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彼乔林拜访公爵家之后三天，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邀请几个亲友来家吃饭。斯杰潘·斯杰潘诺维奇夫妇当然在邀请之列。

彼乔林坐在书房里，已经准备更衣到客厅去，一个炮兵军官进来找他。

“啊，布拉尼茨基，”彼乔林叫了起来，“你来得正好，我很高兴，你一定得在我家吃饭。你想象一下，今天我们家尽是年轻姑娘，只有我一个人为她们效劳；她们你全认识，劳你驾，留下来吃饭吧！”

“你这样恳切地求我，”布拉尼茨基回答，“好像以为我会拒绝似的。”

“不，你不会拒绝。”彼乔林说。他叫人把布拉尼茨基的雪橇打发回去。

我不再转述他们下面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像所有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聊天一样，只是东拉西扯，言不及义。事实也是如此，您说，这些年轻人能谈些什么呢？新闻一下就谈完了，对政治他们很理智，不想涉及，谈公务吧，上班时已经谈得够多了，谈女人吗，在我们这个野蛮的时代，妇女原先普遍存在的那种重要性也已失去了一半，恋爱似乎是件丢人现眼的事，谈这种事显得很可笑。

来了几位客人，彼乔林和布拉尼茨基便到客厅去。有三张桌子在打惠斯特[38]。做母亲的在数王牌，女儿们则坐在一张小桌子周围谈论上一次舞会和时装。两个军官向她们走去，布拉尼茨基随心所欲地说了一通废话，巧妙地使这一小圈人热闹起来，彼乔林却有点心不在焉。他早就发现布拉尼茨基在向他妹妹献殷勤。他还没有去推究事情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便不想过多地去观察他，以免惊扰朋友，也不便用不知深浅的问题去惊扰妹妹。瓦莲卡则显得很高兴，因为这位灵巧的年轻人显然认为她比别的女孩出色，可她几乎还没有出过门呢。

客人们络绎驾到。里戈夫斯科伊公爵夫妇属最后到达的客人之一。瓦莲卡跑上前去迎接自己的老朋友，公爵夫人像个大姐姐似的吻了她。不一会儿大家入了席。

餐厅是一间装饰豪华的厅堂，墙上挂着镶在金色大镜框里的画：这些凝重灰暗的古代风俗画和整个室内新潮装饰的轻快格调形成强烈的对比。画中的人物有的是半裸的，有的则神态生动地披着希腊式长袍或穿着西班牙服装——戴着插羽毛的宽边帽子，衣袖上有镂花，袖口很华丽。画家的手涂抹在这幅油画上的人物正处在神话或封建时代生活最灿烂的时刻，他们仿佛正严厉地注视着这个餐厅里的人物。这些被成百支蜡烛照得通亮的人既不思考未来，更不回顾过去，他们前来参加这豪华的宴会毋宁说并非为了享受这奢侈的馈赠，其中一些人是为了满足心理的虚荣心和拥有财富的虚荣心，另一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于礼貌或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长桌上摆满银质和细瓷的餐具，这些一本正经围坐在长桌旁的人的服装也像他们的观念一样，都是各个时代的大杂烩。在他们的服饰中，远古的式样和巴黎时装设计师最新设计的款式在这里碰了面，有缀着假花的希腊发式，哥特式耳环，犹太人的丘尔邦[39]，有中国式的[40]的发髻，有塞维尼式的[41]的鬈发，有箍骨裙一样华丽的连衣裙，有特别宽大或特别窄小的衣袖。男士的发式有法国式的[42]，俄国式的[43]，中世式的[44]，提图式的[45]，有剃得精光的下巴，有小胡子，有短髯，有络腮胡子，甚至有大胡子；这里正巧可以引用普希金的一句诗：“各种服装和人物的大杂烩！”[46]这个社交圈子的观念也是如此乱七八糟，我都不想加以说明了。

彼乔林坐在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公爵夫人的斜对面，他的左边坐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先生，胸前挂满十字章，是应邀前来赴宴的；彼乔林的右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太太，显得格外纯真娇嫩、年轻漂亮，她戴一顶深红色直筒高帽子，上面插着羽毛，神态很高傲，因为她是以高不可攀的美德而闻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彼乔林作为主人，选择了一个最糟的座位。

