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态与文明形态
摘要：一种文明的政治形态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主要表现在该文明的社会观和自然观，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还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经济因素也在某些方面直接决定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对那些与统治方式和统治思想关系密切的特征而言，它往往只起一种间接的、基础性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形态 文明形态 基本特征
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说经济基础是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它的这种决定作用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吗？本文认为，一种文明形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由其政治形态决定的，文明形态所直接反映的首先是其政治形态的基本面貌，即其社会观和自然观、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以及如公共建筑或官方建筑的设计思想
等，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基础只起一种间接的作用，即通过它与政治形态的关系而影响文明的特征。
一、政治形态一定程度上决定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
政治形态对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为简便起见，我们想着重从一种文明的社会观和自然观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点。
社会观是一个争论颇多的概念，如有的人把它与政治观区分开来，认为它是政治观的基础。有的人则认为，社会观“是指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总的、根本的观点和根本的看法”。本文大体上采用后一看法，同时把它看成与自然观相并列的人类认识的一个方面。
这样界定的社会观包含广泛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应该是关于人与人（人类的个体对个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及由此延伸开来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有许多属于社会学所说的“社会”的范畴，但它也是政治关系的基础，而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从本文所关注的角度看，社会观可以纳入广义上的政治思想的范畴。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践上是典型的政治理论著作。其实任何时代或任何文明的政治思想都是从其所主张的人与人之间的或群体（阶级或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比如，古代希腊人认为公民是平等的，这一观念就决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公民（这里不包括奴隶）是平等的，其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或整个政治思想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伯里克利曾在那篇著名的演说中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附带说一下，这篇演说里的话是不是修昔底德的事后回忆或是否加进了他自己的观点，就这里的讨论而言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只要把它看成是当时雅典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般看法就行了。印度古代出现了四个种姓的划分，种姓制度及婆罗门教、印度教为之辩护的各个基本观点就决定了印度文明的基本面貌。通常认为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与其不符合印度种姓制度的现实有关，因为它强调众生平等，尽管只是宗教平等，但受到了种姓制度的受益者的反对。
社会观或政治观是一定的政治形态的反映，同时它又有力地推动原有的政治形态日益精致和严密，即不断对其进行某种“修正”，政治社会思想的系统化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它还通过各种文化产品来塑造理想的政治形态，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受众最广泛的戏剧和公共建筑或官方建筑（王宫），所承担的主要是这种工作，目的是使一定的政治追求成为家喻户晓的、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成为全体人民（臣民）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就建筑而言，有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大型建筑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布局。中国都城的建筑以紫禁城为核心，强调中心地位、威严和对称，而雅典这样的希腊城邦，则是以广场为中心，各主要建筑都围绕着广场建立起来，鲜明地体现了两种政治形态的特点。黄洋曾这样讲到希腊城邦的建筑特点：雅典的“市政广场是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是最大的集市，店铺林立，人们定期从各地聚集到这里，从事买卖。同时这里又是市政建筑集中的地方，是城邦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在古希腊语中，“市政广场”（êgorê）一词的原意是“民众大会”，所以其本身就含有“集会之地”的意思。在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中心是训练场和公共食堂”，这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场上度过，连吃饭也不在家里进行。
自然观也是从政治形态衍生而来，并同样构成一种文明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该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样在古代希腊，城邦公民的平等身份和民主制度不仅影响他们的神人观，而且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宇宙的看法。在他们的自然观中，“世界的任何元素或任何部分都不再享有损害其他部分的特权，任何自然力量都不再像‘巴赛勒斯’那样占据支配一切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自然界中，“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最高权力只属于一种平衡和互助的法则。在自然中如同在城邦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取代了‘个人统治’。”这种思想方式必然导致对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关注，所以希腊人的自然观非常重视万物间的相互联系，他们的几何学也特别发达。在他们看来，如同社会上一样，自然界中也不存在一个统治一切的东西，有的只是相互作用。这样，他们在吸收埃及、巴比伦的科学成果时，能有新的创造。米利都人的天文观测结果和方法都来自巴比伦，一些仪器也来自那儿。但希腊人喜欢探讨原因，不满足于某些观测数字，他们把天文现象放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的空间来认识，使天文学“具有几何特点，而不是算术特点”；又由于希腊人的思维“不受任何星相宗教的束缚，所以它一开始就处在与它所借鉴的巴比伦科学不同的层面”。其结果是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科学观念，即“在空间确定宇宙的秩序，根据几何模式想象世界的构造，星辰的位置、距离、体积和运动”。比如，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就可见到这种几何形的世界结构的观念。林德伯格说：“柏拉图认为，将各种事物联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宇宙的，不是物理的或机械的力量，而只不过是几何的比例。”
