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奢华年代
羊城世 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
除夕案 齐供奉，香风吹暖到人家。
三城半是宫苑
唐朝崩溃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设计自相矛盾，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中央集权，不允许地方有任何形式的自主，但一方面又赋予节度使极大的权力。其本意是希望由节度使防范地方势力坐大，但不少原来没打算割据的节度使，最后都走上割据之路，就是拜这种制度设计所赐。
黄巢把大唐的国运毁了。不久，天下分崩离析，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大批中原士民再次涌入岭南。这是继晋室南渡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南逃士民翻越大庾岭时，一步一回头，一回头一断肠。一部分难民进入南雄后，在珠玑巷栖身。这里就成了中转站，再从这里散往广东各地，有一部分便到了广州。
从珠玑巷的各姓族谱中，可以找到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江苏、湖北、甘肃、安徽等不同地方的移民。他们对修族谱非常重视，希望子子孙孙都记住自己的根。不过，由于中原文化是强势文化，一些并非来自中原的姓氏，为了攀上“河洛移民”的“显贵血统”，在编撰族谱时，也往往为自己杜撰一个中原的根。
后梁贞明三年（917），原籍上蔡（今属河南）的南海王刘岩，在广州称帝，于广州设兴王府做国都，建立大越政权，改元乾亨，追封他的哥哥刘隐为圣武帝烈祖。关于刘氏籍贯，众说纷纭，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猜测，有说他是彭城人，与刘邦是同宗，有说他是河南蔡州人，有说他是寿州上蔡人，也有说他是封州蛮族人，可能是瑶、苗、獠之属，有说他俚族人，甚至有说他是大食国的后裔。乾亨二年（918），刘岩在兴王府南郊祭天，大赦境内，改国号大汉，史称南汉。
刘岩是个私生子，曾经改名叫刘陟，后来又改回叫刘岩。父亲曾做封州刺史，不敢把刘岩带回家，但还是被妻子韦氏发现了。韦氏大怒，派人把刘岩抢回府，准备剁成肉泥，以泄心头之愤。《五国故事》绘声绘形地记述了这件事：当韦氏见到襁褓中的刘岩时，就像中了邪一样，忽然震惧悚惶，不敢下手，“剑辄坠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宝也。’取为己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因为韦氏突如其来的“中邪”，广州历史，完全改写。刘岩长大后，身材魁梧，膂力过人，熟娴弓马，精通战略，数年间扫平了交、桂、邕、容七十多股地方势力，成为一方霸主。
刘岩笃信子平六壬、占卜算卦之类的东西。当皇帝后，他听从方外士之言，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龚，后来有僧人告诉他，谶书说“灭刘氏者龚也”。他马上把名字改为□，取“飞龙在天”之意。刘□在位期间，年号始而乾亨，继而白龙，再改为大有，都是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诡言浮说。
南汉国进行了广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开发建设，几乎把整个广州城推倒重建了。越秀山、番山和禺山这三座山，名气极大，“与五岭并称”。几乎所有史书都说，刘□动用无限人伕，把番山和禺山夷平了。