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一边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眉毛灰白，鬈发乌黑；另一边是一位外交官，高高的个子，脸色很苍白，梳着俄国式的发式，俄语说得比任何一个法国人都差。上过第二道菜后，谈话活跃起来了。

“您来彼得堡没有多久，”外交官对公爵夫人说，“因此您大概还来不及领略和了解本地生活的一切美妙之处。这些高楼大厦，您初看上去只是像看到别的雄伟建筑一样感到惊奇，可是当您想到，我们的文明就是在这里发展和成长起来，当您看到，在这些高楼大厦里文明生活过得既轻松又愉快时，您就会渐渐觉得它们是无价之宝。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应该热爱彼得堡：俄罗斯青年的精华都荟萃在这里，以便向欧洲伸出友谊之手。莫斯科只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埋葬旧时代的豪华而沉寂的墓地，这儿才是生活，是我们的希望……”

这位瘦削的外交官说起话来如此注重遣词造句，显得才华横溢，自以为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公爵夫人则笑了笑，漠然回答：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喜欢上彼得堡，不过我们妇道人家很容易顺从内心的习惯，很遗憾，我们很少想到普遍的文明、国家的荣誉！我喜欢莫斯科，对莫斯科的回忆总是和对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儿，这儿的一切都那么冷漠，那么死气沉沉……噢，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本地居民的看法。大家都说，一旦跨进彼得堡城门，人就会完全变个样。”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边对外交官微笑，一边向彼乔林睃了一眼。

外交官被激怒了。

“这是对我们可爱城市的何等可怕的诽谤，”他叫了起来，“这都是那个喜欢搬弄是非的老婆子莫斯科出于嫉妒才这样诽谤自己年轻对手的。”

一个精心打扮的老妇人听到“搬弄是非的老婆子”几个字便抖动脑袋，差点被一块芦笋噎死。

“为了解决我们的争论，”外交官继续说，“我们来挑选一位仲裁人。公爵夫人：就让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来担任吧，他一直在仔细听我们的谈话。您看怎么样？彼乔林先生，您得凭良心说话，可别为了礼貌拿我当牺牲品。您赞成不赞成我的选择，公爵夫人？”

“您选择了一位十分严厉的法官，”她回答。

“怎么会，我们的兄弟始终十分注意自己的利益，”外交官自鸣得意地微笑着。“彼乔林先生，请您评判一下吧。”

“我很抱歉，”彼乔林说，“您作了错误的选择。在你们整个争论过程中，我只听到公爵夫人的话。”

外交官的脸拉长了。

“可是，”他说，“莫斯科或者彼得堡，您看哪个好？”

“莫斯科是我的故乡，”彼乔林回答，他竭力敷衍着。

“可是，是哪一个……”外交官固执地问。

“我以为，”彼乔林打断他的话，“无论是建筑、文明，还是名胜古迹对幸福和快乐都没有影响。人们在进入彼得堡城门或通过莫斯科栏木后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如果人不发生变化，那就活得太没有味道了。”

“听了这样的评判，公爵夫人，”外交官说，“我要把全部外交官的头衔统统让给彼乔林先生了。他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和塔列兰[47]或梅特涅[48]如出一辙。”

“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夫人反驳说，“不会被热情或偏心所左右，他只是进行冷静的评判。”

“这话说得很好，”彼乔林回答，“如今我可要学别人的样，说话字斟句酌，行动小心谨慎了。当我凭感情和想象办事时，人家就嘲笑我，利用我的忠厚老实，可是谁在自己的一生中不做几件蠢事！谁又从不后悔！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说，为了三千个农奴和一家酿酒厂，为了在马车门上装一个伯爵纹章，我准备牺牲最纯洁的梦寐以求的爱情！应当利用机会，这些东西不会从天而降！我说得不对吗？”这个猝不及防的问题是向那个戴深红色贝雷帽的太太提出的。

这个猝不及防的问题惊醒了那位默不作声的道德家，贝雷帽上的鸵鸟毛颤动起来。她不能立即回答，因为她那纯真无邪的牙齿正以道德家的勤勉咀嚼着一块松鸡肉：大家都耐心地默默等着她的回答。她终于张开嘴巴，郑重其事地说：

