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体质

“体”，指身体，“质”，指性质、本质。所谓体质，就是机体因为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素质特征，是由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所共同形成的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的特性，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具体指：

体型、身体姿态、营养状况等。

即机体新陈代谢功能及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工作效能。

即身体在生活、劳动和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以及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悬垂、支撑等运动能力。

包括本体感知觉能力、个性、人际关系、意志力、判断力等。

对外界环境以及抗寒耐暑的能力，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体质具有个体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是每个生命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中医对体质的认识是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出发点，生理状态下主要表现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适应上，在病理状态下主要表现为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对病程发展的倾向性，通过对不同体质构成特点、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分类标准的研究，形成系统的中医体质理论，起到对疾病的预防、诊治、康复与养生的指导作用。影响人的体质的因素很多，如遗传、环境、营养、教育、体育锻炼、卫生保健、生活方式等。中医体质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未病先防、已病防变起到了有助的作用，对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人们对体质的研究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纵观中西方文化流派众多。从西方来说，公元前400多年西方医学的奠基人，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按体型与体力特征把人体分为弱型、强型、肥胖型与湿润型，认为人的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组成的以不同的比例在人体内混合，从而使人具有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不同的气质类型，疾病的产生正是由四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的，而体液的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这种对人的气质成因解释虽然并不正确，但是提出的气质类型的划分以及它的名称，却有其道理一直被沿用。

从东方来说关于人体体质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医体质学说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经历了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建国后等几个阶段。

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为中医体质学说产生的初期。其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周礼》：“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民晰而瘠。五曰原隰，其民肉丰而庳。”《吕氏春秋·尽数》亦有记载：“轻水所多秃与瘦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从中可以了解到人们已经认识到体质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居住环境的不同使人的形态表现各有特点。

秦汉时期对体质有了初步的认识，首见于《内经》，在《灵枢·论痛》中记载“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理之疏密，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素问·逆调论》记载是人者，素肾气胜。《素问·厥论》记载：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灵枢·阴阳十五人》、《灵枢·通天》、《灵枢·逆顺肥瘦》、《灵枢·卫气失常》、《灵枢·寿夭刚柔》、《素问·血气形志》等多篇文献中也都对体质的分类、发病特点、治疗手段有所论述。

另外，汉·王充在《论蘅·气寿》中也指出：夫禀赋渥则其体强，禀赋薄则其体弱。此体质之强弱，即指体质，明确提出禀赋与体质的关系。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认为伤寒六病的发生，是由于不同的体质类型与病邪相互作用所产生六种病理表现。临床上因体质寒、热、燥、湿、虚、实的偏颇，形成强人、羸人、盛人、虚弱家、素盛今瘦、旧有微溏、阳虚、其人本虚等体质的差异，以致疾病存在有发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不同。并认为即使在相同的致病条件下，由于体质的差异决定了是否发病，以及发病的类型、病位和病证的性质及转归等。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所论述的体质理论不仅较为系统地应用到了中医的体质分类，更指导了临床，蕴含有辨质论治的精神，使体质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发展，运用于临床学的各个方面，奠定了临床体质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不但从生理上对病人进行了区分，而且从病理上进行了划分，还提出了不同体质病人的禁忌，较之《内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隋唐时期，中医体质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加深了体质与发病、辨证、治疗等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对特禀质体质、小儿体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如：

（1）晋代王叔和《脉经》所言：“凡诊脉，当视其人大、小、长、短及性气缓、急，脉之迟、速、大、小、长、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则吉；反之者则为逆。”论述了不同体质的人所表现的脉象特征亦有所不同。

（2）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漆疮候》中对过敏体质的人有所描述：“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浇煮，竟不为害者。又见人无问男女大小，有禀不耐漆者，见漆及新漆器，便著漆毒。”以此说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是由其先天禀赋决定的，提出了中医特禀体质的理论。

（3）唐末宋初我国第一部中医儿科学专著《颅囟经》指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

宋金元时期是体质学说的继续发展时期，在此时期医学流派丛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术思想，也充实了中医体质学理论的内容，尤其是金元四大家对体质的认识尤为突出。

