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下》的创办及其影响

现代学术界的巨擘梁启超（1999：970）将报馆、学校与书籍列为传播思想的三大利器，他曾主持或创办《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多种报刊，提倡维新变法的思想。林语堂认为，报刊可以教育公众，宣传国内外的形势和重要发展趋势，介绍和倡导新的文艺思潮，引导舆论并纠正社会不良现象，“报刊是一个国家文化进步的最好标志”（Lin，1936：150）。他指出，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Lin，1936：114），并列举了在这一时期发行的56种主要报刊。据他统计，1895年至1935年间，中国出版的报纸从7种增长到了910种（Lin，1936：146）。另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国现代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乃至于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阿英，1935：89）。

以上这些观点和数据都基于中文报刊，而中文报刊针对的是本土的中文读者，实现的是对内传播、影响国民的目的。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不少外文期刊，特别是英文期刊。在中国办外文报刊，在主办者、目标读者群、办刊宗旨等方面都与办中文报刊不同。早期的在华外文报刊主要由外国人创办，其目标读者群主要是在华外国人，如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在华有影响的英文报刊包括：英国人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上海时报》（Shanghai Times）、《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等；美国人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自由西报》（Hankow Herald）、《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Review）、《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等。这些报刊收集中国各种新闻信息，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同时，这些报刊伴随着在华外国人的活动，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尤以办刊历史最长的《字林西报》为著。

由于在华外国人群体的存在以及中国对外宣传的实际需要，20世纪初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中国人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人办英文报刊的重要前提是要有用英语表达和对外交流对话的能力；而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为中国造就了具备这种外语能力的群体，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不少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关口，大多曾远涉重洋，游学于欧美高等学府，掌握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多种话语资源，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正是他们承担了办英文报刊的历史性任务。由于同一时期英美人办的英文报刊侧重于新闻时事，中国人办的英文报刊虽然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有一种自觉倾向于文化与学术的趋势，相对来说，其读者群是比较小的。当时，中国人办英文报刊集中于京、津、沪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报刊有《北京每日新闻》（Peking Daily News）、《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北平纪事报》（Peking Chronicle）、《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天下》等。

《天下》的创办客观上是由于上述能力和条件，主观上则源于总编吴经熊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的想法。他向温源宁、孙科等人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获得了他们的一致支持。至于刊名的来历，他写道：

“天下”一名是我建议的。我在孙博士那里看到一张很大的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字，就是“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们的杂志也应谈论天下大事，要与别人分享，“天下”倒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我的建议在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被采纳了。（Wu，1951：201；吴经熊，2002：229）

关于《天下》的宗旨，孙科在发刊词中指出：

《天下》作为一份中国人办的刊物，主要致力于向西方诠释中国，而不是向中国诠释西方。但是正如本刊名显示的那样（天下即宇宙），那些对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至关重要的任何话题，都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对那些有志于增进国际文化理解的西方学者或别的国家的学者，我们同样欢迎他们的来稿。我们所要杜绝的只是当前的政治纷争。那些纯粹个人的琐议也将被排除在本刊的版面之外。（Sun，1935：5）

如此非凡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在实际表现中也可能是焦点模糊，流于空洞，但《天下》的主办者自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和主体意识，只需要时间便可将文化信念的种子孕育成熟。温源宁（Wen，1935：6）在首期社论中自信地写道：“《天下》的办刊目标只能说是其在未来可能的发展，其性格之形成则有赖于时间，随着本刊的成长，其内涵将逐渐变得清晰。”

《天下》的内涵与风格从常务编辑吴经熊和主编温源宁二人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中也可见渊源。吴经熊（1899—1986）早年学习法学，后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相继去巴黎、柏林继续从事法学研究，并应邀在哈佛研究比较法哲学；回国后，历任法学教授、法官、立法委员等职。法学和法律当然有讲求严格逻辑与客观证据的一面，但吴经熊的精神之中，自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浪漫气质和悲天悯人的超越情怀，这与法学和法律的严格和客观并不契合，而他从早期的法学实证主义转变到以理想主义为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想，也无疑是内在的精神追求使然。在三四十年代，吴经熊发起并主办《天下》杂志，正处于个人事务极为繁忙而时局也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主持《天下》的是温源宁，吴经熊也许并不事必躬亲地主持编务，但除主编温源宁之外，他却是为《天下》撰稿最多的作者（吴经熊偶尔使用笔名“李德兰”），其中包括《真实的孔子》（The Real Confucius）、《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作为道家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Taoist）、《爱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ove）、《唐诗四季》（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老子之〈道德经〉》（Lao Tzŭ's The Tao and Its Virtue）等名篇。

温源宁（1899—1984）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他在剑桥求学时与徐志摩同窗，虽然学的是法学，但却醉心于文学与艺术，英文造诣令人叹服。回国后执教北大、清华，培育了大量英语人才，钱锺书就是他的高足之一。温源宁曾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多篇英文随笔，后结集为《一知半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出版，书中“名言隽语，络绎不绝”（钱锺书语），以素描方式、“春秋”笔法写下了作者对胡适、辜鸿铭、吴宓、周作人、丁文江、徐志摩等17位文化名人的印象记，“其褒贬之辛辣别致、格调之活泼高雅、修辞之新颖风趣，深得英国散文传统风格的真髓”（陈子善，2001）。温源宁在主编《天下》期间也发表了大量文章，绝大多数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此外还有《中国绘画之民族特征》（Racial Traits in Chinese Painting）、《A. E.豪斯曼的诗》（A. E. Housman's Poetry）、《瓦尔特·德拉梅尔的诗》（Walter De La Mare's Poetry）、《四位当代英国诗人琐记》（Notes on Four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s）、《辜鸿铭》（Ku Hung-Ming）、《奥博利·比亚兹莱一则》（A Note on Aubrey Beardsley）、《艺术纪事》（Art Chronicle）等名篇，以及吴经熊的六首古诗词的英译。

《天下》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位的英文杂志。1937年至1939年的《中国年鉴》（The Chinese Year Book）上都刊登有《天下》的广告，其中摘录了西方媒体对该刊的评论。英国著名文学刊物《阿德菲》（The Adelphi）认为：“《天下》的成就看起来远远超过了我们神经质的知识分子的能力——该刊将文化和质朴、知识和谦逊、精巧和稳健融为一体。”纽约《亚细亚》杂志（Asia）认为，凡是能读英文的人，都应该读《天下》。英国权威文艺刊物《今日人文》（Life and Letters To-day）也认为《天下》是“有高水准的思想、风格和学力”（黄芳，2008：71）。夏洛特·泰勒（Charlotte Tyler）在《天下》发行不到一年后的评论中指出，《天下》的编委们对英文的使用驾轻就熟，又具有广博的中西文化见识，世界上还没有别的类似组织曾尝试以人类的全部文化为其探索领域；当然，《天下》刊出的文章中对中国以外的读者来说最具独特价值的还是那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他也指出，对西方读者来说更具价值的是《译文栏》，“就像《天下》偶尔刊出的中国画的高质量照片，这些译文虽非中文原作，但总比任何评论文章更能有效激发西方人对中国创造性艺术的理解”（Tyler，1936：276）。

图1-1　《中国年鉴》（1937）上《天下月刊》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