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采兼收的治学观点

（一）医学思想

先师主张业医者须兼取百家、革故鼎新。他认为中医学术数千年来之所以延绵勿替，而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已大抵消亡，即使近数百年西学东渐，现代医学仍然替代不了中医治病，关键一点在于它始终富于时代的生命力。重视治学，直接关系到中医学术未来的命运，或繁荣、振兴，或衰落、式微，全在于斯。先师为此一再强调须兼取百家，推陈致新。

先师认为兼取百家，即是要求广搜博采、开拓视野，而不是仅仅按照清代沿袭下来的医学模式，把学术局限在一个狭隘的框架里面。如《内》《难》《伤寒》为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基础，学习这些著作须终身寝馈其中，如孙思邈所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因为经典中许多奥义，往往要经过反复沉潜涵泳，加以实践，方能彻悟。举例来说，《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段话初学者是很难真正理解的，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能体会到不少下利病的症结是由于宿垢未除，这是运用常用法如消导、健脾、温涩等无效的原因。肠腑以通为贵，故宜承气法以铲除病根。后世名家如许叔微、孙一奎等对此都有深切体会。先师认为，如果对经典著作浅尝辄止，一曝十寒，无异于把珍贵的财宝随手拋弃，十分可惜。

先师认为魏晋以来，中医学有很大发展，特别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晚近医界有一种庸俗化、简单化的认识，把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桎梏在金元明清诸子间，置宋前医学精华于不顾，这是黄钟毁弃，令人生憾。他经常告诫我们，唐宋医学朴质尚实，方多法众，是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的主要对象，金元以还诸子学术，以及后世大量所谓“秘方”，大抵亦渊源于此。唐以前数以百计的方书皆亡佚不传，所幸不少精华由《千金》《外台》保存了下来，《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则融化了这些精华，又加以铺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四部医学巨著，反映了中医临床学的大体梗概，与金元后诸子学术相较，则有整体与局部、浩瀚汪洋与涓涓细流之别。他强调治学上是不能舍本逐末的。

当然，先师亦认为金元后诸名家亦有卓著成就，如刘完素主火，张洁古主脏腑，张子和主祛邪，朱丹溪主滋阴降火，张景岳、赵献可主温补，叶、薛、吴、王阐发温证论治，吴师机主外治法，王清任主瘀血，唐宗海主血证等等，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医学理论，丰富了中医学的宝库。先师主张兼通百家，即包括融通这些学术精神，问题在于：①学习金元后诸家，不可陷于门户之见而一味盲从，须沉得下，跳得出，能根据实际病情随我所用。②须注意诸家除主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学术特点，如丹溪除滋阴降火外，杂病论治亦多发挥；子和除攻邪外，食养更为擅长。因此切忌简单化地评估名家学术经验。

（二）临证学验

先师经常跟我们谈起章次公先生治法多、疗效好，完全是由于沉酣百家、兼取其长的缘故。实际上先师也是如此。我随侍先师前后7年之久，每遇疑难病证，先师必细心诊察，甚或闭目吟哦，出奇方以治疗。如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暑温患者不少，往往高热持续不退，西医用抗生素，中医用桑菊饮、银翘散，常无济于事。先师不忌酷暑燠热，投辛温解表法，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之效。他认为目前暑病阴暑多，阳暑少。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劳动保护条件改善，直接在烈日下工作的情况已少见，这点在城市中尤为显著。而城市居住条件又普遍较差，深夜纳凉，频进冷饮者比比皆是，受暑气蒸逼，腠理开张，继而阴邪乘虚而入，腠理一闭，寒热即起。这类病人的特点是虽在盛暑之中，皮肤了无汗液，按之光滑不粘，热势虽张而又微微恶风，有汗毛耸立感。这些特征每每被暑温大前提掩盖，医者忽略不辨。由于大抵属病毒感染，故抗生素无效；属阴邪闭表，寒凉之药非徒不能透表，反令邪气坚结。不少注家对《内经》“因于暑……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经文难圆其说，事实上指的就是这类病证。先师常用葱豉、荆防败毒、香薷，甚则桂、麻之类，覆杯获效，其例不胜枚举。20余年来，我在临床中也是屡试不爽。这经验正是先师兼取百家，融会贯通得来的。