“您的问题是问我的吗？”

“如果您肯赏脸的话。”彼乔林回答。

“您是不是想让我跟您一起担任仲裁人和法官的角色？”

“我巴不得把这个角色完全转让给您。”

“噢，您可别这样！”

这时候有人递给她一道很油腻的菜，她把它放在自己盘子里，继续说道：

“您去问公爵夫人吧，我想，她对爱情，对伯爵或公爵的爵位等问题会作出高明得多的评判。”

“可我想听听您的高见，”彼乔林说，“我决心要以我的固执战胜您的谦虚。”

“您不是第一位，您不会得逞的，”她轻蔑地笑着说。“何况我对爱情没有任何见解。”

“得了吧！在您这样的年龄，对于这个对每一个女子都如此重要的问题，您会没有任何见解？”

道德家感到受了侮辱。

“您是说我已经太老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嚷嚷起来。

“恰恰相反，我是想说，您还这么年轻……”

“荣耀归于上帝，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您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这可怎么办！我发现，在不计其数的可怜人当中又增加了一名，看样子，他们竭力讨您喜欢是白费力气了……”

她转过脸去不再理他，他却差一点笑出声来。

“这位太太是什么人？”戴十字勋章的火红头发先生小声问他。

“施特拉尔男爵夫人。”彼乔林回答。

“啊！”火红头发的先生啊了一声。

“您想必听到她的许多故事吧。”

“没有，先生，没有正式听说过。”

“她克了两个丈夫，”彼乔林继续说，“现在嫁了第三个，他大概可以活得比她长久些。”

“大概是吧！”火红头发的先生说了一句便继续吃掉那些拌了许多地菇的沙司。

这样一来，谈话中断了，可是外交官担起了恢复谈话的重任。

“要是您喜欢艺术的话，”他对公爵夫人说，“我可以告诉您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布留洛夫[49]的画《庞贝城的末日》运到彼得堡来了。整个意大利都在对它大叫大嚷，法国人也在对它破口大骂。俄国公众会采取什么态度，是倾向于艺术品位，还是倾向于时髦，弄清这一点倒是很有趣的。”

公爵夫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心不在焉——眼睛漫无目的地在餐厅四周墙壁上扫来扫去，“画”这个字使她把目光停留在她对面墙上一幅表现西班牙景色的画上。这是一幅古代的画，十分平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已经褪了色，画面布满裂纹。画上有三个人物：一个白发老头儿坐在丝绒安乐椅里，一只手搂着一个年轻女子，另一只手举着一杯葡萄酒，他把鲜红的嘴唇凑近女子娇嫩的脸蛋，把酒洒在她的衣裙上。她好像很不愿意顺从这种粗鲁的调情，把身子折到安乐椅的扶手外，用臂肘顶住他的肩膀，头扭向一边，一个手指头贴在嘴唇上，双眼盯住半开半掩的房门，门外的黑暗中闪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公爵夫人对这幅画专注地看了几分钟，最后请外交官解释一下这幅画的含义。

外交官从领巾下面取出长柄眼镜，眯起眼睛对准灰暗的油画上下左右看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说，这幅画应是伦勃朗或牟利罗[50]作品的复制品。

“不过，”他补充说，“这幅画的主人应该更清楚画的是什么。”

“我不想再次劳驾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来解决这些问题了。”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她又凝视着那幅画。

“画的情节很简单，”没等别人问他，彼乔林便说开了，“这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她抛弃并欺骗了情人，以便更方便地去欺骗一个有钱而愚蠢的老头。这会儿，她好像正在央求他什么，并用虚假的许诺稳住情人，叫他别那么发狂。当她假装亲吻，将她想得到的一切都骗到手时，她便会亲手把房门打开，冷静地看待一场在眼前发生的凶杀。”

“啊，这太可怕啦！”公爵夫人叫了起来。

“我这样解释这幅画也许错了，”彼乔林继续说，“我的解释完全是随便说说的。”

“难道您认为一个女人的心会想出这样的阴谋诡计？”

