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革命精神形成的共同文化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
一 民族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文化源泉
中国革命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中。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而且联系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实际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发扬光大，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含义。比如，为国家利益而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和紧紧依靠民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信念等。
为国家利益而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中一直传承下来。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屈原、苏武、文天祥、岳飞、郑成功、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比如，南宋文天祥英勇抗击元军的入侵，并英勇就义。13世纪初，蒙古族在灭亡了金国后，随即南下进攻宋朝，腐败衰弱的南宋兵败如山倒。在此危急时刻，文天祥捐出了全部家财做军费，组织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知识分子为辅的抵抗蒙古铁骑侵略的南宋义军，将士数量达3万多人。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后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在五坡岭被蒙古军队俘获，并被押解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1]。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2]后来文天祥被押到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召见他，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被他严词拒绝，在狱中写下《正气歌》：“……或为渡江棋，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芴，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3]1282年12月初九，文天祥英勇就义。再比如，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了保护旗舰，率舰来援，经过鏖战，船身多次中弹，不仅受伤很重，而且弹药将尽。恰在这时，邓世昌见日军舰吉野号迎面驶来，便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4]遂加大马力鼓轮怒驶，向前冲锋，朝吉野撞去。日舰第一游击队诸舰，见致远冲来，急忙群跑齐发，“所发巨弹有如雨”。因有几颗炮弹击中致远水线，致使弦旁一枚鱼雷爆炸，船身立即倾斜，顷刻沉没。邓世昌在牺牲前曾高呼：“不要偷生，不做俘虏。”[5]
民族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2003年1月，胡锦涛讲话强调“中国古代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6]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祖国大地形成了不畏艰难、在苦难中努力奋斗的优秀品格。最能体现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精神的是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等巨大工程的修建。在战国时期都江堰的修建中，开凿宝瓶口是关键。在没有炸药和先进工具的战国时代，李冰集思广益，通过冷却法和热胀冷缩法裂开顽石。那么又如何在水流较急的河流中堆砌石头修建堤坝呢？李冰从当时成都平原的洗衣妇女用的竹笼得到启发。他让工人们从山上砍来许多竹子，编成一个个大竹笼，放在水边，然后填满鹅卵石，层层相叠，一条条堤坝就修起来了。为了测量水位，控制内江水量，李冰让石工打了三个石人，立在分水鱼嘴附近的内江中，要求水量多时不超过石人的肩，少时不能让石人露出脚。在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发扬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做大事、干好事，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民族精神中的坚定信念和坚贞不屈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这在古代中国最为典型的是愚公移山精神和张骞坚贞不屈的精神。愚公在挖山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资金问题、劳动工具问题、伤病问题等，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挖山移山的信念都没有动摇。当那个自认为比较“聪明”的老头劝他：“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凭你这有限的精力，又怎能把这两座山挖平呢？”愚公回答说：“……即使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在这里。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孩子，孩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却不会再增高，为什么挖不平呢？”[7]西汉时期的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即使在匈奴的权势淫威下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操守，开拓了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39年，张骞受汉武帝刘彻派遣率人前往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西行路上不仅环境险恶，而且危险重重，但他仍信心坚定，坚持冒险西行，不幸在河西走廊一带被匈奴骑兵所俘。匈奴的单于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但张骞坚贞不屈，一直等待时机逃脱继续西行。过了11年，张骞才趁匈奴的看管放松之机，与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奔波了数月，终于到达了大月氏，但大月氏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只好东归，不幸在东归返回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些坚定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不仅是红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主要内容。
二 农民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产生的重要源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最大量的人口，生活在最广袤的土地上，从事着最艰辛的劳动，提供社会必需的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同时还承受着最沉重的社会重负。中国的农民是一片厚实无华的坚土，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体，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坚石”[8]。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却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赋税和徭役基本呈递增趋势，而且名目不断增加。农民除了向封建国家纳税和服徭役外，还需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田租。为了生存，农民们抵制和反抗各种剥削和压迫，当地主的剥削达到一定程度，以及严重天灾人祸的催化，就会爆发武装起义。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就能够在冲击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理想和要求。[9]在中国古代，不仅在每个朝代的衰世时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而且在每个王朝盛世时也有可能发生。最为著名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包括陈胜、吴广的秦末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军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隋末瓦岗寨农民起义；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宋朝末年的方腊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清朝时期，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山东王伦的起义，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湖北王聪儿的白莲教起义，尤其是白莲教起义，首尾历时九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到了中国近代，面对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太平天国在全国掀起反清高潮的同时，在湖南、广东、广西的天地会也发动起义，上海的小刀会、福建的小刀会等都起来响应，皖北的捻军也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抗击清兵，多次给清兵以重创。