这个说法，最初是由离南汉最近的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记》提出来，他说：“番山，在城中东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许步。两山旧相联属，刘䶮凿平之。”从此，刘䶮凿平二山的说法，便流行开了。明朝的《大明一统志》写道：“番山、禺山在府城内东南。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南汉刘龚凿平之。”除了把番山、禺山的南北位置掉转外，其他都是照搬郑熊。再后来，清初《读史方舆纪要》说：“旧时二山连属如长城，南汉刘䶮凿平之。”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记：“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南汉刘䶮凿平之。”清同治朝《番禺县志》记：“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然。南汉刘䶮皆凿平之。”屈大均也感叹：“自刘䶮凿二山以为宫阙，而番禺遂平。”
这些记录，大同小异，可以推测，基本都是照抄前人的。南汉国移山填海，斩岸堙溪，兴建宫阙园苑，令广州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1995年在城隍庙西侧发现的南汉宫殿基址、宫苑水池和排水渠等遗迹，下面叠压着南越国至唐历朝遗迹地层。
一个历史的疑团，于焉浮出了地面。
如果番、禺二山，在南汉已被人为铲平了，这些前朝遗迹，亦当一并消失。但现在不仅南越国的宫署遗迹还在，连时间上与南汉最接近的唐代若干组大型官衙建筑基址、铺砖走道和水井，亦历历可辨，压在南汉的遗迹之下。南汉连唐朝的基址都没铲去，那它铲去了什么？只要尊重所见的事实，当可得出最简单的结论：南汉没有凿平番、禺二山。
从地底挖出来的历史，胜过万卷书本。南朝、唐朝遗迹压在南汉遗迹之下，说明几百年来，禺山不仅没有降低，而且逐年增高。南汉时的禺山，比唐朝时又高了一截。两座山不是被凿平的，而是四周地势被填高了。南汉时挖掘仙湖，大量土方用于填平番山以东、禺山以南，乃至江边的大片滩涂烂地。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挖仙湖和凿平两座山的土，都到哪里去了。
南汉的皇宫，与南越王宫署在同一地点。经考古挖掘，遗址的第八、九层，便属南汉文化层，当中整理出南汉国宫殿的基址、宫苑水池和排水渠等遗迹。遗物中有雕十六狮柱础石、青釉兽面纹瓦当、乾亨重宝铅钱等。其中的十六狮柱础石，是用整块石灰岩雕刻而成，底座为方形，边长为1.12米，底座连覆盆共高56厘米，重达两吨，是非常罕见的建筑雕刻精品。当年南汉皇宫有乾和殿，殿前立有12根铁柱，每根铁柱的直径约70厘米，高约4米。这座殿堂，至少有11开间，何等雄伟，与天子无异。乾和殿的遗址，就在中山四路。
南汉皇帝的离宫别苑，遍布城厢内外，珠宫贝阙、凤阁龙楼，不计其数。叫得出名的宫殿有玉堂珠殿、万政殿、三清殿、昭阳殿、南薰殿、文德殿、集贤殿、大明宫、玩华宫、玉清宫、长春宫、甘泉宫、秀华宫、景福宫、思元宫、定圣宫、龙应宫、仪凤楼、南宫等，林林总总。《南汉书》描述南汉宫殿的穷奢极侈：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榱角皆饰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南薰殿的龙柱是用名贵的沉香做的，“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
刘䶮在番山之西，开辟了一个烟水连天的大湖，名为西湖。南宋的《南海百咏》说，湖面“凡几百余丈，穴城而导于海，绿净如染”。湖的东界至今流水井、龙藏街东侧，西至朝观街西侧，南至仙湖街以南，北至华宁里北端，面积宽阔，上承文溪西支来水，与菊湖相通，浩浩茫茫，上下天光，堪称广州城里第一大湖，对日后河道水网的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据清人阮元的《广东通志》记，湖的南面有仙湖渠通往城外，经南濠汇入珠江。
1996年，广州修地铁一号线时，在中山五路与教育路交会处5.4米深的地底，挖出了一段大型木桩板护岸堤坝，这段堤坝南北走向，长24米，宽2.1米，专家推测其东侧是地势较高的山岗，西侧全是低洼的黑色淤泥，当为仙湖东堤所在。其构造是先打上两排相距约1.5米的木桩，木桩内放置木板，形成板墙，然后在中间填土夯筑，堤坝表层用石块砌成斜面。这是宋代修筑的堤坝。
仙湖的湖心有小岛名西洲，是皇帝的御花园，背倚南宫，有长春宫、三清殿等宫苑建筑，水色与烟光交融，云气与虹影相映，夹岸奇花异木，四季芳华鲜美，常年落英缤纷；又筑有明月峡、玉液池等景观，四面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为宝石桥，在今中山五路与吉祥路交会处；南为仙童桥，在今仙湖街。
