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关于集体所有权的性质问题

关于集体所有权属于什么性质的产权，周其仁认为，其是由集体来承受国家控制结果的中国特有的产权安排。集体所有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高飞，2012），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从法学角度，与团体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概念包括共有、合有和总有三种共同所有形式。丁关良（2007）认为，合有权制度属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制度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建立的，其能否适应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还有待商榷。(31)

我国民法理论和《民法通则》将共同所有称为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有学者提出采用民法中的按份共有形式（韩俊，2003）(32)，也有学者提出采用共同共有形式，还有学者认为应是特殊的共有关系（方志权，2015）。(33)但是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基本思路与传统民法并不相同，其个人地位并不突出（童列春，2013）。(34)而且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中的共有人都有加入或退出的自由，因此成员集体就面临着组织的不稳定性风险，甚至有解体的可能（王利明，1998）。(35)

基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反映土地公有制的本质，集体成员并不能划分其拥有的具体份额，或者说其应有的份额是抽象的、潜在的，区别于民法理论中的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不同于集体成员“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韩松教授称之为“集体共有”（韩松等，2007）(36)，并认为我国集体所有权是对传统总有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新型总有形式（韩松，2009）。(37)

虽然我国集体所有权类似于总有形式（王利明等，2012）(38)，但在总有形式之下，对总有成员的应有份额并不再进行细分，其份额不能转让或者继承，这与我国集体所有权下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在当前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不增、死不减”的要求下，具有成员资格的人未必一定能获得总有成员的相应权利。我国集体所有权难以用总有的制度框架来套用，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制度安排。(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