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应该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全集》所收入的日记、书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笔记、思想鉴定、会议记录、检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及文学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代文学的路向、形态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无法分开，不考察这个期间的文学体制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格局，我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态，理解当代作家的表现和做出的选择。

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当代发生了泛政治化的转移。杂志和报纸副刊虽然仍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地，但是，它们原来那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共论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拥有。国家以组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学生产，对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评价，根据意识形态目标加以管理、调节、控制。这个问题，应是了解当代文学的“本质”的关键。这涉及作家的身份、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学刊物的性质和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创作的组织方式、发表方式、评价机制；涉及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的机构性质和职能……这方面的问题，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很难说已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学术观念和现实政治—学术体制的限制，另方面则是材料获取的困难。

1950年代，郭小川在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这个期间，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介入当时文艺界的若干重要事件（胡风事件、丁陈事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等）。另外，郭小川的部分创作，也成为当时文坛的大事，如《望星空》的发表，《一个和八个》所受的内部批判等。《全集》对上述的事件，提供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材料。这些材料之所以重要，在于目前有许多事情仍是水面下的冰山。史实、材料的被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举个例子说，1957年6月到9月召开的共27次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等人。在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一百一十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大陆全部知名作家、艺术家，而内容则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表现了不同的人在严峻情境下的思考和反应。会议记录共一百多万字（包括被批判者的发言、检讨等）；当时一小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册发到部分参加者手里（后又收回）8。即使这个很不完全的部分发言，目前也未见公开。全部事实是否永远封闭于“暗箱”中，甚至从此湮灭，那也是难以逆料的事情。

当然，我不想夸大《全集》在呈现被掩盖的“真实”上的贡献，但它肯定有助于研究者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加深。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当代文学评价机制的性质和实施状况。一部作品好坏的判定如何做出？由谁做出？遇到争论，谁有权做出“最终”的裁定？对有“问题”的作品采用何种方式处理？这个处理会循怎样的程序？凡此种种。从《全集》载录的思想检查、交代和批判会的记录等材料中，也多少能窥见环绕作家的社会压力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种压力又怎样转化为驱动当事人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内部压力——这一点，即压抑的机制和“自我压抑”的主体的形成，是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研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