以上讨论表明：政治形态基本上决定着一种文明的自然观和社会观，而自然观和社会观是各种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它们是构成任何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当然，关于“文明”这个概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通常最简单的分法，是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一般是放在精神文明中来论述的，如19世纪上半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就是这样做的。也有些人喜欢讲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和黄土文明等，还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提法，后者实际上是物质文明的再划分。这些分法体现了持各种观点的人对文明基本特征的看法，是从不同角度得出来的，各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之处。当然，所有这些分法只是说明有关主张的侧重点，一般并非否定文明的不同方面的内容。比如，工业文明的概念着重于该文明的物质和技术，但它总是要包括其精神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使用“工业文明”称呼的人只是表明他认为现代工业技术是该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并不是说他只看到工业而未看到其精神或制度的方面。总之，尽管对文明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从哪种概念看，一种文明的社会观和自然观都构成该文明的基本特征，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二、为什么政治形态大体上决定着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
政治形态之所以大体上决定着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的集中体现。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建立起能够维护自己统治的政治制度，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及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进行探讨和阐述，形成占支配地位的基本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谓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形成的一套解释。这套解释不仅要为自己的统治辩护，而且更主要的是必须提出一整套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或理由。
从这种角度看文明的基本特征，从制度方面来讲，那就是古代希腊人已开始讨论的民主、贵族制、君主制，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使用过“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分。而从思想方面看，就是某种文明的社会观和自然观，及以此为依据的对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的详尽界定和说明。社会观往往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古代希腊，由于不存在国王，就不可能在天上或传说中出现一个权力无边的神，也不可能在自己的政治思想中出现为国王或皇帝的权力辩护的观点；反之，在存在皇帝的封建中国或存在法老的古代埃及，其宗教中不可能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也不可能不出现一种为高度集权辩护的政治思想。当然，“君主制”也有多种形式，所以一个国家如何看待王权，要视这个国家是不是存在国王而定；对国王在这个国家中的作用的看法，又视国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而定。在西方的历史上有过一些名义上的君主国，但实质上是共和国，如1688年革命后的英国。政治思想中，莫尔的《乌托邦》里就有一个叫乌托普的国王，但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共和国。
在这表达自己的主张并为之辩护，及在批判、封杀各种“异端思想”或离经叛道的言行的整个过程中，社会观和自然观都起了统治思想的核心作用，因为统治的理由、如何统治的理由或为什么要封杀其他思想和要求的理由，均需以其社会观和自然观作基础，所以一定的社会观和自然观是由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塑造而成的，其法律和政治制度、官民关系和社会关系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主张来建立的（虽然只能依赖一定的经济条件来建立），是他们实现统治和自身利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以此为基点，统治思想还向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各个方面全面渗透，借以影响所有的国民，成为全体国民的意识或潜意识。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不仅仅表现为一套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及如何统治的思想，这是不够的，要实现比较稳定的统治，就需要把统治思想渗透到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甚至还表现在被压迫阶级的追求上。比如，封建社会的市民文化或农民文化，尽管有不少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封建”的内容，诸如嘲笑官方意识形态或对某些统治阶层或其成员提出抗议、批判，等等，但其根子依然与后者类似。比如，西欧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起义领袖敢自己来当国王的，而中国的农民起义，则很少有领导人不想当皇帝的，即使他只是暂时掌握了部分地区的权力，随着权力的增加其行为就会越来越接近先前的统治阶级。比如，吴晗这样解释朱元璋的追求：“吴元年（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荡平全国已经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苦战了十几年，为的什么？无非是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过日子，如今这个日子来了。吴王要是升一级作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进一等作帝国将相了。”当然，只这样讲恐怕也不太全面，中国封建社会新王朝的创始人一般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的，他们一般都会强调自己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泰民安”。朱元璋就曾说道：“自古生民之众，必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他又说：“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统治思想对被统治阶级的渗透，还可以从《水浒传》中看到，宋江一心一意想“替天行道”，但其结果是为宋王朝服务。把夺权和掌权的理由假托于天，但夺权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与先前的没有什么区别，这充分体现出宇宙观和社会观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核心要素。
当然，一种文化中的亚文化，会存在各种抵制或抗议正统文化的成分，其中有些思想可以说是与封建统治思想直接对立的，比如中国古代农民的“均贫富”或杀富济贫的理想和追求。但农业社会里持有此类思想的人一般很难取得政权，在其短暂的掌握局部地区权力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思考自己的要求并将其细化为比较系统的行政措施。16世纪初德国在宗教改革中爆发了农民起义，其领袖之一闵采尔提出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要求，因为很难说明如何在地上建立天国及这个在地上建立的天国是怎么样的。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其实践也只表现为对富室大姓“一切调发，大赈贫乏”。由于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我们无法了解王小波他们有什么更长远的打算。那些能在较长时间内比较稳定地维持自己统治的农民政权，虽然统治阶层换了另一班人，但其最终的行为与传统统治阶级的区别不会太大。此外，“均贫富”虽然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截然对立，但它毕竟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或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而且也并非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所特有。如有人指出：“回顾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均贫富’观在伊斯兰教创建以后的穆斯林社会经济发展中，曾经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农业社会贫苦人民的一种愿望。特别是仅从字面上看，“均贫富”的观念也存在于统治思想中，叶坦说：“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思想，又可分为统治阶级的‘均贫富’和农民阶级的‘均贫富’。二者有本质的差异与量的趋同。”