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无声:人文中国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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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Q的人生规划及其破灭

对于阿Q,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其“精神胜利法”,阿Q遭受屈辱时常挂在嘴边的“儿子打老子”,更是为人们反复提起。但是,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我们或许应该结合他的人生规划,去寻找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渊源。或许这样我们才可能更接近那个时代的阿Q,也才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悲剧。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在出场的时候,他在未庄给人家打短工为生,收工之后会去酒店喝酒,偶尔还去押牌宝,然而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在跟人发生争执受辱之后,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这个“第一个”跟状元是一样的。他对赵家、钱家的秀才并不尊重,赵太爷钱太爷受人尊重无非也是家里儿子在努力博取功名。而阿Q认为自己的儿子会“阔得多”,至于他儿子“阔得多”的原因其实与状元原是出于一个系统,即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会在科举中获得成功,进而他自己也会拥有比赵太爷钱太爷更高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在阿Q的世界里,最高的价值正是士绅阶层霸占着的由科举制度保障的特殊的绝对的社会主体地位。前面我们分析过,事实上农民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阿Q的这个梦想没有实施的可能性。然而,他为什么会执着于这个念头呢?还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低下的社会地位与他强烈的自尊心的矛盾,两者的对立使得他必须应用“精神胜利法”来缓解内心的压力。然而“精神胜利法”并不管用,只能短期麻醉,阿Q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所谓“自轻自贱”正是指的这个,因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那个所谓“第一个”的追求。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阿Q是在士绅阶层设定的游戏规则里拼搏,他幻想着通过这套规则来获得成功,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正是因为像阿Q这样的农民,信奉这套规则,士绅阶层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保障了封建王朝的稳定。这也正是对皇帝依赖士绅阶层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管理的具体展现。

我们没有看到小说中其他的农民有类似阿Q这样的想法。他们似乎每天就是在劳作、吃饭、休息,周而复始,看起来比阿Q麻木。在未庄的世界里,阿Q是一个异类。因为他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与幻想。那么,他比普通农民更信奉科举制度背后的那套礼法秩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因为他姓赵,而且先前阔过。士绅阶层在封建王朝中的统治阶级地位是稳固的,但并不意味着具体到某一户人家始终能够保持兴盛的局面。阿Q经历过家庭的由盛而衰,或者只是听说过,都是很有可能的。因此,阿Q的内心里甚至可能担负着振兴家庭的使命感。赵太爷否认阿Q姓赵的时候,其实也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即传统的礼法秩序已经开始崩溃了。

在传统宗法社会,人们依据儒家义理,要求他们对于同族之人予以扶助。四川丹棱县侯姓家谱规定:“贫弱之一,富实者宜时周恤之。愚鲁之徒,贤智者时教导之。总以相扶、相助为念。”郑氏一门的族规对同族之中族人之间互相扶助有了具体的要求,但是正是因为郑氏一门在古代社会被人推崇的事实才印证了这一现实,即儒家的那套礼法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并未得到严格的贯彻。如果赵太爷按照互相扶助的方式,给予阿Q以某种形式的帮助,阿Q还是有机会通过他设想的道路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但是在小说一开始,赵太爷就以士绅的身份剥夺阿Q的赵姓,这是在古代社会非常罕见的。这正是传统的乡里空间瓦解与崩溃的标志,士绅阶层开始将一些农民放逐出乡里空间,这些农民便成为一种游离的力量。

而让阿Q游离出未庄的是他的人生规划和肉体的需要。调戏小尼姑,并未能满足他的肉欲。小尼姑对他“断子绝孙”的咒骂,想起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训,他想要成家了。阿Q对女人的想象,加上了儒家的教训之后,似乎有了合理性,但是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他对“男女大防”的理论,虽然坚守,但身体的需要,又迫使他有意无意冲撞这些律条。他找了小寡妇吴妈。他的一句“我和你困觉”被吴妈认为是公然调戏,他挨了赵秀才竹杠之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闯祸了,还回到舂米场舂米,直到看到赵太爷拿着竹杠找他算账才从后门逃走。因为在赵家的鲁莽举动,阿Q丢掉了在未庄的工作,没有人再敢雇他做短工。街上的女人们看到他都躲起来,土谷祠也不再收留他,他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离开未庄。

未庄的男女世界,在阿Q的认知里,“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在他看来,小尼姑和吴妈都属于在外面行走谋生的,必然会在“男女大防”方面有缺,他向她们提出性的要求不会引来麻烦。而未庄街上的女人看到他就躲藏起来,是“娼妇们”在学“小姐”。可见,阿Q认为,在乡里空间,儒家的礼治秩序基本是由士绅阶层倡导和维护的,对于普通的农民而言,这些秩序代表着身份地位,是高不可及的。阿Q因为先前阔过,又心存夺“第一个”念头,才会在心里信奉这些律条,而在身上,他仍然只是一个农民,可以逾越这些规范的束缚。这种看似“知行分离”的价值观,正是乡里空间崩溃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随着乡土社会各个阶层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原有的阶层,礼法秩序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然而,如同士绅阶层的功名,保障了他们在乡里空间崩溃之后仍然能够顺利地扩展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一样,士绅阶层倡导维护的礼法秩序仍然在形式上维持着运转。其结果就是将阿Q这个异类排斥出去。阿Q希望娶妻生子,培养儿子参加科举,从而改变全家和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梦想至此彻底破灭了。士绅阶层以科举为幌子来塑造自身的统治地位、安抚农民的旧有方式,因为如阿Q这样游离出去的力量而隐隐地遭遇到挑战。在这个意义上,阿Q的命运与乡里空间形成了共同前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