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趋向补语研究概况

1　引言

趋向补语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24年黎锦熙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中就讨论到了趋向补语问题。之后，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丁声树、张志公等学者都对趋向补语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趋向补语的论文并不多，《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1]中只有不到三十篇，不少论述都散见于一些著作中。该时期趋向补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趋向补语的语义，（2）动趋式的性质，（3）动趋式的轻重音，（4）动趋式的重心，（5）动趋式带宾语的位置。具体情况已有人做了总结（何宝妹，1994），在此不再赘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趋向补语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但我们掌握的已发表论文就有几百篇，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十倍以上。硕士论文同样有几百篇，而且还出现了很多博士论文和一些专著。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一时期趋向补语的研究情况有一个了解，本节将对该时期的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和总结。

2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趋向补语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趋向补语研究成为热点之一，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要超过前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趋向补语的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趋向补语意义的研究很多，主要有孟琮（1987）、房玉清（1992）、史锡尧（1993）、邱广君（1995，1997）、岳中奇（1996）、刘月华（1998）、刘广和（1999）、谢白羽和齐沪扬（2000）、高顺全（2005）、卢英顺（2006a，2007）、陈贤（2007）、曾传禄（2009b）、黄月华和白解红（2010）、姜南秀（2010）、王晓凌（2011）、曾常红和白水振（2015）、徐重阳（2015）等。

孟文认为趋向补语可以表示十一种意义，并对其中的五种意义进行了穷尽式的探讨，分别指出哪些趋向动词具有哪些意义。不仅如此，孟文还采用了图式的方法对趋向动词表示的趋向以及动词表示的趋向进行了直观的图解，指出趋向动词的趋向有的与动词的趋向是一致的，有的与动词的趋向是不一致的。

房文通过对一个个常用动词进行测试以后发现，趋向性动词并不多，只有39个，非趋向性动词却很多，有797个。在全部可以跟“起来”结合的动词中，非趋向性动词占95.3%，趋向性动词占4.7%，因此文章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起来”表示动态多于表示趋向。

史文对动词后“上”“下”的语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补语“上”有“由低处向高处、添加、完成、闭合、达到、开始”等六种意思，“下”有“由高处到低处、消除、完成、脱离、容纳”等五种意思。

邱文认为“上”有“强调时间的持续量及其结束点、强调动作多次后的结束点、强调动作结果的界限及其造成状态的持续、强调动作实现的结果、表示V的动作已经开始”等七种意思，“下”有“施事离开处所或其边缘向下运动、客体离开处所或其边缘向下运动、施事向下运动并已接触处所或其边缘、强调容量的限度、附着物脱离附着地点的那一刻”等十几种意思。这与史文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岳文指出“去”是体助词，它的基本语法意义是“由此及彼的移动（或变动）”。

刘月华（1998）对二十八个趋向动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她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分成三类：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她还认为所有的趋向补语都有趋向意义，有些趋向补语有结果意义，有的没有结果意义，少数趋向补语有状态意义。

刘广和（1999）对趋向补语的意义也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在刘文看来，“请你把门关上”“这块地今年第一次种上庄稼”中的“上”分别表示“由开到合”“使某事物存在于某处”都是把动词的词义放到了补语的头上。

谢白羽和齐沪扬（2000）认为“过来”“过去”的基本义是指示物体的空间运动方向及时间的推移方向，引申义是指事态发展的方向。文章还厘清了“过来”“过去”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

高顺全（2005）、陈贤（2007）和姜南秀（2010）都对“来”“去”做了研究。高文指出“来/去”的引申义跟空间有关的容器隐喻、障碍隐喻和时间隐喻有关；陈文讨论了“来”“去”在动趋式里的多义现象，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对多义现象进行了解释；姜文认为“来”“去”的主观性主要突显了动词结果的主观感知性，表现出汉语动词特别是趋向动词的主观范畴。

卢英顺（2006a）认为“上去”的语义特点可分解为[趋上]、[空间]、[位移]和[到达]，他（2007）指出“进”“进去”都有“凹陷”义，而“进来”没有。

曾传禄（2009b）指出因为“过来”“过去”的运动图式投射到时间、领属、数量、心理、状态和事件等抽象认知域，各个认知域的“过来”“过去”的语义特征也有所不同。

黄月华和白解红（2010）对简单趋向动词表达的基本趋向概念形成的动因进行了解释，指出趋向概念的形成既基于不同的空间移动经验，也基于不同的参照结构和对不同空间移动要素的突显。

王晓凌（2011）认为“起来”的基本义是表示“从下到上的位移运动”，该意象图式从空间范畴投射到时间范畴和心理范畴，引申出从小变大、从无到有、从消极到积极、从自由到规范、从现象到本质等意义。

