈自来水公司近况》，《新华日报》1940年8月30日第2版。
[32] 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33] 社论《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痛斥敌机暴行，谓市民抗战意志决不动摇，仍须以热情鲜血报效国家，并竭力呼吁应救济难胞》，《国民公报》1940年8月22日第3版。
[34] 聂蒲生：《论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英王陈玉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Z1期。
[35] 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3页。
[36]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212页。
[37]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8页。
[38] 王建吾主编：《黄埔军校史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39] 《团结报》1985年6月15日。
[40]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41] 李岚：《黄埔军校出版的〈革命画报〉》，转引自汤应武《黄埔军校研究》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42] 同上书，第289页。
[43] 同上书，第290页。
[44] 倭寇是指日本内战中的一些残兵败将，以及部分浪人和商人，从14世纪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他们经常驾驶海盗船只，在中国沿海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
[45] 郭林祥：《中国历史一本通》，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46] 郭林祥：《中国历史一本通》，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47] 章用秀编著：《荀子妙语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48] 任大援、刘丰注译：《孟子》，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
[49] 王阿寿：《辛亥革命与吉安》，《井冈山报》2011年11月18日。
[50] 《扬名“马刀队”——袁文才》，中国江西新闻网（www.jxcn.cn），2007年10月24日。
[51] 丘桓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3—194页。
[52] 林多贤：《客家精神代代传》，载罗勇主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3] 曾耀荣编著：《永恒的光辉——苏区精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54] 吴升辉：《比较苏区精神和客家精神的异同》，载柳建辉等主编《苏区精神永恒的丰碑——纪念毛泽东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29页。
[55] 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
[56] 陈波：《巴渝星火 革命斗争史的传奇一页》，《重庆日报》2011年7月2日第6版。
[57] 黄登贵：《红军长征宣传在息烽》，中国红色旅游网（www.crt.com.cn），2010年8月5日。
[58] 邵乐韵：《陈独秀长子：站着赴死》，《周末报》（《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2011年7月28日。
[59] 黄宏：《延安精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60] 同上书，第4页。
[61] 同上。
[62] 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记载：“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把它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63]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在《孟子·告子》（上）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64] 《太平御览》卷495，转引自吴孟复《续经籍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65] 《北堂书钞》卷38，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66] 百度·百科·名片《燕赵文化》。
[67]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6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
[6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70] 张黎群：《朝气蓬勃的战斗生活》，转引自冯开文《试论红岩精神》，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1期，第61页。
[71] 周恩来：《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7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73] 周勇主编：《邹容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75]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被解释为：“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
[7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926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78] 黄明哲等：《关于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求实》2006年第2期。
[7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382页。
[80] 陈宇：《长征精神万岁》，黄河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82] 林有主编：《论延安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8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