至于这两者间是否发生互相影响，我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总的说来，一种文化的各种亚文化，无法摆脱主导性文化的基本特点，除非这个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的要求，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还需要讨论一下经济因素或自然环境对文明形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确实都有一些基本特征是经济或环境的直接反映。比如，通常所说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其生产力的差异造成的文明面貌的差异非常鲜明。当代的高速公路、铁路、摩天大楼、飞机、空间站，等等，在农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再如高纬度地区的民居一般都比较低矮，为的是满足取暖的需要。17世纪初，“五月花”号的移民来到北美海岸后，当年冬天住在当地印第安人夏天住的“房子”里，结果许多人死于严寒，反映出印第安人的居住方式与自然条件的高度统一。环境或经济对文明形态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其技术条件和生产方式对文明形态的限制，比如在农业社会里不可能出现钢筋水泥建筑，不需要或不可能像现代那样制定严格的食品生产标准和建立健全的监督机构，等等。所以当我们说政治形态决定一种文明的基本特征时，不是说政治形态或文明形态可以脱离经济条件而自行其是。本文想强调的是：文明形态中的一些基本现象，诸如各种强调公民权或强调种姓或等级制度的天生合理性的观点，一般是无法直接通过经济条件来说明的，而首先必须结合其政治上的民主制或等级制、种姓制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形态是它们的直接决定因素。简言之，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基础对文明形态的决定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其政治形态而发生作用的。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一度曾相当热烈地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大跃进”和“文革”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或过分强调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出现了各种“穷过渡”，针对这种现象，庞卓恒先生提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而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文明形态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关系：就取决于政治形态的那些文明特征而言，政治形态是文明形态的“直接决定因素”，而经济基础是它的“最后”决定因素。
三、政治形态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政治形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种文明形态的思维方式，这是政治形态决定文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因为思维形式本身就是文明形态的基本特点之一。前面在讨论自然观时我们讲到希腊人公民平等的观念如何影响他们对天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即他们的天文学具有几何学的特点。反过来，这种认识又影响他们的社会思想，即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认识。罗素有一段话是讲这种相互影响的：
几何学对于哲学与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希腊人所建立的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十八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支配的。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
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的认识影响人们对天体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影响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这种相互影响一直在进行，有人这样讲到牛顿科学思想的产生：
从某种角度看，牛顿关于宇宙的理论，把宇宙看作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也可认为是把1688年的政治理论搬进了宇宙空间。举例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天体运行轨道的由来，正如洛克所提出的宽容思想说明了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局势。万有引力定律使自古以来认为宇宙被一种法术控制的说法更加不足凭信，而天体力学中的数学计算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观念的确立与相信地上的国家社会能在政治上平衡是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有了对地上的平衡的信心，才推动人去研究全宇宙中的平衡系统。最后一点，正如世上的平衡需要一位全智的、谨守宪法的君主，宇宙的平衡也需要这样一位君主。
类似的例子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知道，如果不存在“进步”的观念，就不可能出现进化论。也就是说，作为重大的科学认识成果的进化论是“进步”这种社会观念的一种产物。一个时代的自然观或宇宙观是那个时代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尽管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看法中有的是科学的，而有的是不科学的。当代的人只把符合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看成是“科学”，而把不符合的（如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说）不看成是科学。这种区分其实有时不利于我们真正认识古代人的观念。我们现在把科学与技术连起来讲，在有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技术的发明往往是现实生产中出现某种需要的结果，而科学思想则基本上与现实生产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解释，一般来说产生于统治阶级为自己的政治统治进行辩解的需要，构成其所阐述的统治理论的基础要素。换言之，我们总是说，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对技术来讲是正确的，但对科学思想来说并非完全如此。作为人们认识自己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结晶的科学思想，其主要的认识主体只能来自统治阶级，其性质只能是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古代的科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或甚至是其基础，哲学家往往就是科学家，这在古希腊很明显。西方的科学思想长期以来被称为“自然哲学”，牛顿阐述三大运动定律的名著就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谓自然哲学指的就是用哲学的方法思考自然现象，思考宇宙的本原和结构。总之，思考社会和思考自然，所用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国一直把哲学看成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科学思想却似乎与统治思想无关，似乎它是一种中性的精神产物，这是不正确的。诚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思想可以说没有阶级性，但产生它的背景却决非与阶级（或阶层）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无关。比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需要过分探讨天的本质问题，因为皇帝就是天的代表，天的一切实际上都由他来决定，如果再大力探讨一种最终的决定力量，说明皇帝的力量是有限的，岂不是自找麻烦！而在西欧中世纪，关于人在什么程度上能认识上帝的奥秘的讨论，是论证统治阶级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虽然技术大都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包括统治阶级中一些人的总结和推广），但作为统治阶级思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是否把这些实践成果总结成理论，即形成科学思想，或统治阶级是否热衷于探讨这种理论，往往取决于他们的政治需要。
政治形态对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告诉我们：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应该仅仅限于对各种封建观点的批判或否定。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