曾常红和白水振（2015）发现“起去”“开去”中的“去”表达趋远趋隐和超叙述现实。

徐重阳（2015）利用意象图式分析了“上去”“下去”做补语的虚化机制。

另外，杨德峰（2009a）指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有些趋向动词的释义不充分，有的把动词或动趋结构的意思加在了趋向动词的头上，有的释义错误等。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趋向补语意义方面的研究既有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也有个案的分析，既有描写，也有解释。

2.2　趋向补语的性质、用法

这一时期对趋向补语性质的看法仍不一致。岳中奇（1996）认为不管是表示本义的趋向动词“去”，还是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动词“去”，[2]都是体助词，它的基本语法意义是“由此及彼的移动（或变动）”。谢白羽、齐沪扬（2000）认为“V+过来/过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它的趋向意义，主张把“过来”“过去”放在趋向范畴内。陈昌来（1994a，1994b）、刘广和（1999）、卢英顺（2001）都认为应该把趋向动词分成实词和虚词两类，但各自所说的范围并不一样。陈昌来（1994b）认为“上”的意义有“上1、上2、上3”，它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单位，是意义、性质、功能各不相同的三种同形异质的语言单位。刘广和（1999）把动词后头的“上、下、来、去”分成了两类，“一批有方位意义的，叫‘上1’什么的；一批没有方位意义、有语法意义的，是动词结尾部，叫它词缀也可以，是‘上2’什么的。”他认为把“上2”类叫作助词也可以。卢英顺主张把趋向动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词，一类是虚词，虚词可归入体助词。潘虎（2010）认为“起来”具有体标记的功能，还有动词有界化的功能，使它与动词结合具有了使动作完结而实现完句的功能。王宜广（2011）指出“开来”“开去”在概念范畴和分布位置上都与趋向动词其他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应把二者归入到趋向动词。周领顺（2011）讨论了非移动动词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原理，建议把[+移动]趋向动词归入移动域，称作“移动小品词”，把[-移动]趋向动词称作“强势小品词”。

趋向补语的用法讨论得非常少。范桂娟（2014）考察了“来”和“去”使用上的对称和不对称。沈林（2010）探讨了“来”“去”的使用规律，认为“来”与说话人位于终点有关，“去”跟说话人、听话人与终点没有归属关系有关。童小娥（2009）发现“上来”和“下来”形成的结构表达空间位移事件和状态位移事件时，有对称，也有不对称；表达时间位移事件时，是不对称的，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2.3　动趋式宾语的位置

动趋式宾语的位置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宾语位置的描写，二是对宾语位置的解释。前者主要有张伯江（1991a，1991b）、张伯江和方梅（1996）、贾钰（1998）、陆俭明（2002）等，他们讨论得最为全面，也最为深入。

张伯江、方梅（1996）认为动趋式带宾语有以下四种语序：

A. VC1C2O（走出来一个人）

B. VC1OC2（抬起头来）

C. VOC1C2（伸一只手过来）

D.把OVC1C2（把包放下去）

通过对语料进行统计分析，张文发现A、B、C、D四种格式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总是可以自由地换着说，它们在句法上都有一些强制性的或半强制的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只能使用某种格式而不能换成其他说法。具体说来，当O为小句或复句时，一般采用A式。及物的C1只能出现在B式里。C式在使用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条件。D式的强制条件比较多。一是及物的C1要求事物宾语共现时，需要采取B、D混用式，既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B式进入了“把”字句，也可以直接看成是D式。二是多项VC1C2并列出现，宾语既不能重出，也不能并列放在结构的后面，所以先用“把”字提走。三是谓语里有总括副词“都”等。张文还从语气、语用制约等功能的角度对以上四种句式进行了深入的发掘。

贾钰（1998）对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她认为“来/去”作简单趋向补语时宾语有三种情况：（1）后宾式一般用于表示已经发生动作的句子，宾语有确指、不确指两种情况。（2）宾语不确指、表示未发生动作的句子一般用前宾式。（3）表示已发生动作的句子，前宾式使用率不高，特别是当宾语确指时，通常不用前宾式。她认为复合趋向补语句中宾语的位置也有三种情况：（1）中宾式为复合趋向补语的常见格式，不受宾语确指与否的限制。但当宾语确指时，则受某些语义句法因素的制约。（2）复合趋向补语句中，“把”字式大量存在，其语义特征在于强调对确指宾语的处置，趋向补语体现处置结果。（3）后宾式及前宾式通常不用于确指宾语，[3]它们在普通话里使用频率很低。

陆俭明（2002）对“动+趋+宾”“动+宾+趋”和“动+趋1+宾+趋2”做了更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发现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既跟动词的性质有关，也跟动词所带的趋向补语的性质有关；既跟宾语的性质有关，也跟动词带不带“了”有关，有时还跟语境有关。

对宾语的位置进行解释的主要有杨凯荣（2006）、孙淑娟和黄国华（2009）、刘慧（2011）、孙淑娟（2012）、张言军（2015）等。

杨凯荣（2006）对处所宾语位于“来/去”前做了解释，认为表示指示性的“来”“去”以说话人视点观察的方向为陆标，因此即使无处所宾语也成立，但复合趋向补语的第一个语素以客观场所为陆标，无处所宾语难以成立。