传说东晋仙家葛洪曾在西洲炼丹，洲上还留有一口“葛仙井”。刘䶮网罗了一批炉鼎之客，钻研方术，在洲上种植药草，修炼灵丹，所以人们把这个湖叫作仙湖，把湖心岛叫作葛仙洲，或叫药洲。炼丹与化学有密切关系，但最终却未能在化学或药物学领域，有什么作为，因为中国人赋予了炼丹术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长生不老。坊间哄传，南汉以后从葛仙井里捞出了一石瓮，里面有几粒丹砂，被人当垃圾丢了，一渔翁捡到，吃了一颗，结果活了106岁。
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的化学原理，但对长生不老的怪诞故事，却传播得津津有味。清代有人写竹枝词嘲笑道：“烧丹方士羽衣翩，南汉君王冀永年。指点药洲空瓦砾，何曾天下有神仙。”
自从北宋书画家米芾在园中笏石题书“药洲”二字后，其他名称，都黯然失色，人们只知“药洲”，而不知有他。药洲的另一大特色是奇石多。方信孺《南海百咏》记述：“药洲，在子城之西址，漕台之北界，旧居水中，积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尚潴其东，几百余丈，穴城而导于海，绿净如染。”修筑园林时，南汉皇帝遍购天下怪石，甚至允许罪犯以石赎罪，富人犯了罪，只要购得怪石进献，就可获得赦免，以致洲中奇石如林，有“石洲”之称。
各种奇石之中，又以九曜石最为著名。九曜石是九块奇石中的奇石，以天上星宿取名，俨然九大星宿散布于药洲。方信孺记述：“九曜石在药洲水中。《图经》云：‘石，太湖旧产也，伪刘时，有富民负罪者，每运填此以自赎，遂成胜景’云。”称九曜石为太湖石，恐属讹传，据考产自封开和英德。
九曜石尚有部分残石，现存于药洲，石上有历代文人雅士的题刻，弥足珍贵。池西北大石有宋人许彦先题刻《药洲》绝句：
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
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
这首诗被广泛传诵，该石因诗而名，被称为“海上洲石”。清人阮元在《广东通志》中认为，这首诗的首句，说明药洲之名，源于洲上种植花药，而不是聚方士炼丹。所种植的花药，据说叫“红药”。清嘉庆朝的《羊城古钞》说：“督学张明先以宋许彦先诗有‘花药氛氲海上洲’之句，谓是曾种红药，故名药洲。”这种红药几乎和染料一样，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说：“以药投之，水遂变色，故名药洲。”但从来没人说得清，红药到底是什么植物，有人说是芍药。芍药的根可以入药，却不能把水染红。
药洲中最后一首题刻，是1943年叶浓铭的《癸未中秋次宋人韵》：
此地原来是药洲，因何今日水无流。
苍海桑田成万古，槎客复来犯斗牛。
一千余年的沧桑变迁，尽在诗中。由于地理变化及城中人烟日稠，文溪西支渠道变窄，水流减少，仙湖日渐淤塞，至南宋嘉定元年（1208），已变成一片烂地。经略使陈岘曾尝试疏凿整治，在药洲上种植花木，修筑园林，改名为“西园”，但终不能恢复昔日的景观，浩浩仙湖，缩小为一“白莲池”。
元代人还把药洲称为“千古之胜”，明代把“药洲春晓”列入羊城八景之一，多少是出于怀古之意。清代的药洲，四周已成廛闬街市，清人檀萃游药洲后写道：“昔刘□凿湖，于中为洲，聚方士炼药。今仙湖、九曜、西湖、看莲诸街，皆湖旧境。宋人所题‘步自葛仙洲’‘煮茶景濂堂’‘采菊筠谷’‘榜舟九曜石下’‘摩挲前贤题刻’云云者，想见当日脂膏腻身时，士大夫犹得借此一泓散浪心神，略蠲贪泉之浊。”然而，到他去游览时，四周已是瓦居鳞次，巷狭檐交，茶坊酒肆，列肆如栉，人来人往，繁华热闹。叫卖虾酱的声音、叫卖豆腐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檀萃感慨地说：“天上人间，何变化乃尔邪！”清末民初的药洲，面积仅余两千多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440平方米，其后更进一步缩小。昔日五百余丈的仙湖，已不复存在，所以叶浓铭诗云“今日水无流”。
