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莫言作品在东方世界的传播
莫言的作品不仅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译介，在东方的日本、越南、韩国也有大量的翻译。“红高粱”、“天堂蒜薹”荡漾在东方的大地上，酒香飘洒在东方的沃土中，丰乳肥臀的女人、雷厉风行的乡村医生行走在东方的朝阳里，荡气回肠的“猫腔”响彻东方的云水间，六世轮回的西门闹欢腾在东方的国度里，红萝卜的精灵跳跃在东方的光影里。
日本是较早译介莫言作品的国家。从1988年《枯河》被译成日语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小说选集便陆续被翻译成日语出版。目前，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日译本，具体列表如下。
①收录《透明的胡萝卜》、《苍蝇·门牙》、《怀抱鲜花的女人》，以及莫言专访《从中国农村和军队走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
①收入《师傅越来越幽默》、《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藏宝图》、《沈园》、《红蝗》，以及莫言给该选本写的后记《我想拒绝成熟》。
②收入《大风》、《枯河》、《秋水》、《老枪》、《白狗秋千架》、《苍蝇·门牙》、《凌乱战争印》、《奇遇》、《爱情故事》、《夜渔》、《神嫖》、《姑妈的宝刀》、《屠户的女儿》、《初恋》。
①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莫言诺奖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透明的红萝卜》、《怀抱鲜花的女人》、《良医》、《辫子》、《铁孩》、《金发婴儿》。
从上表的统计来看，目前莫言有9部长篇小说、6部小说集被译成日语出版。此外，莫言还有一些篇目收入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世界文学选集，另有一些短篇散布在日本的文学杂志上。从译者来看，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立松昇一成为莫言作品日语翻译的中流砥柱，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使莫言成为继鲁迅之后在日本翻译最完整的中国作家，而且通过“译后记”、“作品解读”等副文本，帮助日本读者更好地理解莫言的作品。比如，吉田富夫在《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自选中短篇集》日译本中加上莫言本人的“创作意图说明”，《丰乳肥臀》附上莫言“写给日本读者的话”。翻译《檀香刑》时，为了更好地传达出小说的音乐性，有些地方采用日本和歌的调子。这种强烈的目标语读者意识无疑增进了日本读者对莫言作品的接受，使得翻译与接受形成良好的互动，有效拓展了莫言作品生命的宽度与广度。
莫言作品在韩国也有着良好的译介，基本上都是以作品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
统计结果显示，和莫言在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红高粱》是最先译成韩语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的主要长篇小说几乎都有了韩译本，他本人也曾多次访问韩国，成为在韩国的中国当代权威作家。莫言在韩国的译介也和中韩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一定关系。2007年，莫言有3部作品译成韩语出版，而这一年恰逢中韩建交15周年，两国政府层面的努力对于莫言作品在韩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译者来看，朴明爱无疑是韩国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人之一，经她之手翻译完成的莫言小说几乎占了莫言韩译作品的半壁江山。朴明爱是一位作家，目前为止她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食草家族》等重量级作品，是韩语圈对莫言作品最有发言权的译者。相较于其他译者，作家身份的朴明爱对于莫言的作品有自己直觉、感性的理解，翻译时难免会带有更多创造性的叛逆。另一类译者是熟悉中国文学、精通中国文化的韩国汉学家，如洪熹、任洪彬、沈惠英、沈揆昊、刘素英、文先善、朴宰雨等，他们一般供职于大学或研究所，将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这类译者的特点是在翻译时更加忠实于原著，力求将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涵准确地传递出来。还有一类译者不懂中文，通过第三方语言进行转译。李庆德就是这样一位译者，他本人精通日语，翻译的莫言作品源本都是日语的。莫言的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日译本1992年出版，1993年李庆德译成韩语的《怀抱鲜花的女人》就在韩国出版。鉴于他不懂中文而精通日语的事实，其韩译本极有可能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转译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叛逆，是对原作的二度变形，译者留下的主观性痕迹更多，误译的可能性也更大。
越南对莫言格外青睐，他的作品在越南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译介，从闻名海内外的《红高粱》，到不太引人注目的《十三步》，从长篇、中短篇小说，到散文、杂文，都有越南语译本。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将莫言作品译成越南语的译者有十位之多，这是其他中国当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他们的越南语译者一般是两到三位，多者四位。这说明莫言的作品吸引了一批越南语译者，也有可能的是，翻译莫言的作品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文学界的知名度。 在莫言作品的越南语译者群中，陈廷宪和陈忠喜堪称翘楚。陈廷宪将莫言的大部分代表性长篇小说译成越南语，不仅如此，他也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译者，经他之手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能引起越南读者的关注。他对《丰乳肥臀》、《檀香刑》、《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四十一炮》的成功翻译引起了莫言小说越南语翻译热潮，吸引了一批译者加入其中。陈忠喜翻译了莫言的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长篇《生死疲劳》、《蛙》也出自他的译笔。陈廷宪和陈忠喜二人一起将莫言在越南的影响托举到任何其他中国当代作家都难以达到的高度。
在越南，不仅莫言的译者具有权威性，出版莫言译本的出版社也都是出版行业里的龙头。莫言的越南语译本大部分都是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协会出版社出版的，这两家出版社是越南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也是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出版社。能在这两家出版社大量出版是莫言越南语译本质量高的体现，为他赢得了良好的读者信任度。另外，出版莫言译本的妇女出版社和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也是越南非常有名气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声誉资本有形无形地鼓荡着莫言在越南所激起的波澜，壮阔着莫言在越南影响力的河床。
