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下》社论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传播视野

从1935年到1941年，在《天下》存续的六年多期间，一连串由日本侵略者所带来的军事事件使中国进入了近现代历史上一段最血腥、最惨痛的时期。因为战争所导致的纸张和印刷费用的高涨，从1940年8月的第11卷起，《天下》不得已从月刊改为双月刊。作为一份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高端英文杂志，《天下》本意是要回避现实的政治纷争的，如果不是因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它大概不会把文化之外的纪实性报道纳入编辑视野。这倒不是出于文化人躲进象牙塔的清高做法，而是作为月刊，它不能保证纪实性报道的时效性。若想追求时效性，在华的西方读者可以选择《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美晚报》等英文日报。另外，海外的西方读者还可以从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等新闻机构和媒体的驻华记者和撰稿人发回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中国的抗日战况。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就认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并于1937年11月成立了国际宣传处（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审查境内外西方媒体的新闻稿，采取中外合作方式进行多语种、多形式的宣传，通过驻外办事处展开更直接的对外宣传。因为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已经对抗日战况有了全面的报道，让他们去面对西方读者会产生更好的宣传效果，所以国际宣传处的策略就是借助外国人（主要是英国和美国人）出面传播。处长曾虚白（1988：201）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商定这一时期的国际宣传不应中国人自己出面，我们要找了解我抗战真相与政策的国际友人做我们的代言人。”曾虚白提到国际宣传处资助伦敦《曼彻斯特导报》（Manchester Leader）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和美国社会学家、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对南京大屠杀展开的报道和调查，二人分别出版的《日军暴行录》（Japanese Terror in China）和《南京战祸写真》（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在欧美风行一时，让日军的罪恶昭示于天下，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资助西方人揭示真相的报道，并不是一种金钱雇佣关系，曾虚白（1980：296-297）指出：

可以用金钱雇佣的，绝不是代言人。真的代言人，是格于诚而感于真的热心人士。既不能强迫他为报酬而工作，也不能强迫他去做他良心上认为不该做的事。我们要用以诚格人，以真取信的态度，使外人潜移默化而自动做我们的代言人。我们当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固由于我们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感谢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制造了许多宝贵的宣传机会。譬如说，南京的屠杀和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使国际人士闻之，莫不发指。……我们不必渲染，不必夸张，只要把事实真相唤起英美人士的注意。

国际宣传处把大部分对外宣传工作让给外国人来做，主要是出于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外国人具有国际宣传的媒体或平台，受众多；二是外国人能够更地道地使用所属国语言（主要是英语），熟悉新闻传播的文体风格，其宣传的内容更易于被所属国的受众理解和接受。这两个条件对于在国内的中国人来说一般很难满足，但也并非绝对做不到。事实上，在抗战爆发后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顾维钧博士就用流畅地道的英语叙述日军在中国的破坏与暴行以及中国军队的英勇反抗，并且以《九国公约》为依据，指明中日和平应该满足的条件和英美等国的合理立场。

So long as that aggression persists, so long we a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our resistance. It is not a peace at any price that will either render justice to China or do credit to civilization. It is only by accepting a peace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article 1 of the Nine-Power Treaty of Washington, under which we are sitting, that China, by her tremendous sacrifices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will be contributing to the cause of law and orde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Koo，1980：604)

只要侵略行为不止，我们就决心坚持抵抗。我们要的不是附加任何代价的和平，要么给中国以正义，要么为文明添分量。本着《九国公约》，我们坐在这里。只有接受该公约的第一条，中国在过去数月之中付出的极大牺牲，才可以说无愧于国际关系中由法律和秩序建构的事业。

后来，宋美龄和民国驻美大使胡适等在美国各地演讲，激发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民国的名人就很好地利用了平台和语言的优势。同样，《天下》主编温源宁也具备这些优势，一方面，《天下》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他的英文已经达到英美一流学者的水平，完全可以胜任对外宣传工作。

《天下》共出版56期，每一期都有社论，除7期外，剩下的49期都由主编温源宁独立撰写。本着促进国际文化理解、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的宗旨，《天下》社论主要介绍近期中国文化界的动态和当期刊物的主要内容。虽然篇幅有限，但是社论并不流于一般性的事实报道，也并非板着倾向于官方的正统面孔。温源宁的“生龙活虎之笔”（陈子善　2001）是有个性的，他以精彩而又温润的英文点缀着一个个观察、观念和判断。我们看到，当他把部分精力转向揭露日军的在华暴行时，他的文笔自如地统摄客观事实，同时又充满理性、机智和雄辩的力量。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天下》已经发行了4卷20期，其中的社论偶尔涉及中日关系，但主要是以《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等国际文件为依据，提出温和的理性主张，试图遏制日本在华的军事活动和侵占领土要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天下》从1937年8月起，几乎每一期的社论都在揭露日军在华的侵略行径，弘扬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揭穿日方的虚伪面孔和虚假宣传，为中国争取合法权利和国际支持，以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反衬日军反人类、反文化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