先师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主持前四明中医院，当时上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猖獗，死者枕藉，西医束手无策，一时人心惶惶，医院住满了这类病人。先师积极救治，并对该病的中医机理证治展开研究。由于本病以发热和角弓反张为特点，属古“痉”病范畴，又病变多见沿门阖户相互传染，即称疫病，故先师正其病名曰“疫痉”。病因上，天时乖戾乃外因，隆冬遇非时之暖，应春暖反见凛冽之寒，致不正之戾气肆虐于人口稠密处，血弱阴虚，肝失濡养为内因，易罹此病，这是先师据多年临床观察得出的结论。治法方面他也创制许多新方，如葛根栀豉汤（葛根、山栀、豆豉、天花粉、薄荷叶、荆芥、菊花、桑叶、黄芩、郁金）以透邪清热，羚羊舒痉汤（羚羊角、葛根、荆芥、豆鼓、川连、葱白、生石膏、菊花、薄荷、郁金、桂枝、白芍）以镇痉泄热，菊花达巅饮（菊花、桑叶、石决明、苍耳子、薄荷、稆豆衣、蔓荆子、明天麻、苦丁茶、白芍、钩藤）以平肝息风，天麻二甲煎（明天麻、生龟甲、生鳖甲、生石决、生白芍、大生地、丹皮、元参、麦冬、钩藤、西洋参）以育阴柔肝等等。这些新方是先师在唐宋组方尚实的影响下，按“疫痉”病情实际变化订制的，疗效卓著，挽回了许多危重病例，四明医院的名声由此大振，得到当时不少社会贤达的推许和褒扬，如谢利恒、王一亭、黄庆澜、蒋文芳俱撰文题词以称道之，有关资料在《疫痉治疗集》中颇多载述。

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在临床上遇到很多慢性腹泻患者，病情的共同处是腹痛便泻，泻下物有白色黏液，次数多而量少不畅，脉象沉迟或弦紧，舌苔白。温中散寒、温补脾肾诸法无效。先师苦思冥索，终于悟出病机为“寒结旁流”。历来只有热结旁流，而从无此说。先师认为前人阙如者，可补充之，只在顺理而已。盖寒滞凝结，闭阻回肠，水液污浊，从旁渗泄而出，即为“寒结旁流”。本证也应通因通用，但不能用承气法通下，他借鉴许叔微用干姜丸（备急丸加人参）治寒实泄泻经验，径用三物备急丸（巴豆、大黄、干姜）温开寒结，荡涤积垢。先师以此丸治疗的第一位患者为陆某，年五十许，形体丰伟，苦泄泻已数年，屡治不效，当时由我写方，用量为六分。药后1小时许渐渐发动，先有腹痛，随即登圊，大便夹黏液混杂而下，量甚多，不能起身，更泻下污秽宿垢水液，秽臭异常，先后历2小时之久。患者自称泻下之多，在意料之外，身体虽软弱异常，而少腹感觉未曾有的舒适，次晨起竟不再腹痛，无便泄，十分欣喜。先师以温中和胃法调治数剂，俟体力稍复，又投备急丸，寒积得以铲除，顽疾告瘥，嘱小心将养，随访数年，其症未发。先师强调中医学的发展要跟上时代，就一定要革故鼎新，多创治法，以应病变。他不仅是这样讲，并且确实是这样实践的。

先师提倡兼取百家、革故鼎新是与他的阅历分不开的。他青少年时代秉承父命，在家乡独处深山古庙苦读3年，对《内》《难》《伤寒》诸医经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之后又感宁海地僻，难以深造，即赴上海就读中医专门学校，幸列丁甘仁先生门墙，博鉴群书，通达大雅。旋复绛帐执教，更融贯百家，思想更新。在临床实践中早年所遇大都是已被西医视为不治的时疫重症。在患者存亡危急之际，他从不退缩，生平笃信曹仁伯的一句名言：“医者存心，须视天下无不可治之病；其不治者，皆我之心未尽耳。”（《继志堂医案·柳宝诒识》）夙兴夜寐，思索至再，每获良法，以应病势之变。如治疫痉诸方外，治温病还提出护脑、护津、护肠之三法，皆前人所未言，确有疗效而经得起反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