为什么莫言在越南一枝独秀？哪些特殊的机遇成就了莫言在越南享有卓越外国作家的地位？根据阮氏明商的研究，首先是莫言的作品“满足越南文学自我革新的需求”(14)。阮氏明商认为，越南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处于战争之中，战争期间，文学服从于政治的需要，人物塑造敌我分明，创作手法单一通俗，以达到鼓舞、引导大众的目的。从20世纪 70年代后半期开始，越南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原先为战争服务的革命文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需求，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作家缺乏创作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新时期文坛亟须革新。怎样革新？来自域外的文学推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一个国家越是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越容易从域外获得滋养。越南文坛改革的态势为莫言进入越南文学界提供了有利的背景，而莫言进入越南文坛的契机是1986年越南共产党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鼓励进行文艺革新，走出文艺机械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的旧套路，“从强调共性、注重宏大叙事的文学，转变为强调个性、注重生活事件的文学”；“从统一性、一元性的文学，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学”。(15)莫言对历史的个性化书写，对农民生存现状的关注，对现代创作技巧的运用，对人性的深入剖解，适应了越南文学革新的方向，成为越南文学革新的助推器之一。中越两国相同的社会制度，相似的社会发展历程，使得中国当代文坛的很多做法和成就，都值得越南文坛拿来作为映照自身的镜鉴。而莫言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代表，引起越南译者和读者的热切关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莫言激发了越南当代文学的革新，活跃了越南文坛的氛围。他基于平民立场的历史叙事，其幻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被一些越南作家如阮辉涉、保宁、范氏怀等所借鉴。
另外，莫言的作品也引起了越南读者的共鸣。2012年10月12日，越南著名作家武氏好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受采访，他说：“我看到，很多越南读者喜欢莫言作品……中国和越南的体制类似，所以，以往的那些不公之事、恶劣之举能让中国人痛苦，同样也能让越南人感同身受。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越南读者在阅读时都会产生共鸣。”(16)莫言作品所揭示的人在历史动荡中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人在残酷环境里所表现的强韧生命力，那些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男人女人，打动了越南的读者，引起他们的共情。他们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拥抱、接纳异域作家莫言的小说，从中寻求对历史的洞察、对人性的洞悉、对人生的洞明。
莫言作品不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国家都得到了大量译介，带动了国际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从译介主体来看，主要是他者译介。具体来讲，各国的汉学家构成莫言作品海外译介的主力军。英译者葛浩文，法译者尚德兰、杜特莱，德译者郝慕天（Martina Hasse）、白嘉琳（Karin Betz），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俄语译者叶果夫，日本的吉田富夫、藤井省三，韩国的朴明爱，越南的陈廷宪、陈忠喜等，都是将莫言推向世界的英雄。这些译者除朴明爱是小说家兼翻译家，其他均是汉学家，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汉语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深谙其道，让莫言的“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成为感动世界的天地大舞台。
就译介模式来说，莫言的作品主要由汉学家独立译介。这种译介模式虽然有利于少数作家的作品传播到国外，但主要是等待汉学家的“发现”和“兴趣”，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对外译介来说，缺乏主动性。而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同时又喜爱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为数并不多，依赖他们承担起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庞大工程显然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不过，汉学家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仍然给我们以启发，在争取乃至培养更多的汉学家加入中国文学“走出去”队伍的同时，我们也应摸索其他的译介模式，比如积极培养我们自己的本土译者，寻求中外合作译介，即国外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合作翻译，以汉学家为主，中国学者为辅，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从译介效果来看，莫言的小说译本不仅收藏于国外的高校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而且进入了社区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莫言作品的影响开始深入外国的普通民众中。据何明星教授统计和研究，早在2012年的加利福尼亚，《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社区、州郡公共图书馆的收藏量，就超过了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量。(17)而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在美国星罗棋布，是美国民众汲取知识的基本场所。这表明莫言的小说已经进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代表着曾长期处于小众化、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收藏量和销售量都有很大增长，莫言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