广州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刘氏用来兴建宫苑、佛寺了。老城中心全被占据，而南面远至河南的隔山村、龙导尾、小谷围、土华村，北面至流花桥，亦布满皇家的桂殿兰宫；西城外烟水二十余里，琼楼金阙，连天匝地，普通百姓无立足之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写道：“大抵刘鋹（南汉末代君主）时，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又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为栖止者，无多地也。”
史书记载，南汉在广州城外建有多个郊坛。按照惯例，郊坛都建在南郊，但南汉的郊坛，城西、城南都有，其一在席帽山、双井街附近；其二在西场，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附近；而南郊龙导尾的郊坛，规模最为宏大，是南汉皇帝祭天祈雨的地方。刘䶮登基时，就是在龙导尾的郊坛祭天，大赦境内的。
民初《广州杂抄》所记，河南是藏龙之地。龙头在东海官洲，龙尾在乌龙岗龙尾道。南汉皇帝在官洲兴建陵墓，便是为了吸东海龙气，又在龙尾道设天坛祭龙王。这条“龙”从官洲蜿蜒而来，龙身时现龙鳞。当地人说，赤岗东七星顶，赤龙现身，龙鳞片片可见，后人仍有以“鳞石”为名。该书作者自称曾亲自踏勘，“见大片‘鳞片’于七星顶东坡，赤壁高十余丈，满布‘鳞石’，亦广州一奇观也。”
龙导尾祈雨坛是仿照大唐长安含元殿建造的。龙导尾原来叫龙尾道，是指登坛的道路，盘旋不断，看上去宛如巨龙之尾，下垂于地。后来龙尾道的尾段辟为道路，乡人习惯称为“龙道尾”。导与道通，遂变成了龙导尾。
在现在江南大道中和宝岗大道中有隔山村，这里诞生过著名画家居廉、居巢，南汉时也是皇帝的离宫故地。在广州美术学院西北面，原有一个“刘王殿岗”的地名，后来被人叫成了“牛王岗”。清人黄子高描述：“由隔山折而北一里许，坟丘杂沓，走马路出焉。殿基隐隐，与镇海楼相望，白云诸山，可览而尽。”他曾题诗：
隔山道口吹松风，木棉花开天火红。
残邱断垄马路出，云有先朝行乐宫。
刘王殿很可能是皇帝举行祭天典礼时，驻跸休息之处。晓港公园附近有一座上马岗，相传是南汉宫女习武，上马演练的地方。宫女习武当然不是为了上阵杀敌，而是为了南汉皇帝休息时的行乐活动。
另一座郊坛在席帽山。《大明一统志》载：“席帽山，在府城北双井街。相传上有南汉刘氏郊坛遗址。”明代已经是“相传”，可见席帽山的郊坛早已湮灭。席帽山是越秀山向西的余脉，东接象岗，西连西山，山下是波光粼粼的芝兰湖，也称兰湖。广州有三大湖：菊湖、仙湖和芝兰湖，只有芝兰湖是天然湖，其他两个都是人工湖。芝兰湖北起桂花岗，南至第一津，面积十分辽阔，湖水碧澄，万象透底。南北朝时期，芝兰湖是渔民和客船的避风塘，三面环绕着象岗、席帽山、西山、龟岗，岗陇屈伏，云水参错。三国时步骘登上象岗，被“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景象所震撼，其实在他眼底的，就是芝兰湖。直到21世纪，在盘福路医国街内，还留有兰湖里等地名。
解放北路兰圃附近，南汉时有皇家园林芳春园（又名甘泉苑），苑内有流杯池（又称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等景致，种满了奇花异草，一年四季，万紫千红。园中有清溪流过，宽阔可以行舟，桃花夹岸，延绵数里，溪水与芝兰湖相通。皇帝与妃嫔在水边张筵设戏，弦徽鼓乐的声音，越秀山上也清晰可闻。
每天清晨，宫女们把隔日的残花掷入水中，朱朱粉粉、红红白白，千百片随波逐流，从园内的木桥下漂过，流入湖中，人们便把这座木桥称为“流花桥”。后来木桥朽坏，直到明代有个理税太监，发愿重修古桥，把木桥改为石桥，并在桥头建亭，题匾“民乐”，从此流花桥又称“民乐桥”。昔日的芝兰湖，后来成了流花湖。
还有一座郊坛在增埗河畔的西场。《南海百咏续编》写道：“在泥城河干，地近陆贾故城。伪汉时之郊台，雄矗其旁。”清代雍正时期《广东通志》说：“朝汉台在广州城西硬步，五代南汉郊天于此，亦名郊台。”北距席帽山不过两三千米，南面在魏晋时还没完全成陆，是大片的低洼沼泽地，所以也叫“半塘”，即今泮塘。
唐代以后，江水退去，硬地逐渐增多，人们便在上面修筑基围，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因为土地还不多，乡人只好在浅水中打短桩，用竹篾搭架，固定在短桩上，以泥土和水生植物封住竹木架底部四周，然后在上面种植水生蔬菜，名为“葑田”，或叫“浮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详细描述：“蕹无田，以篾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由于水底下都是烂泥，木桩扎不稳，不时会发生整片葑田被水冲走的事情，甚至一直漂到广州城下。
