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欧文学的共同特点

地缘政治的相邻、历史经验的相似和文化传统上的亲缘关系，使得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文学，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这些共同倾向，又都与西欧，特别是东邻大国俄罗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0世纪之交，东欧诸国都延续着前两个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余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传播，紧随西欧和苏俄之后，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反法西斯文学在这里同时兴盛；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东欧诸国一度都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奉为典范，并不同程度地排斥了其他文学流派，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一度受阻。同时，伴随着苏联政局的先后变动，东欧国家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均带来重大影响：1953年的苏联“解冻”思潮、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进入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时期，东欧地区一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替代了俄苏文化和文学思潮长期占主导的影响地位，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新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等等纷沓而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东欧剧变”之后，自90年代开始，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东欧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东欧社会进入重大转型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日渐明显，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写作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界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和批判；对其中的许多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定位；对以往湮没无闻的作家作品进行发掘和平反；对“流散”域外的文学大力发掘和彰显；对西欧和北美文学不断加以引进，等等。所有这些，成为东欧近20年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共同格局。

当然，文学是一种多元繁复的文化存在，即便是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不应该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加以概括，更何况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更何况是如东欧地区这样包括了多个民族的文学，何以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概念和方式去概括呢？这种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意义？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其合理性。将“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加以探讨，的确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体现其理论意义的。但笔者认为，这种有限度的意义，正是在讨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正是居于中国文学主体的立场，探讨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时，或者是讨论文学东欧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问题时，才体现其特殊的价值。进一步说，大抵对于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其实都蕴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承认一个民族主体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也就是将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且认为它具有某种集体的意识和记忆，集体的文化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这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学特点，探讨国际民族文学和文化关系的起点，它在根本上与文学创作的个体性、独特性并无矛盾与对立，而是分析问题的不同层次。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暂且搁置了民族整体内部的种种差异，包括阶级、时代、性别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审美态度和文学观念的个体特征等因素，而在讨论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问题时，这种相对“统一性”则更显其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