孙淑娟和黄国华（2009）指出，从句宾语位于“V+复合趋向动词”后是受“重成分后置倾向”的制约。

刘慧（2011）、张言军（2015）分析了“V来/去”带宾语的语序，并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们都认为每种语序都有理据，但解释并不完全一样。

孙淑娟（2012）指出，“下去2”的分离式凸显位移的起始视界或中段过程视界，合并式凸显位移的终结视界，动趋式结构带宾语语序上的差异是观察视界和扫描方式的对立在句法上的表现。

2.4　动趋式结构

动趋式结构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基于三个平面理论的，也有基于配价理论、功能主义、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式理论和类型学理论的。

2.4.1　基于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一个句式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个是对相近句式进行比较研究。前者有陆俭明（1989）、李冠华（1991）、邢福义（1994）、宋玉柱（1995）、曾传禄（2008）、齐沪扬和曾传禄（2009）、宋文辉（2012）、杨德峰（2012b）、卢英顺（2014）、罗艺雪（2015）等。

陆俭明（1989）认为“V来了”有三种不同的句法关系：述宾关系、述补关系和连动关系。从内部构造层次来看，“V来了”有两种不同的构造层次：“V来/了”和“V/来了”。文章认为上述情况与这一格式中的动词所具备的语义特征有关，并分别分析了以上情况下动词的语义特征。

李冠华（1991）认为“V+去/来”有无单纯趋向意义跟V的语义性质有关系。只有动词含有促使移位意义时，“V+去/来”结构才能表示单纯的趋向意义。反之，如果动词不可能有促使移位意义，那么“V+去/来”结构就只有兼表目的意义，不可能有单纯的趋向意义。

邢福义（1994）详细讨论了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他认为“A起来”是“兴发态”，“A下来”是“垂临态”，“A下去”是“延展态”，并对这三种态的句法功能进行了描写。

宋玉柱（1995）指出只有动词含有促使移位意义时，“V+去/来”结构才能表示单纯的趋向意义。反之，如果动词不可能有促使移位意义，“V+去/来”结构就只有兼表目的意义，不可能有单纯的趋向意义。

曾传禄（2008）把“V来V去”分为三个次类，并分析了每类的表义特点和篇章功能。杨德峰（2012b）基于语料的统计，也对“V来V去”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

齐沪扬、曾传禄（2009）发现“V起来”表示结果义、时体义与路径隐喻有关，前者是路径终点转喻路径整体，后者则凸显路径起点。

宋文辉（2012）从V的范围、与时体的共现规律、结构整体的意义等方面证明“V及物起来”和“V及物起O来”是两个不同的结构。

卢英顺（2014）描写了由“V+过来”构成的句式，指出其否定有“没/不+V过来”和“V+不+过来”。

罗艺雪（2015）发现随着“带来”使用频率的增长，会呈现出动词的高频效应；特定语体中随着“带来”由实到虚的变化及动词标准用法的丧失，它越来越多地用来构成独特句式。

基于三个平面理论、对相近句式进行比较的研究主要有张健（1991）、肖秀妹（1992）、岳中奇（1994）、张谊生（2006）、任鹰和于康（2007）、张言军（2015）等。

张健（1991）探讨了“了”在动趋结构中的位置，并从语义的角度把“动+趋+了”和“动+了+趋”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这两种结构的区别是前者表示结果意义，后者强调趋向动词的存在意义。

肖秀妹（1992）认为“动+来+名”和“动+名+来”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前者是动趋式带宾语，后者是连动式。汉语中有的动词只能出现在“动+来+名”中，有的动词只能出现在“动+名+来”中，还有一些动词可以出现在这两种结构中。

岳中奇（1994）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比较了“V去O”和“VO去”，他认为“V去O”和“VO去”基本意义相同，但语用作用不同，前者强调受事宾语，后者强调“去”所指示的趋向。

张谊生（2006）认为“看起来”“看上去”从表示时体和方向，发展到表示观感、感知、近似、比况、对比、逆转等，它们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情态化和关联化；“看起来”和“看上去”在搭配关系、表达功用、观察视角和虚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区别。

任鹰、于康（2007）指出，“V上”和“V下”的对立与非对立表现可以在“上”和“下”的原型义及其语义扩展过程中找到理据。

张言军（2015）认为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语篇中，“来”“去”的选择受到篇章话题、段落话题、空间处所以及共现词语等因素的制约。