这片半是水涯半是田的新开地，又叫荔枝湾。荔枝是岭南水果中的极品之一，苏轼一尝难忘，留下千古佳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泮塘早在唐代就开始普遍栽种荔枝了。晚唐诗人曹松曾作《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诗，其中有“叶中新火欺寒食，树上丹砂胜锦州”之句，就是咏泮塘的荔枝。清代，泮塘筑“唐荔园”，供游人采摘荔枝时休憩之用，更有一丝追溯唐代荔枝的古意。
到了南汉，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也被皇帝看中了，在荔枝湾畔，兴建了昌华苑、华林苑、秀华苑、芳华苑等皇家园林。苑囿内外，锦绣成堆，遍植素馨、茉莉、桃、梅、荔枝等花果，纷红骇绿，四季飘香。后世在泮溪酒家对面的云津阁畔，发现“古之花坞”的石匾，证明这里是南汉的皇家花园。在广州博物馆，藏有一对南汉时代的铁花盆，上面分别铸有“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塑造”和“供奉芳华苑永用”的铭文。
清人阮元的《揅经室续集》写道：“广州城西荔支湾，荔林夹岸，白莲满塘，即南汉昌华旧苑也。”昌华苑又叫显德园，从“开国皇帝”刘□到“末代皇帝”刘鋹，年年都在这里举办“红云宴”，和妃嫔们品尝荔枝，昼歌夜弦，朝夕玩乐。明人郭棐的《岭海名胜记》记述：“荔支湾，在城西七里。南汉于荔支熟时，宴于此，名‘红云宴’。”从“红云”二字，可以想象荔枝堆积如山，恍如满天红云的景象。今天的荔湾区，还留有昌华大街、昌华东街、昌华横街等地名，便是当年南汉宫苑飞阁流丹之地。
南汉的建筑业、矿冶业、陶瓷业、纺织业等，都非常发达，南汉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巨大无比的土建工程，反映出当时广州聚集着岭南最优秀的工业和建筑人才。
南汉的宫城建于昔日禺山之上，即南越国宫署遗址上面。2002年7月，北京路在进行大整修时，从现代的路面底下，清理出唐代至民国的11层路面。各个时期的路面层层叠压，第11层砂石路距今地表约3米，与第10、9层铺砖层同属唐代；第8、7层铺砖路为南汉国时期；第6、5、4层属宋代；第3层属宋、元时期；第2层石板路属明代，最顶层属民国年间。在4.5米深处是南越国时期遗迹，再往下为淤泥层，直至7.9米深处，见灰红色生土，表明这里曾是河涌滩涂地段。后来，人们对这条“千年古道”进行精心整饰，做了防潮、防长草等技术性处理，并铺设了钢化玻璃上盖，供行人观赏。
从唐朝开始，这里就是城内的主要马路，铺设的规格很高，不是碎砂石路面，而是平整的灰砖，坦荡如砥。南汉把这条马路作为皇城的主轴线，连接着北面的宫城与南面的新南城。由于几百年来，珠江的岸线向南推进，在西湖路以南，大南路、文明路以北，东西以东西城墙为界，形成了一片狭长的新地，名为新南城。在新旧城区之间，叠石建双阙，宏伟壮观。到宋代改为双门城楼，元代时被毁掉，明洪武七年（1374）重建，清代重修，称为“拱北楼”。因为是东西二间为双门，所以后来的北京路有了“双门底”的俗名。南汉把南海县分成了咸宁、常康两个县，北京路的东侧为左街，归咸宁县管辖；西侧为右街，归常康县管辖。街道两侧食物店铺，比屋连甍，是繁华的商业区。
在广州这样一个水网交错、地下水丰沛的城市，兴建如此密集的宫苑与佛寺，治水是前提。因此，几代皇帝都致力于凿湖浚渠，修整河道，建堤坝水闸，营建广州水脉，确实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水利工程。终南汉时代，广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水灾。
1994年，在大塘街东侧，发现了一个南汉时的水关。这个水关，是用长条形砖砌成一个南北向的券顶隧洞，砖筑出水口在南面，呈八字形敞口，长两米，内宽2.2米，外宽5米。入水口在北面，宽度与券洞相同。出入水口两头，有木柱与厚板构成的接引段。发掘时，券顶与墙都已破损不堪；南面出水口的券墙基内，有一条硬木地袱，上面盖一块铁板，有5个菱形方孔，应该是插铁栅栏的，但栅栏早已不存。
