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1年之夏，是我大学毕业并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暑假。8月19日，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的时候，我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接下来几天的电视画面更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与神经：隆隆的坦克开到了莫斯科街头、戈尔巴乔夫被解除软禁后从索契回到首都、紧急状态委员会结束存在并草草收场……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世界超级大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天翻地覆。1991年12月25日，镰刀与斧头之旗从克里姆林宫落地，苏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苏联解体了，而我与苏联—俄罗斯的不解之缘才刚刚开始。1991年秋，我进入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师从傅树政先生攻读苏联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我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当时称所）从事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在此期间，我在外交学院师从林军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8—2001），专攻俄罗斯外交。2016年，在供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2年之后，我入职复旦大学，仍然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
从1991年至今，我从事俄苏问题研究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近30年来，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的社会转型进程如浮云苍狗，而我也以自己的目光和心智观察、思考着这里的起伏变化、沧海桑田。
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可以说是“多元多次方程组”，其解法异常复杂甚至最终无解，任何以简单的线性思维来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的方式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得要领。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多元视角观察这些国家全面转型的复杂进程，探究这种复杂进程背后的构成要素及其多层互动，进而揭示不同国家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与演进规律，并对其特殊性及普遍性加以比较研究。
本套文丛冠名为“欧亚新秩序”，由《俄罗斯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俄罗斯转型：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欧亚转型：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三卷组成，力图基于由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中国利益三个坐标共同组成的立体化研究框架，系统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转型进程，深入剖析其政治社会转型中制度、文化与人的因素，全面总结其治国理念、政策、手法及国家兴衰的动因与规律，深度揭示其经济发展波折起伏的逻辑与前景，生动再现欧亚地区的大国合作与竞争。
回首近30年来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转型进程，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国家转型的进程基本是平稳的，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这些国家转型的成效总体是正面的，它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确立了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模式与社会秩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征程，并作为新的国际关系主体，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寻求新定位，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展开了积极、全面而复杂的互动。与此同时，大国及地区势力围绕“欧亚空间”的合作与博弈从未停歇。受内外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大欧亚地区的结构、秩序乃至这一概念本身都在经历着崩塌、重构和畸变。未来，这种变化仍将持续且具体场景会出现多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欧亚地区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选择、大国及地区势力在欧亚地区的多元化存在、围绕欧亚地缘政治和发展前景的多重博弈与合作将是未来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三条基轴。
在肯定俄罗斯等欧亚国家转型总体平稳、正面成效斐然的同时，不能不看到这些国家的转型的“苦难成就”。受传统文化、现实条件、思维方式、权力博弈、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转型之初的制度设计与目标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扭曲变形。以俄罗斯为例，取代理想中的民主制度的是号称“可控民主”的威权体制；取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是重新国有化、寡头垄断和不发达民营经济相互掺杂的混合经济；公民社会在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再趋衰微。当代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的历史发展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帆风顺的线性进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一历史诅咒依然会在当代出现新的变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如何摆脱过往的循环与宿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总体方向、又符合国情特点的道路，仍然举步维艰。
30年来，俄罗斯国家发展经历了衰落、振兴、遇阻的波峰浪谷，其对外政策也经历了向西一边倒、多极化外交、强势出击、重陷困境的波折起伏。俄罗斯不甘于沉沦，仍自视为全球性大国，渴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但综合国力下降和大国雄心未泯之间的张力使其国家身份定位前后扭曲，也让其对外行为经常进退失据、自相矛盾。俄罗斯是谁？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会与外部世界构建起何种关系模式？这一连串问题还无确定答案，需要在俄罗斯未来发展、自我调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获得解答。
中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平稳过渡，两国结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历史证明，中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和则两利、斗则两伤。30年来，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国际、安全、人文等多重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们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并不只是基于具体合作的成果，而是基于在经历了400年的风雨之后，中俄两国终于找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关系原则。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原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黄金定律”。坚持之，中俄关系就可以健康、平稳、可持续地发展；背离之，中俄关系就有可能扭曲变形，甚至重蹈忽热忽冷的覆辙。正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长久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安全、发展甚至国内政治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甚至深入骨髓的影响。看待中俄关系，绝不能仅仅看30年，更要看两国关系肇始以来的400年，唯有把中俄关系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才能在全面深入把握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其实质了然于心。当前，中俄国力对比正经历历史性变化，在继续致力保持中俄关系良性互动的同时，双方身份认同的差异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互利双赢的不均衡性值得高度关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当更主动地引导和塑造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