2.4.2　基于功能主义的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功能语法的引进，有些学者开始运用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动趋式。张伯江、方梅（1996）从语气、语用、有指和无指、定指和不定指、新信息和旧信息等角度对四种句式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谓语动词后不带“了”时，A、B、C三式表示祈使的意味的趋势是A＜B＜C，即A表示祈使的意味很弱，C表示祈使的意味最强。在有指和无指上，A、B、D三种句式也存在着差别，“D式排斥无指成分，B式表现无指成分的能力强于A式”。张文通过统计发现A、B、D三式在有定和无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A式有排斥定指性成分的强烈倾向，D式有排斥不定指性成分的强烈倾向；B式对不定指成分有较大的承受能力，但并不强烈排斥定指成分”。A、B、D三种格式引入的信息也有所不同，“A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其中的O倾向于采用不定指形式，D式倾向于表示旧的信息，其中的O倾向于采用定指形式，B式介乎两者之间，略近于A式，同时O为无指成分时倾向于采用B式”。

2.4.3　基于配价理论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配价语法研究热，在这种热潮的推动下，有学者开始尝试把配价理论引入动趋式研究中。齐沪扬（1998）从位移句中VP的方向价入手，并根据与VP有联系的“必移行动元”和“必移处所元”的数目来给VP进行分类，其分类结果是：有一个必移成分的是单方向价VP，有两个必移成分的是双方向价VP，有三个必移成分的是三方向价VP。他在此基础上分别描写了它们的句法框架和语义框架。王红旗（1998）运用配价理论，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动趋式的配价问题。他根据动结式的配价=1+X（公式中的1是常数，代表述语动词的施事或主体。X代表补语谓词的变项值），辅助删除、添加、隐含等手段，推算出汉语动趋式的配价。他认为动趋式有一价、二价、三价三种类型，并指出不同的动趋式由于述语和趋向动词配价的不同，其价数也不同。他还总结出述语动词的配价结构与补语趋向动词的配价结构的论元的重合关系和动趋式的配价规律。

齐沪扬和王红旗研究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基本上是殊途同归。不过，由于二者采用的计价标准不同，在某些VP价数目的确定上存在一些分歧。

2.4.4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研究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议题比较广泛，马庆株（1997）、马玉汴（2005）、曾传禄（2009a）、王宜广和宫领强（2015）、周红（2015）等对动趋式结构中的构成成分的认知特点或语义进行了分析。

马庆株（1997）从主观范畴的角度探讨了趋向补语的认知问题，他认为趋向成分“来”和“去”表示主观趋向，它们分别表示由远及近和由近及远，这种移动方向是以说话人的主观看法为转移的。

马玉汴（2005）指出“上、下、进、出、过、回”表示运动图式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去”表示的是运动图式和“说话人”的关系，由它们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从环境和观察主体对一个运动图式进行描述。

曾传禄（2009a）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抽象空间的“V得（不）过来/过去”各个意义形成的理据。

王宜广、宫领强（2015）发现汉语动趋式的概念语义要素有参与者要素、空间要素、运动要素、路径要素和主观视点，并分析了“V开”的语义扩展路径。

周红（2015）认为“V+上/下”表达受动者在施动者的作用下发生了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垂直位移，路径“向量”“距量”和“标量”是分析“上/下”由空间到状态、时间认知域投射路径的重要因素。

沈家煊（1999）、童小娥（2008）、李思旭和于辉荣（2012）、周红和鲍莹玲（2012）等对动趋式结构使用上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解释。

沈文讨论了“上、下”“来、去”等趋向补语的对称和不对称，并指出“来”“去”的不对称是由人的感知过程决定的，“由于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接近人的‘来’是正常的，离开人的‘去’是不正常的”。

童文从位移事件的角度对“述+上来”和“述+下来”以及“述+上去”和“述+下去”的对称和不对称做了详细的描述。李思旭、于辉荣（2012）讨论了“V上”和“V下”在表趋向义、结果义和时体义上表现出的不对称，并利用“原型效应”和“凹凸原则”进行了解释。周红、鲍莹玲（2012）指出“V+过来/过去”的对称和不对称跟致使性的强弱有关。

郭晓麟（2014，2016）、丁萍（2014）对动趋式结构表达的事件进行了研究。郭晓麟（2014）认为复合共现趋向结构报道非常位移事件，表达言者“出乎意料”的主观评价态度，结构多用于反常情境。她（2016）还对与处所宾语有关的几种常见趋向结构做了系统研究和比较，找出了趋向结构系统和位移事件结构系统的对应关系。丁萍（2014）分析了“V出”“V起来”“V开”表达的事件类型。

也有个别学者对动趋结构的隐喻机制进行了解释。信晓倩、卢卫中（2015）认为“V上”的隐喻机制是客体上升和事件过程具有相似性，转喻机制是用客体上升三要素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来代指事件的整个过程。

2.4.5　基于构式理论的研究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构式理论引进我国，一些学者尝试运用该理论来研究动趋式结构，主要有吴为善（2012）、董淑慧（2012）、仝国斌（2012）、卫斓（2013）、常婧（2014）、张秀芳（2014）、常娜（2015）、杜可风（2016）等。