在券墙的砖缝中，还塞着许多质薄如纸的南汉铅钱，直径只有一厘米。南汉发行过几种货币；刘□在位时铸过“乾亨通宝”铜钱、“乾亨重宝”（铜钱与铅钱两种），后来又铸过“飞龙进宝”铜钱；刘玢时铸过“光天元宝”铜钱。铅钱的发行量大，多在城外流通，城里则多用铜钱。在水关发现的铅钱，比真正的乾亨重宝要小，大约是专用于拜神的冥币，有避邪的意思，并不在市面流通。
在水关的东面，直到越秀南路一带，都是码头区。南汉的贸易非常繁荣，宋人薛居正《旧五代史》载：“陟僭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盐是南汉的一项重要商品。唐代在沿海一带，已形成了靖康、金斗湾、东莞、大宁和归德等多个盐场。以前因为大唐朝廷规定，广东食盐只能在岭南地区销售，现在大唐也管不着了，广东盐源源不绝地销往五岭以北，广州是最大的集散中心。
为了招徕客商，刘□经常把内地来的商人，请到皇宫里参观，让他们领略一下雕梁画栋、金玉为器、连排水渠也镶珍珠的气派；在市肆中感受广州的生活气息，参观拥挤的酒肆、繁沸的码头、忙碌的作坊、喧闹的客店。官府有一个前无古人的规定，每个进城的人，都要买“门票”，在城门口交钱一枚，才可放行。每天进城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仅此一项，便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这一切仿佛都告诉商人们：与这样一个盛大豪华的城市做生意，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南汉的造船业十分先进，技术高超，能够造出不用钉子的大船。南汉的船队，曾远征占城（越南），携回大量的奇珍异宝。由于南汉船队名气很大，谣言也不胫而走，说他们在海上拦截外国船只，抢夺财物。因此，海外的商舶有点担惊受怕，举棋不定，想来中国做生意又不敢来，有些船驶到苏门答腊，便不敢再往前了，四处打探消息，希望中国商人到苏门答腊交易。
但慢慢地，他们发现，广州依然是一个最好的商埠，南汉朝廷还是欢迎他们的。于是，到广州的海舶又逐渐增多了。北宋路振在《九国志》中承认，由于“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到末代皇帝刘鋹时，“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经年累月也用不上，几乎要烂在府里了。皇帝经常把珍宝随意地赐给臣子，或送给邻国联络感情，炫耀财富。这些珍宝都是南洋与广州贸易的传统商品。刘鋹还纳了一位波斯女子媚猪为妃，证明南汉的海贸十分畅旺，与海外联系密切。
在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前蜀、后蜀、楚、南平、北汉十国之中，南汉富居首位。《南汉书》声称，早在第一代南汉皇帝刘□时，国中已是“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
南汉上承隋、唐遗风，佛教仍然盛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代皇帝，一面笃信佛教，大建佛寺，一面极尽裘马声色地享乐，两种互相矛盾的东西，集于一身。屈大均说，刘鋹在广州城“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这二十八寺，东七寺是：慈度、觉华、梵王、普慈、化乐、兴圣、觉性；西七寺是：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咸池；南七寺是：宝光、千秋、古胜、延祥、地藏，还有两座寺名称失传；北七寺是：国清、尊胜、证果、报恩、地藏、报国、悟性。
这些寺庙大都与南汉王朝一起消亡了，后来没有重建，慢慢就被人遗忘了，连地点也无人知晓。只有寥寥几家，通过史书的零星记录，大致能推断方位。比如，千佛寺在城西青紫坊（龙津东路中段）；真乘寺在城西硬步（西场）；慈度寺在海珠石（长堤）上；宝光寺是芳村大通寺的前身；千秋寺是海幢寺的前身；古胜寺在卢循故城以东，即昌岗东路东段；悟性寺在越秀山。
