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洲金融危机来袭

1997年7月，一个悲喜交加的月份。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举国欢腾。但亢奋的情绪还未消散，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被点燃。泰铢汇率狂跌20%，挤垮56家银行，股票市场狂泻70%，并迅速席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从危机前的1.8万点暴跌至6000点。这场危机让香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虽然中国金融业由于尚未完全开放而幸免深度卷入危机，但中国经济也受到打击。1997年，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而积弊深重的国有企业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4万户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达到了近6600户，一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国企改革拉开了序幕。商业银行不得不提高呆坏账准备金从而支持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

据统计，仅此一项就累计不良贷款1800亿元左右。截至1996年6月底，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84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75%，有的银行实际上已资不抵债。全国城市信用社亏损面达20%，农村信用社亏损面达44.7%，不少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倒闭。

1997年被定为“防范金融风险年”。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后来回忆说：“从当时总体情况看，中国不会出现大面积支付危机。但是，如对上述风险不再加以控制，中国迟早将会出现系统性、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¹⁾

面对金融效率低下、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的局面，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势在必行。

1997年11月17日，中国金融界最高等级的全国性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政府、人民银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约3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接下来的一年，中国金融史上的诸多大事件陆续登场：

1998年6月，央行第一次因支付危机关闭了一家股份制银行——海南发展银行。

1998年8月，国有商业银行获得2700亿元注资以补充资本金，剥离近14000亿元不良资产，减轻了财务包袱。

1998年10月，当时国内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曾作为政府融资窗口，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被人民银行关闭。

1998年11月，央行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组建了9个区域分行，同时与所办的证券公司、融资中心和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成立。

1999年，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组建，专责处理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开行剥离出来的面值达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

1999年开始信托业第5次清理整顿。经过这次被称为“推倒重来”的清理整顿后，原有239家信托公司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