“公爵夫人，”彼乔林干巴巴地答道，“我原先愚蠢地以为女人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生活中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却使我深信事实恰恰相反，因此我不能很有把握地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公爵夫人满面通红，外交官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她，用叉子在盘子上画着什么。戴深红色贝雷帽的太太听到这些可怕的话如坐针毡，她把椅子尽量从彼乔林身边挪远些，而戴十字章的火红头发先生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一口咽下三只地菇。

宴会剩下的时间里，外交官和彼乔林都默默无言，公爵夫人在和老妇人交谈，道德家在和右边邻座热烈争论，火红头发的先生则埋头吃着菜。

吃过甜食，送上香槟酒，彼乔林举起酒杯对公爵夫人说：

“我未曾得到荣幸参加您的婚礼，所以请允许我现在向您表示祝贺。”

她吃惊地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她脸上反映出内心隐秘的痛苦，红一阵白一阵，她拿着一杯水的手在发抖……这一切彼乔林都看在眼里，他不由得感到懊悔，他干吗要折磨她？目的是什么？这种无谓的报复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他自己也讲不清楚。

不一会儿，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响声。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到会客室去……仆人用银托盘端上咖啡。几个不打惠斯特的男人，其中包括斯杰潘·斯杰潘诺维奇公爵，到彼乔林的书房去抽烟，公爵夫人借口头发散开，躲到瓦莲卡房里去了。

她随手掩上房门，扑到宽大的安乐椅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挤压着胸口，泪水涌上睫毛，越来越快地落在她发烫的脸颊上。她哭了，哭得很伤心，直到想起眼睛哭得通红到客厅去将会很尴尬才停止哭泣。接着她站起来走到镜子前，擦干眼泪，用花露水和香水擦擦太阳穴，这些装在彩色棱形小瓶子里的化妆品就放在梳妆台上。她还不时发出抽噎声，胸部起伏得很厉害，但这只是席卷而过的暴风雨遗留在平静海面上的最后一排浪涛。

您会问：她哭什么呢？可我要问您：女人有什么事不哭？眼泪是她们进攻和防卫的武器。苦恼、快乐、无可奈何的仇恨、无可奈何的爱情在她们身上只有一种表达方式！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连自己都无法回答，她流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彼乔林的话使她深受屈辱，但奇怪的是，她并不因此而恨他。假如他的责备里流露出对往事的歉意和重新博取她的爱情的愿望，那么她或许会以辛辣的嘲笑和冷漠来回敬他，可是看来，他受到委屈的只是自尊心，而不是心灵，这是一个男人最薄弱的部位，就像阿喀琉斯的脚踵[51]一样，因此在这一场战役中，她不想去攻击他。看样子，彼乔林是高傲地想挑起她的仇恨，投入对他的战斗，以验证她的仇恨是否也像她的爱情那样短暂——他达到目的了。她的感情十分激动，思想骚动不安，第一次感受是强烈的，其他的一切都取决于第一次感受：他明白这一点，也同样明白，仇恨本身比冷漠更接近爱情。

公爵夫人已打算回客厅去，这时门轻轻响了一下，瓦莲卡走了进来。

“我在找你，亲爱的朋友[52]，”她大声说，“你好像有点不舒服……”

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懒洋洋地对她笑了笑，说：

“我头痛，那儿太热……”

“吃饭的时候我常常注意你，”瓦莲卡接着说，“你一直都不说话，我后悔没有坐在你身旁，否则你或许不会感到这样无聊。”

“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公爵夫人苦笑了一下回答，“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照顾得很周到。”

“哦，我的安琪儿，我可不希望你叫我哥哥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太一本正经，好像你们昨天才认识似的。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叫他乔治呢，他那样和气。”

“噢，他身上这个优点我今天可没有看出来，他今天对我说了那么多莫名奇妙的话，换了别人，是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感到自己说漏了嘴，但使她宽慰的是，瓦莲卡是个粗心的女孩子，不会在意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或者，很快就会把它忘掉。不幸的是，维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像某些女性那样，平时比别人谦和谨慎，而心情激动时却常常要说漏嘴。