吴为善（2012）讨论了“V起来”构式的历时承继、内部差异以及话语功能，并比较了该构式与英语中动句的差异。

董淑慧（2012）认为“V+上+数量”构式中的“上”是动词兼主观量标记，该构式可表主观大量，也可表主观小量。

仝国斌（2012）发现“V了去（了）”有一定的不可推导性，是准语法构式；“A了去（了）”具有很强的不可推导性，是一种夸张表达方法，是准修辞构式。

卫斓（2013）探讨了“动词+下来”的构式义和联系，以及该构式对所能进入的动词的限制。

常婧（2014）认为“A了去（了）”源于“V了去（了）”，它继承了后者状态发生变化的特征，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该构式具有感叹的意味。

张秀芳（2014）指出“V来V去”构式的原型义指向带有实际空间位移的动作反复，可以延伸为虚拟位移的反复义或非位移的反复义；该构式在一定语境下可以获得相互义解读，构式多义性与动词的多样性以及动词和构式的互动密切相关。

常娜（2015）认为“V上了”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构式，表示事件的起始情状，“上”表示事件时间内部的起始点，“了”表示事件整体的时间变化。

杜可风（2016）从“X、Y”的义类特征方面对“X进去，Y出来”构式进行了分类，考察了“X、Y”的功能类型和构式的句法功能，探讨了构式的传播机制。

2.4.6　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

阚哲华（2010）、刘礼进（2014）分别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对动趋式结构进行了分析。阚文认为由于位移方式和路径动词具有同等的充当谓语中心词的机会，所以把汉语看作介于S-语言和V-语言之间的一种广义的E-语言比较好。但刘礼进不同意阚的观点，他认为路径动词做补语是汉语编码路径上最典型、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汉语是一种附加语构架比重较高的语言。

2.4.7　基于生成语法的研究

王玉和、温宾利（2015）从生成语法角度对动趋式结构进行了探讨，指出句首NP和“V起来”、AP同时存在题元关系，最简方案中的侧向移位和题元特征核查理论可为评价性“V起来”句的“附加语分析”提供形式化的理论工具。

2.5　动趋式在其他语言中的表达形式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人们开始把趋向补语跟其他语言中的表达形式进行对比，希望找出其中的对应关系，以利于教学以及学生学习。

2.5.1　趋向补语在外语中的对应形式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汉英、汉日之间，也有一些和其他外语中的对应形式的对比。

2.5.1.1　汉英对比

邱质朴等（1980）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对汉语和英语中表示趋向的动词短语从意义和构成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居红（1992）把英语中与汉语动趋式相对应的形式跟汉语的动趋式在意义上做了一些比较，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差别。黄月华、李应洪（2009）发现英语用在方式动词之后表路径的附属成分只能是介词和副词，而汉语用在方式动词后充当附属成分的多是趋向动词。黄月华（2011）指出大多数表达相似趋向概念的英语词语与汉语趋向动词在义项派生上具有相似性，相似路径概念中的不同概念成分导致义项派生的差别。张建芳、李雪（2012）认为汉英存在一些共同的表达路径概念的语法手段，但也存在许多差异，汉语趋向补语语法属性和使用位置比较复杂。王菊泉、王蕾（2014）指出汉语的动趋结构带宾语有多种位置，英语附加语总是有VCO和VOC两个位置；汉语动词复合体能带处所宾语表位移的终点，而英语有时要用介词引介才能带上和汉语相当的成分。

2.5.1.2　汉日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具体动趋式结构与日语中的对应形式的对比。朱巨器（2000）比较了汉语的“来”“去”和日语的“来る”“行く”，指出了它们基本词义和引申词义的差别。金慧莲（2009）指出，日语复合动词「～こむ」主要表示主体或客体从容器外向内移动，并从认知角度对比了「～こむ」和“～进”表示位移时的句法和语义特点。聂亮（2011）探讨了日语的“てくる”和汉语的“V来”的互译，归纳出了它们的对应关系。王欢琦（2015）对比了日语的“てくる”和汉语的“～来”构式，归纳了二者的使用规律。

2.5.1.3　汉语和其他外语

耿京茹（2005）、贾秀英和孟晓琦（2008）都对趋向补语与其在法语中的对应形式做了对比，前者从语法意义和结构形式上做了比较，后者从结构形式上进行了对比，并对两种语言的重音位置不同表示的意义不同做了比较。

李春享（2009）系统比较了汉语中的趋向补语与其在韩语中的对应形式。刘静（2012）发现汉语运动事件表达[路径]的主要是趋向补语，且趋向补语总是位于运动动词后，通常还要和多个其他不同语法范畴的语言单位共同表达[路径]概念；韩语运动事件表达[路径]的主要是[路径]动词。

秋兰、毛远朋（2012）对汉泰趋向补语和宾语位置做了比较，指出汉语的“来”“去”做补语时，一般宾语和处所宾语是定位的，但泰语中前一种宾语是定位的，后一种是不定位的。

