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本书立足于增强西南地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研究背景从国家、地方政府、民众、国际社会、自然环境、生态产品六个角度展开。

1．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必须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8日至10日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李克强总理在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所致的贺信中提出“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9]。以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发布。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10月，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地方政府的战术思路

地方政府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战术思路必须契合国家的总体战略部署。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采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傅强、朱浩（2013）指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10]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充分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结合各地区的优势资源，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实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西南地区的优势看，丰富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是西南地区的典型特点。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美丽的自然景观是西南地区的强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1]而山水林田湖在西南地区集中体现出来，山——从西藏珠穆朗玛峰到云贵高原，再到四川重庆的丘陵地形，体现出西南地区山地的层次性；水——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等亚洲主要河流的上游在西南地区；林——西南林区是我国的第二大天然林区，原始森林密布；田——西南地区的立体农业为种植多种农作物提供了便利；湖——藏北的纳木错、滇中滇池、抚仙湖、滇西北洱海、四川泸沽湖。

然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贫困面较大、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尤其突出。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必须坚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尤其要突出自然资源的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树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新理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新理念。[12]

3．民众生态意识的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受西方资本主义消费观的影响，当前我国民众在生活方式上开始追求高档消费、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为时尚而消费。这些非理性消费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导致生态环境不堪重负。西南地区生态资源富足与脆弱并存，一方面我们希望看到山林美景，另一方面却担心泥石流、滑坡、地震等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面对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态保护意识已成为必然。

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不同的理念创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需要下大力气把环境治理好。普通民众也深刻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仅要看GDP，更要看增长的质量和潜力。民众的生态意识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已经明显增强。

4．自然环境恶化的现实逼迫

自然环境恶化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传递。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西方过剩产能向中国转移，污染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初期对发展过于依赖，对提高生活水平过于渴望，导致污染被外在化，没有纳入企业生产运作的真实成本之中，整个社会对污染重视程度不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从环境污染的地域来看，已经从经济发达、较早进行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迅速蔓延至全国。最近几年，西南地区加大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力度，特别是利用廉价水电和优质的矿石资源发展了一批低端产业，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凸显出来。2010年云南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其覆盖范围大、影响广泛、持续时间长，是近年来十分少有的。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贵州省西部甚至一度达到国家特大干旱等级，楚雄市更是创下了20万农村人口缺水的尴尬纪录。

5．环境治理全球合作的诉求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第一次采用法规的方式来规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京都议定书》，随后于2002年8月核准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到2005年8月13日，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世界人口的80%。[13]

2014年，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14]，该声明公布了中美双方2020年的行动目标，主要以2005年为基数，在2005年相关数据指标的基础上，美国到2020年碳排放降到2005年的28%。我国在国际碳排放中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排放总体上是从改革开放、工业化、市场化以后开始的，可能在2030年达到排放最大值，届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目标是20%。同时，在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我国承诺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的基准数量下降60% ～65%；同时，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要增加45亿立方米。

6．生态产品出口美日欧市场的必然要求

美日欧是我国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也是西南地区大多数省份主要的出口市场，美日欧市场的政策变化影响着我国产品的供给结构。过去我国的出口以低价格优势，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和低土地成本，保持了30年的贸易盈余。对待贸易逆差，美欧采取了设置贸易壁垒的相关措施，比如反倾销税、安全准入门槛等，但我国通过艰苦努力，最终还是保持了贸易顺差。

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走向了极致，想方设法设置贸易障碍、鼓励本国资金回流，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召回措施，甚至一度鼓励政府增加开支、增加政府购买，使政府购买成为投资、消费、净出口后的“第四驾马车”。我国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也力求通过多种政策和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到2012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一直没能有效缓解。于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生态标准方面制衡中国出口。欧盟宣布于2014年8月25日，把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茶叶农残标准大幅度提高，其中的焦点是啶虫脒的含量被再次限量，标准提高了1倍，而啶虫脒是中国茶农种植过程中最常使用和难以控制的，这给我国茶叶出口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十三五”时期，出口美日欧的产品必须以生态产品为基本要求，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在全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之际，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是实现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减少环境污染、继续保持生态资源优势的重大机遇，是环境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注脚。本书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研究，提出了生态产品供求的总体框架，把生态产品分为私人生态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两个部分，这种分类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同时，本书提出了人均经济学的思路，使得私人生态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的布局有新的理论依据，变革以往仅仅依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的传统思路，从人均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实现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高质量的增长。

2．实践意义

西南地区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扶贫区域，大城市大农村格局明显，其自然资源优势、民族优势在全国七大地理分区中难以替代和超越。“原生态的云南”“醉美多彩的贵州”“非去不可的重庆”“一个不想走的城市——成都”“神秘的西藏”，这些旅游口号的成功说明了世人对西南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资源的认同。以成渝经济圈为代表的城市群在私人生态产品的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和重庆电子产业园、汽车产业园，云南有色金属加工等，在贡献GDP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的污染，如何实现生态化清洁生产是长期以来的热门话题。

本书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私人生态产品生产方面，本书基于私人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企业，着重探讨政府如何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管制，从供给侧层面研究各种规制的可行性。提出了以碳交易为主体的事前管理、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事中管理、以生产工艺定碳税税基的事后管理等系统化解决方案。

在公共生态产品方面，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同样需要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本书提出了在城乡接合部，依靠市场需求拉动发展生态旅游的总思路，并通过周末免高速费方案，减少出行成本，从需求端拉动公共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建议在多民族地区实施立体旅游的新商业模式，为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融合做出贡献。这些政策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地方政府的生态产品生产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