她对着镜子理了理发卷，挽着瓦莲卡的手，两人一起回客厅里去。但我们现在要到彼乔林的书房去，有几个青年人聚在那里，斯杰潘·斯杰潘诺维奇公爵也在那里。他嘴里衔着雪茄，竭力想介入他们的谈话，但白费力气。彼得堡的女演员他一个也不认识，城里的奇闻趣事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他刚从别的城市来，却连一件有趣的新闻也说不出。他娶了个年轻的妻子，便不顾满嘴假牙和脸上的皱纹，竭力想打扮得年轻些。在整个青年时代，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曾热中过，无论是女人、美酒、纸牌还是地位，虽然为了讨好同事和朋友，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为了迎合别人的心意，有两三次爱上想要博取他欢心的女人，当输钱成为时髦时，有一次曾一下子输掉三千卢布，在公务上干得损害了健康，是因为可以讨取上司的喜欢。他是一个高级利己主义者，却被公认为一个准备为任何事情效劳的善良小人物，他之所以结婚，也是因为所有的亲人都要他这样做。这会儿，他正坐在壁炉对面抽着雪茄，喝着咖啡，仔细听着站在他对面的两个年轻人的谈话。这两个人中，一个是炮兵军官布拉尼茨基，另一个是文官。这后一个是彼得堡社交界的典型人物。

他个子相当高，但很瘦，英国式燕尾服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质地很硬的缎子领结支撑着他那瘦棱棱的下巴。他那没有嘴唇的嘴巴像用削笔刀在卡纸面具上刻出的一条缝。他的脸颊凹陷、黝黑，好多地方布满一个个小坑，这是要命的天花留下的印记。他的鼻子笔挺，上下一般粗，下端像是被砍了一刀。眼睛是灰色的，很小，具有一种粗鲁的表情；眉毛很浓，额头又窄又高，头发是黑色的，理成短发。由于领结的关系，他的胡子看上去像是圣西门主义者式的[53]。

他认识所有的人，他在某地供职，这次是出差，回去就能升官。他始终处身于中等阶层，他常常谈他与显贵的交往，追求富有的待字姑娘，提出过无数方案，出售过各种股票，建议大家预订各种书籍；他认识所有的文学家和撰稿人，常说报刊上未署名的文章是自己的作品；他出过一本谁都不读的小册子，照他的话说，他有一大堆案子要办，整个上午都在涅瓦大街上度过。为了结束这幅肖像，我还得说，他有一个小俄罗斯[54]的姓，虽然他把自己姓戈尔申科说成姓戈尔申科夫。

“您为什么从来不到我那儿去？”布拉尼茨基问他。

“您知道，我实在太忙，”戈尔申科答道，“喏，明天就得亲自向大臣报告公事，接着就得到委员会去，工作太多，没法子分身，还得给报刊写文章，随后还要赴И公爵家的宴会，每天都有舞会，可不是，今天就得到Φ伯爵夫人家去。就这样，我已经要把这个冬天牺牲掉了，到了夏天，我又得关在办公室里，埋头文件堆，最多只能去看看老朋友。”

布拉尼茨基笑了笑，用口哨吹着《菲涅拉》中的咏叹调，走开了。

公爵一心想着自己的案子，他想，结识一个交游广阔并且能亲自向大臣报告公事的人倒不错。他和他谈起了政治、公务，接着又谈到自己的案子，这是一件和公家打的官司，涉及两万俄亩森林的归属问题。最后，公爵问戈尔申科，他是否认识一位姓克拉辛斯基的公务员，他的案子就由他所在的科负责审理。

“是的，是的，”戈尔申科答道，“我认识，我见到过，可是他什么事也办不成，您还是去找更有分量的人吧。我知道这些案子，常常有人要我去办，可我总是谢绝。”

这样的回答便把斯杰潘·斯杰潘诺维奇公爵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似乎觉得，在他面前站着以戈尔申科为代表的整个大臣委员会。

“是呀。”他说，“如今这些事情可是难办极了。”

彼乔林听了他们的谈话，向公爵问清他的案子在哪个司，答应去找克拉辛斯基，并带他来见公爵。

斯杰潘·斯杰潘诺维奇为他这番盛情感动不已，他喜出望外，握了握他的手，邀请他有空常到他家去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