对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转型的研究，不仅仅出于对他者的关注，更出于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受特定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思想体系一度与原苏联国家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早于苏联且双方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中国走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渐进道路”，原苏联国家搞的却是疾风暴雨般的“休克疗法”。很难讨论和验证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这亦非学术研究的功能所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他者的研究为自己提供镜鉴。我们研究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社会转型的重要目的，在于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创新对一门学科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俄罗斯—欧亚问题是综合性的国别地区研究，应该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多视角深入观察。唯有此，才能真正把握其战略脉动，而非难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否则永远是“两张皮”。换言之，要把俄罗斯—欧亚放在多棱镜而不是老花镜、近视镜、望远镜和有色眼镜下来细心观察，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谱，看到这些国家的斑斓底色。“层次分析法”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国际层面、国家层面、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诸现象都需要深入剖析。因此，要在多层次上来研究。形象一点说，俄罗斯不是“小薄饼”，而是“多层蛋糕”。
没有完全理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行为是在非常复杂的博弈中产生的。在国际层面，一定要关注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关注其外交思维与行为方式，关注其与他国的互动模式。而在国内层面，一定要看到俄罗斯国内的利益集团因素，而不是将其视为单纯的“理性国家”。没有抽象的俄罗斯，就像没有抽象的美国一样。谈俄罗斯的任何内外政策，都不能不重视利益集团和个人因素。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知受到强烈的历史因素制约。自20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全面的思想、文化领域及制度的全方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鉴此，通过“第三只眼睛”来看俄罗斯—欧亚的意义就非常重要，需要借助更宏大体系和更宽广视角来审视这些国家。于中国学者来说，在与俄罗斯—欧亚国家同行接触、利用俄文材料的同时，还要广泛汲取第三方的观点和视角。因此，加强与美欧日等“第三方”该领域学者的交流，不仅可使我们了解更多元的观点，还可获得观察和理解俄罗斯的更多视角和路径，要言之，务必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惟如此，才能在世界体系的坐标中找准俄罗斯的真正位置。
在研究俄罗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很多人拿着西方国际理论套现实，而没有将俄罗斯及中俄关系放在复杂的历史经纬里来思考，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加重要。比如，在中俄是否需要结盟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套用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而是要从中俄关系的历史来全面把握。西方看俄罗斯主要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考虑，包括乌克兰、中亚、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原苏联国家也是这样。但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反思是不够的。俄罗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它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我们还未进行过系统、深入、认真的思考。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仍然是碎片化的，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同样也是碎片化的。质言之，俄罗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尚不十分清楚。我们对俄罗斯还缺乏清晰的战略判断和明确的战略目标。崛起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暂时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与此相关，抑或是最重要的一点，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俄罗斯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涉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走入歧途。
本套文丛的出版是对我个人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的一个小结。30年来，我的点滴学术成长离不开诸多领导和师长的培养与信任，离不开同事、同行和朋友们的帮助与支持，离不开家人亲人的奉献与付出。对此，衷心地表达真诚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我奉献了青春的地方。春来秋往22载，让我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初心不改，永远牵挂。至今，还清晰记得原院长陆忠伟先生在我们初任训导：“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绝无半字空”。自那时起，我始终以此为座右铭。今后仍将一以贯之。人到中年，复旦大学给了我新平台。入职以来，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极大信任和支持，让我拥有了继续成长的园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当以复旦校训明志，为学、教书、育人。
本套文丛正式付梓之际，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与王茵总编辑助理的大力支持，以及郭枭编辑的细致、认真的工作，这是本套文丛得以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本套文丛的出版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以往，更多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今后，当更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学术研究是一件苦差事，所幸，我所学专业、所事工作与兴趣完全吻合。因此，苦亦是乐。
我出生于1970年，1987年上大学。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家国情怀永远是内心中最深沉的情愫。我们经历过物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也经历过社会氛围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到朝气蓬勃、相对宽松的转变，我们期待着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更加政通人和。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了世界。今天，国家的发展、稳定、安全，国人的生活福祉都与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作为主要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当以“把俄国脉动、揽欧亚风云”为己任，为中国成长为一个更强大、更文明、更智慧的世界大国尽绵薄之力。
2018年10月，初到岳麓书院。书院的楹联特别符合自己的心绪，特录以自勉：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冯玉军
2018年深秋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