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等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1982）或“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1984）。此外，贝尔早在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80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冷战时期乃至60年代的内部矛盾（如在越战、代沟、学潮等问题上对抗）和六七十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这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风行创造了条件，因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至少一度是以反对西方制度或西方文化传统为初衷的。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们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当时日本和许多国家正沾沾自喜地发展家电、推行办公“现代化”如传真机之类。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他从认识的多元性切入，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并由此阐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无中心、无主潮特征，从而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就西方文化而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或文化主潮（用我们的话说是主旋律）。而后现代文化特征恰恰是多元并存，在利奥塔看来，无所谓谁主谁次、谁中心谁边缘。到了20世纪80年代，德里达、拉康、福柯和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等几乎同时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认知方式发起了解构攻势，于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是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的，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于是，解构、消解、模糊、相对、不确定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后现代概念开始大行其道，从而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客观上为意识形态的淡化提供了更为广泛，也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持。因此，无论这些学者初衷何如，他们的成果客观上顺应甚至推动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方面，好莱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理论上的相对或多元为好莱坞走向世界打开了实实在在的通道。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二者相继在德国和西班牙拍摄电影并就近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发行；然后是起用欧洲演员，譬如派拉蒙公司在法国本土制作了一些法语电影。同时，好莱坞花了三年时间探寻和解决配音问题，从而打破了欧洲非英语国家对好莱坞的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尝试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为好莱坞的“国际化”进程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从此，境外制作和起用外籍影星并使之为美所用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模式之一。这后来被NBA等各行业或领域所吸收并发扬光大。
然而，事实是广义的文化差异和狭义的发展差距使我们依然不同。我们不妨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它表面上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立场，但实际上却是针对东西方二元思维的一种解构主义。再不妨以生态批评为例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确实对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毋庸讳言。但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未必具有普遍效应了。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在诺贝尔领奖台上说过这么一番话：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均不知其孩子的下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同时，智利这个素有美洲礼仪之邦美称的国家，竟有十分之一即一百万人逃往国外。乌拉圭则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将远远超过挪威。马尔克斯的这番话置于今天也难说过时。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可现如今由于发达国家一方面把些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指责后者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矛盾之一。
众所周知，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资本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渐褪去面纱、露出真容；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资本家可以四海为家；而无产者和广大浮游的中间人言路广开，却基本上只能是自话自说。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同时，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既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抗。“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加极端的也许还在后面）。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意识。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原本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女、善恶、是非、美丑、东西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国际化诉求。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也即自话自说。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去民族化”态势。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
然而，资本无道。无休止的核武核电、无止境的利益利润和欲望终究是威胁地球转动、全人类生存的定时炸弹。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艺术都是当代艺术。马克思、恩格斯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共产党宣言》）因此，其“世界文化”或“世界文学”的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主义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东方等域外文化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前面说过，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就连人类的自然繁衍方式也有可能为基因工程所迅速取代。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这不仅是诸君无谓地抢救“文化遗产”（包括早已被文明遗弃的巫巫傩傩或巫不巫傩不傩的劳什子）的理由，也是人们拼命强调国学的重要依据。
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什么可以幸免“全球化”的影响，电影也是如此，甚至首当其冲。这就牵涉“全球化”时代的伪多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也只能点到为止。比方说刚刚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的伊朗影片《分居风暴》（《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表面上看是普普通通的一场夫妻分居风波，却被有关人物的无如的烦恼和无奈的遭遇巧妙地擢升至情与理、情与法以及利与德、利与信的高度。除却看不见的阿訇，所有人（包括基层法官，甚至老人和孩子）都显得很可悯、很无辜。当然，影片之所以得到西方的青睐，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与伊朗政府的摩擦是原因之一。此外，作为故事导火线（或前提）的“离开伊朗”则意味深长，尽管很容易被人忽略（妻子执意要带女儿离开伊朗，丈夫却因无法割舍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及生活习惯等原因不予认可。女方因此提出离婚诉讼，而法律的纱巾终究已经裹不住她着色的秀发）。在此，奥斯卡奖无疑是好莱坞在好莱坞“之外”施展影响的秘诀之一，这与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常被用来推播西方政治话语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