在这些农民起义斗争过程中，起义队伍形成了农民起义的精神。包括面对统治者的威逼利诱无比坚定、勇于赴死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和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作战勇敢为求解放而牺牲的精神，酷爱自由、富于革命的传统，等等。其一，农民起义军将士即使不幸被敌人抓捕，也表现出无比坚定、勇于赴死的英雄气概。最为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军将领石达开。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10]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11]其二，在艰苦奋斗的精神方面，历次农民起义都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起义军将领们在起义的开始阶段，都具有艰苦奋斗和官兵同甘共苦的精神，为起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历次起义中，起义军将士都表现出英勇战斗并为求解放勇于牺牲的精神。比如，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在反对明末统治的时候就是如此。其三，在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方面，我们可以从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中窥见一斑。在历次农民起义中，农民军都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打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是中国人第一次把想在政治上平等的话讲了出来。黄巾起义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观点。钟相、杨么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财富上平均和政治上平等的思想。李自成起义军口号的主旨是等贵贱免粮、均田免粮。口号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起义则提出实现“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12]
以上农民起义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为正义勇于牺牲、追求自由、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等，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1939年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3]
三 理论基础：中国革命精神都以“主义”为理论指导
中国革命精神，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实际，进行革命斗争所形成的。
“主义”的指导是革命精神的灵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确立了其革命精神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三民主义”是以中国问题为对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形成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在“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精神的形成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丰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都充满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具体生动和内涵丰富的革命精神。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三权分立思想为指导，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4]其中的民族主义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的晚清王朝，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民权主义是“建立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保障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而民生主义则是“平均地权”。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著名的就是黄花岗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5]在革命斗争中，广大的革命志士以鲜血和生命培育和实践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精神。但是很快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继续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路。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等，企图依靠一派军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都失败了。为此，苏联给予了孙中山巨大的帮助。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任务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孙中山当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有共同之处，在此情况下，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大革命。而要进行革命，孙中山意识到必须有一支可靠的自己的武装。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师生们在军校教学、学习和北伐战争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著名的黄埔精神。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起来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在井冈山会师。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多次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经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危难的紧要关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道路，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16]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革命首创精神。工农红军也靠着艰苦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的反革命“围剿”，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大江南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创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先后对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和进攻，特别是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为了红色政权的存在，广大的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建设，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苏区。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用不懂中国国情，只会纸上谈兵的“洋顾问”李德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只好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没有使共产党人丧失掉革命意志。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表明党已经能够独立自主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开始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17]。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广大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对付敌人的追堵袭击，四渡赤水，巧取金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顽强进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在同党的错误倾向——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红军战士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最终成功到达陕北，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到达陕北不久，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抛弃前嫌，合作抗日，并以陕北为领导中国抗战的“灯塔”，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延安的实际，创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党人，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陪都重庆开展党委托的工作，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复杂危险的斗争环境中，周恩来等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斗争（但斗而不破，以斗争求团结），面对中统和军统特务的威胁，坚持战斗，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开创了新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逆“民主、和平”的大潮而动，发动了内战，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无论在军队兵力数量、装备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50万人，群众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18]虽然敌强我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国统区民众第二战场的开辟的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进行了反攻。但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占一定的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搬到西柏坡，指挥战略大决战，形成了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正是凭借着这种知难而进的执着勇敢精神，才打出人民的新世界，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