阮氏青兰（2013）对趋向补语“来”“去”与其在越语中的对应形式做了比较分析。李双双（2014）从语义、句法等方面对比了汉越两种语言中的“V起来”。

2.5.2　趋向补语在民族语等中的对应形式

王莉和王小燕（2005）、崔巍和阿斯亚·艾尼（2008）、崔巍（2012）分别考察了趋向补语“来、去”“下来、上来、下去、过来、过去、出来、出去”和“V+进/出”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方式。

朝吉勒玛（2011）系统考察了20个趋向补语在蒙古语中的对应形式。

刁宴斌（2016）发现海峡两岸趋向动词在用法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台湾和大陆趋向动词在用法上的差异主要是受传统用法、方言和“庄雅”的语体风格的影响。

2.6　偏误分析研究

留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常常出现一些偏误，对这些偏误进行归纳、分析可以为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八十年代中期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2000年以后，成为了一个热点，既有外国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也有少数民族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

2.6.1　外国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

外国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有两种，一是国别化的，二是泛国别的。

2.6.1.1　国别化的偏误分析研究

国别化偏误分析研究集中在英语、日语、韩语和越南语母语者上，也有泰语、俄语、印尼语、蒙古语母语者的。

李淑红（2000）在90多个用例的基础上，对美国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归纳。文章认为美国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错误：语法错误[4]、缺动词、缺趋向补语、趋向补语的误用。

吴丽君等（2002）对日本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时出现的偏误进行了分析，发现偏误主要集中在简单趋向补语和复合趋向补语的混用、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混用、趋向动词选择错误、趋向补语的缺失和赘余、宾语的位置错误等几个方面。

对韩语母语者的偏误进行分析的主要有黄玉花（2007）、徐川和高影（2013）、高影和徐川（2014）、刘岩（2014）、车慧（2015）等，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韩语母语者习得趋向补语时出现的偏误做了分析。黄文对中高级韩国学生作文中的偏误考察后，指出偏误有残缺、宾语位置错误和趋向补语混用等，影响习得的主要因素有趋向补语的语法化程度、使用频率、组合能力以及母语干扰等。徐川和高影通过对100个学生调查后，对韩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过来”时出现的偏误做了分析，发现“表示不能按要求完成任务”和“表示通过努力渡过难关”两个意义最难掌握。他们还对韩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下来”时出现的偏误做了分析，指出有趋向补语的混用、趋向补语错序和趋向补语遗漏三方面的偏误。刘文通过分析韩国学生习得现代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时出现的偏误，发现母语是动词框架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卫星框架语言时，会受到母语概念认知模式的影响。车文指出韩国留学生习得复合趋向补语时有复合趋向补语和宾语位置错误、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用法不当两类偏误。

吕桂云（2011）从遗漏、误加、误代、错序四个方面对越南留学生使用趋向补语时的偏误进行了分析，但缺乏语料统计的支持，而且偏误类型不全。刘汉武（2013a，2014）通过对各一百多例作文语料的分析，发现初级和高级越南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偏误主要有冗余、趋向补语间的混用、和其他补语混淆、遗漏以及补语和宾语错序。初级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是母语负迁移，高级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是母语负迁移和目的语过度泛化。刘汉武（2013b）还基于65万字越南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考察了越南学生“出”组趋向补语的使用情况，发现有冗余、与其他趋向补语混淆、与其他补语混淆、遗漏、与宾语错序等偏误。刘汉武（2015）还发现越南学生在习得“来”“去”时，经常出现遗漏、冗余、与其他趋向补语混淆、与其他补语混淆等偏误，他还指出影响习得的主要因素是母语负迁移。LUU Hon Vu（刘汉武）（2016）通过对中介语语料库的考察，对“下”“下来”“下去”的习得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越南学生的主要偏误是遗漏、冗余、与其他趋向补语混淆、与其他补语混淆和宾语错序等。刘汉武的研究语料规模普遍较小，而且语料来源比较复杂。

陈晨和李秋杨（2007）指出泰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偏误有趋向补语和宾语位置偏误、空间方位变化偏误、引申义偏误、简单趋向补语和复合趋向补语混淆、趋向补语漏用和滥用以及立足点偏误等，并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翟英华（2008）分析了俄罗斯学生习得趋向补语产生偏误的原因。马尔迪和李国慧（2013）指出俄罗斯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偏误有误代、错序、趋向补语残缺三大类，并分析了原因。

戴丽芳（2011）指出印尼学生存在缺漏、误加、误用、语序偏误等。

范颖芳（2013）发现蒙古国学习者习得趋向补语存在错序、误用、缺失、冗余四类偏误。

2.6.1.2　泛国别的偏误分析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多是某一个或一些趋向补语习得的偏误分析。刘佳（2012）指出“V+起来”存在“起来”的缺失、VP的缺失、VP选择错误、相关结构误代等偏误。