金元四大家对中医体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寒凉派医家刘完素的“火热论”对火热体质的认识及临床治疗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另外在妇科、针灸、养生等方面根据年龄、体质的不同也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攻邪派医家张从正创立了“病由邪生，攻邪己病”的攻邪学说，认为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注重体质的不同，用药量的不同。如在应用吐法时身体壮实者可一吐而安，怯弱者可分三次小量轻吐；在运用汗法时少壮气实之人宜用辛凉，老耆气衰之人宜用辛温，病人禀性怒者可用辛凉，病人禀性和缓者可用辛温；同时认为地理环境不同，个体体质就不同，因而用药各异。如在阐述汗法禁忌时论述南陲之地多热，宜用辛凉之剂解表，朔方之地多寒，宜用辛温之剂解之。补土派医家李东垣提出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思想，特别强调饮食失调对体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同时注重元气的生理作用，对气虚体质的形成与治疗作了重要阐述，由于其生于战乱，民不聊生，疾病以内伤脾胃为多，故其首创补中益气汤治疗气虚之证，对气虚体质的调治及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明确的效果。滋阴派医家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对阴虚体质的论述有重要贡献，明确地告诫人们要注重顾护阴精。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指出阴虚体质的形成与后天因素密切相关；并将体型与发病相联系，提出了“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的观点。

宋金元时期，体质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很多医家的研究过程中，从体质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体质与疾病的关系，体质的干预方法，体质与养生等方面对体质理论进行了充实与发展，促进了中医体质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伤寒医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说：“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同是感受寒毒，勇者气行而已，怯者着而成病。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假令有寒者，多病阳衰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病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宋代医家在唐代医家的基础上，对中医小儿体质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如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描述：“小儿易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生冷，服温生热，当识此勿误也。”并以小儿易虚易实的体质态特点，提出对小儿的治疗应注意用下法则量大小虚弱而下之，其观点为后世对小儿体质的认识提供了临床依据。另外《妇人大全良方》对因妇女体质不同而做出的不同治疗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圣济总录》、《伤寒杂病论》等对体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明清时期是中医体质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医家，形成了温补与温病两大医学流派。特别是温病学派充分认识到体质对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影响，总结出针对不同体质的治疗方法、用药规律等宝贵经验，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医体质理论，而且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温补派代表医家张介宾，非常重视对人体体质差异的辨别，在《景岳全书》中明确提出，人体质各异，可以从神志、色泽、性格、体形、习惯等方面辨别不同的体质，在治疗原则上强调“辨质论治、治病求本”。如在《景岳全书》中说：“藏象之义，则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脏有强弱则神志有辨也，颜色有辨也，声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饮食有辨也，劳逸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柔刚有辨也。”又曰：“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败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若形气本实，则始终可治标，若形气原虚，则开始便当顾本。”

温病学派代表医家叶天士最大的贡献在于体质分类。他明确提出人体有木火体质、水土体质、阴虚体质、阳气素虚体质、气虚体质、血虚体质等。叶氏还对辨体论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在《外感温热篇》中明确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顾护其阳气，湿胜者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

明清医家徐大椿对体质理论也做了重要阐述，认为体质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辨证意义重大。其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身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龄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喜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温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体质迥乎相反，则利益亦相反矣。”

清代医家吴德汉《医理辑要·锦囊觉后篇》提出某种体质之人易患某病，论述“要知易风为病者，表气素虚；易寒为病者，阳气素弱；易热为病者，阴气素衰；易伤食者，脾胃必亏；易劳伤者，中气必损。须知发病之日，即正气不足之时。”《医宗金鉴》提到体质从化理论：“人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提出素有脾病之人易病湿热，“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其他医著如《外感温热病篇》、《寓意草》、《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都对体质理论有了很深刻的论述。

民国时期的医学著作在体质方面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妇女滑胎多与肾虚体质有关，当从肾论治。并且还提出很多食疗经验方，如脾虚体质可多食用山药粥、益脾饼等，对中医食疗学也有一定贡献。此外，张山雷、唐宗海、曹炳章等也在体质方面有很深刻的见解。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中医体质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医体质理论依然没有形成学术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医体质学说形成及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养生学、保健学、食疗学、体质学、防治学等学科。中医养生学在此时期也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针对不同体质进行科学养生。如冷方南主编《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对不同体质的人进行辨证配餐，所涉及的有药膳、也有食疗。

系统的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构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匡调元提出“体质病理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医体质学说，提出了体质病理学的新概念，并根据临床表现提出了新的体质分型学说，将人类体质分成正常质、迟冷质、燥红质、倦白光质、腻滞质及晦涩质。这6种体质类型中除了正常质是正常体质外其余5种都是病理体质。至1978年王琦、盛增秀则明确提出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1982年主编出版了第一部中医体质学之集大成者《中医体质学》，这部著作奠定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标志着这一学说的正式确立。书中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体质的分类、体质的形成及体质与发病、辨证、治疗等内容，初步建立了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体系。把人的体质大概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9种，集中体现了体质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进展，从而使中医体质理论完成了由学说到学科门类的转变。

综上所述，中医的体质理论的形成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历代先贤在体质学说的诸多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独特认识并有所发挥，中医体质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医体质学科的创立，不但集历代之长，而且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信中医体质学必将对中医学发展及人类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