赵思思（2012）、张博（2015）都根据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HSK”）的语料分析了“起来”的偏误类型，但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赵文指出“起来”有遗漏、误加、误代和错序四种偏误，语际、语内的负迁移、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的个体因素是主要原因。张文认为“起来”的主要偏误是遗漏、误代、述补搭配错误、语序错误和其他表达形式相混等。

关鑫（2014）通过问卷调查对14个复合趋向补语的偏误进行了分析，发现“上来”“上去”偏误率最高。

雍琳娜（2014）考察“HSK”中的语料后，发现“起来”“下去”都存在冗余、残缺偏误。

王璐菲（2015b）通过对“HSK”进行统计，发现“V上”结构中“上”有遗漏、误用和误加等偏误，并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刘燕林和张赪（2015）指出，“起”的习得偏误类型有赘余、遗漏、搭配不当、“起”与“起来”混用、“起”和“到”混用。

2.6.2　少数民族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

少数民族学习者的偏误分析研究很少。黄志蓉、王春蕾（2009）指出，维吾尔族学生习得趋向补语时有错序、误用、遗漏、回避、替代、泛化等偏误，并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

崔巍、茹仙古丽·艾再孜（2010）发现新疆少数民族习得趋向补语存在遗漏、引申义回避、泛化、立足点混乱、源点和终点与处所宾语关系不清、错序等偏误。

2.7　趋向补语习得研究

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加速了趋向补语的研究，具体表现之一是外国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研究成了热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是外国学习者的趋向补语习得研究，也有儿童和特殊群体的趋向补语习得研究。

2.7.1　外国学习者的习得研究

外国学习者的趋向补语习得研究多是国别化的，也有泛国别的。

2.7.1.1　国别化的习得研究

国别化的习得研究主要是关于日语、英语、韩语、越南语、泰语和老挝语母语者的，不但有某一母语者的趋向补语习得研究，而且有不同母语者习得的对比研究。

钱旭菁（1997）通过对学生作业中的语料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以及翻译，构拟出了日本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顺序。杨德峰（2010）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中介语语语料库”（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北语中介语”）中的语料的统计分析，发现初级阶段日语母语者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习得效果不太好，并且中高级阶段仍没有太大的进展。

杨德峰（2007）基于对“北语中介语”的统计分析，指出初级阶段英语母语者复合趋向补语主要引申义都已经习得，但有的没有掌握，中高级阶段大部分引申义都已掌握。

黄玉花（2007）通过考察作文语料，分析了韩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特点。李春享（2009）使用选择测试发现韩国学生基本趋向义和结果趋向义习得的轨迹多是直线上升的，其他意义多是曲折上升的；一、二年级偏好后宾式，三、四年级偏好中宾、前宾的人明显增加。但测试的选项只有三个，而且选项的选择缺乏科学依据。杨德峰（2012a）在对“北语中介语”的语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初级阶段朝鲜语母语者一些复合趋向补语的引申义习得了，但有的引申义没有掌握，中高级阶段引申义的习得有进展。

齐春红、杨育彬（2015）根据正确率和使用频率构拟了泰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顺序。

以上是某一母语者的习得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同母语者的习得对比研究。

李燕（2012）指出影响趋向补语范畴的习得因素是母语背景和趋向补语的类别，英语组母语者受母语的负迁移影响要强于日语组。

齐春红（2014，2015）通过对中介语语料进行相关性和蕴含量表分析，分别构拟了越南语母语者和老挝语母语者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齐春红、陈海燕（2015）分别构拟了泰国、越南和老挝三国学生的习得顺序，发现他们习得趋向补语的顺序相似。

2.7.1.2　泛国别的习得研究

泛国别习得研究主要是肖奚强和周文华（2009）、刘佳（2012）、刘燕林和张赪（2015）、郝美玲和王芬（2015）等。

肖奚强、周文华（2009）根据汉语母语者的使用频率、外国学生的使用频率和正确率，构拟了外国学生汉语趋向补语句的习得顺序。

刘佳（2012）考察了欧美国学生“V+起来”的习得情况，发现他们习得起来有困难，即使到了高级阶段仍有很多问题。

刘燕林和张赪（2015）发现“起”语法化程度越高，学习难度越大；“V起”中“V”的高频常用性和多义性影响“起”的不同语法意义的学习使用；母语类型学特征影响趋向补语“起”的学习使用。

郝美玲、王芬（2015）通过分析S型语言和V型语言的两组学习者在用汉语叙述运动事件时的语料，发现汉语学习者在叙述运动事件时受到母语类型学特征的影响，但只体现在部分运动事件的成分上，且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制约着母语特征影响。

2.7.2　儿童和特殊群体学习者的习得研究

邹立志、周琳、程维莉（2010）通过对一名儿童“上、下”等共六个趋向动词的习得进行考察，发现趋向动词习得反映了“路径→结果→时间”的隐喻投射，与历时“空间→路径→结果→状态→时间”虚化过程一致。纪悦、杨小璐（2015）发现儿童在两岁前已理解空间指示意义，儿童话语中“来”“去”不对称性，单纯的指示意义不能决定习得时序，成人输入、空间上的认知和语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2.8　教学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教学方法、策略或过程上。翟英华（2008）指出，在对俄罗斯留学生进行趋向补语的教学时，应先教带“上”类动词的简单趋向补语。本义采用图示法，做形象化的解说；引申义应和搭配的动词一起教，并与俄语中相应的完成体动词对应着记忆。王巧足（2008）认为趋向补语的教学应语义和语法及语用相结合，用比较法加深印象，重视常用形式，结合例句表演。王祖嫘（2009）建议对趋向补语本义和引申义教学时进行分级处理，反义趋向补语的引申义用法应成对进行教学。汤玲（2012）以“过来”和“醒类词”为例，设计了教学过程。徐媛媛（2014）以“起来”为例，建议通过图片、实物展示情景，让学习者通过对图片等情景的感受自觉表达，教师引导，然后安排有控制的模仿和操练。李恒敏和谭慧（2013）建议引导学生建立复合趋向补语认知图式，在此基础上，编排复合趋向补语引申用法的教学顺序。范颖芳（2013）建议在对蒙古学生教学时要注重层次性和阶段性，教学分清主次，善于运用对比和辨析的方法，灵活讲解引申义。王萌（2013）指出在教授趋向补语时可采用手势、多媒体展示等教学策略。胡亚楠（2014）提出初级阶段可以根据需要采用画图法、演示法、情境法、表演法、手势法、多媒体演示法等。

另外，个别学者，像郭晓麟（2010），探讨了趋向结构的选取问题。她以趋向结构为例，提出了典型例句选取的四个基本语用原则，指出教材非典型示例的解决要靠语法项目编排原则和观念的转变。

2.9　机器翻译

黄德根、刘小华、李丽双（2006）指出，从机器翻译的角度，趋向动词类似于词性标注中的多义兼类词，基于趋向动词在谓词后做趋向补语的概率统计模型开式和闭式测试的识别精确率和召回率较高，能有效识别出趋向动词用法。

3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趋向补语研究的特点

综观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趋向补语研究，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这一时期趋向补语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从研究的范围来看，既有宏观的、总体的研究，也有微观的、个别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应用上的探索；既有语内的比较研究，也有语际之间的对比。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静态描写，也有动态分析；既有义素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有变换分析等方法的使用。从应用的理论上来看，既有三个平面理论，也有功能主义、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语言类型学以及生成语法等。

该时期趋向补语的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大。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比较多的问题，像趋向补语的意义和性质、动趋式宾语的位置等，仍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除此之外，动趋式结构研究、对比研究、习得研究、偏误分析、教学研究以及功能研究、配价研究、认知研究、构式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也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对趋向补语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大好形势。

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过去对动趋式的研究主要是原子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既有静态的描写，也有动态的分析；既有层次分析，也有语义特征分析，还有变换分析等。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是单一地使用某一方法，常常是多种方法并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引入了不少新的理论，像功能主义、配价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式语法、语言类型学等。功能主义八十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并逐渐被我国学者重视，他们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汉语的一些语言现象，包括趋向补语等，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配价理论七十年代末传入我国，八十年代引起人们的关注，九十年代出现了配价语法研究热。在这种热潮的推动下，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配价的角度对趋向补语进行研究，虽然很少，但是同样给趋向补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也发现了一些传统的研究难以发现的问题。所有这些，不但深化了趋向补语的研究，也使得趋向补语的研究在理论运用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认知语言学理论九十年代传入我国，尽管时间不长，但是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不太注重应用，但之后的研究显然比较注重与实际运用的结合。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汉语热，到我国来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人们发现趋向补语是留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留学生学习趋向补语之所以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趋向补语本身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国家的语言中没有与趋向补语相对应的语言形式。为了解决留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遇到的困难，提高教学效率，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开始从留学生使用趋向补语时出现的偏误入手，分析出现偏误的原因，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以便指导教学。还有人把汉语的趋向补语与其他语言中相对应的表达形式进行对比，以期找出其中的对应规律。也有人从教学出发，探讨趋向补语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以便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不仅为趋向补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开阔了研究的视野。

不过，也应该看到，尽管研究范围扩大了，但很不均衡。趋向补语本体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趋向补语的意义、动趋式结构、动趋式结构与其他结构的比较、趋向补语在其他语言中的对应形式等方面，趋向补语的用法、功能、篇章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习得、偏误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非常丰富，但主要集中在日语、英语、韩语、越南语、俄语等母语者上，还有很多母语者的习得和偏误研究仍是处女地，亟待开垦和耕耘。语言间的对比主要是汉英和汉日对比，汉韩、汉法、汉泰、汉越对比不太多，汉语与很多其他语言的对比仍是空白。另外，儿童习得、少数民族习得以及趋向补语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也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