这并不是说，南汉只建了二十八座寺庙，只不过按照星宿排列的，有二十八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寺庙。比如大佛寺的前身是地藏寺，也建于南汉，它就不在二十八寺之列。还有很多原有的旧寺，包括法性寺、宝庄严寺、开元寺、仁王寺、止台寺、朝亭寺、竹林寺、显明寺、智慧寺、西阴寺、孤园寺、法明寺等，不计其数，遍布广州城厢，也纷纷重新修葺，扩大范围，几乎所有能盖房子的地方，都被皇宫苑囿和佛寺所占了。
刘䶮很喜欢“乾亨”这个词，算命先生告诉他，这个词对他有利，于是他把年号改为乾亨，钱币也叫作乾亨，连法性寺也改名为乾亨寺。技术高超的工匠，为乾亨寺造了一座铁塔，置于大殿西隅，原塔身表面贴有金箔，称为“涂金千佛塔”，坊间俗称“西铁塔”。这是中国现存铁塔中，有确切年款最早的一座。铁塔呈方形四角，原为七层，后来有四层被毁坏。塔身四面各有一个佛龛，供弥陀佛铸像，坐在莲花座上，身后有宝光，又有许多小龛，里面各有小佛像。在现存的三层塔身上，有数不清的大小佛坐像，有人数出580尊，也有人说是592尊，因此称作“千佛塔”，不是夸张之词。这是广州现存最古老的佛像。
塔身四角有塔檐飘出，檐下为莲花角柱以作顶托。塔檐还铸有飞天、飞鹤、飞凤，让人联想到敦煌艺术。塔身下是莲花铁座，其四角有力士造像，束腰部分每面铸二龙戏火焰三宝珠图，其上为硕大的突起仰莲，形态逼真，活灵活现。再下面是石须弥座，北面刻狮子玩球，东西两面刻海棠花纹。塔身四面铸有铭文：“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政仪同三司、行内使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三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龚澄枢是小太监出身，刘䶮时的内供奉，后升至内给事，后主刘鋹时官至内太师。有人考证出，邓氏三十三娘是龚澄枢的老婆。太监娶老婆，也是一种炫耀权势的方式。
铁塔铸好后，刘鋹让工匠重样再铸一座，同样是方形四角七层，身高6.35米，塔身也贴金箔，塔下亦为石须弥座，连石座通高7.69米。全塔身共铸有九百多个小佛龛，龛内均有佛像。莲花铁座四面雕铸有“行龙火珠”和“升龙降龙火焰三宝珠”图形。塔身有楷书铭文，最下一层的铭文是：“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一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宠躬有庆，祈凤历无疆。万方咸底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这座铁塔在开元寺放了两百六十多年，最后由光孝寺住持僧绍喜把它移到光孝寺，在大殿后东隅建殿保护，俗称“东铁塔”。凭这两座铁塔，南汉的铸造工艺，在全国可占一席地了，而那些真正的大匠，却不载经传。
刘□把广州最负盛名的佛寺都改了名，除了法性寺改为乾亨寺外，宝庄严寺因为有一位皇家宗室女剃度为尼，在寺中焚修，改名为长寿寺。听起来，佛教也有了世俗的气息。
大宝七年（964），皇帝把一口原在曲江南华寺的千斤重大铜钟，赐给长寿寺永远供养，将镇祖山，功资国祚。长寿寺在大宝十二年（969）开铸一座罗汉龛，《六榕史料》说它“高可盈尺，围如之，中有诸佛罗汉像六百四十七”。开铸时刘鋹还在位，完工时南汉已经被大宋灭了，罗汉龛竟被宋官府中人强行取去，寺僧一直追索，直到南宋时才归还。寺僧在龛上刻了四句偈：“昔人造此像，愿力如海深，若有见闻者，莫起贪嗔心。”只剩下的十六尊铜罗汉，直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5）还在，但最后仍归失踪。
快活不知时日过
大唐的文治武功，如日中天，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这是一个神话的国度，会永远强盛，称雄天下。谁也没想到，在历史长河中，会有一个叫作“残唐”的时代，已在前方。黄巢之祸以后，大唐的国运，直如阪上走丸，开始急遽地衰落。南汉乾和九年（951），中宗刘晟遣宦官潘崇彻率兵伐南楚，取郴州，败南唐援兵于宜章。翌年复遣宦官吴怀恩率兵伐南楚，取连州、桂州，尽有岭南地，一时声势大张。南汉王朝这个小池塘，居然也有了一点盛世的气象。
南汉刘氏几代皇帝，都特别喜欢排场、享乐，在皇室的推动下，各种音乐、舞蹈、杂技、散乐、倡优曼延之戏，盛行一时，朝野追趋逐耆。皇宫之中，专门设了教坊，训练乐舞，为皇室演出。第二代国主刘玢在位时，喜好宴乐，东西教坊的伶官多达千余人。当时有大臣谏劝：“今禁中自有箫韶，府内乐工百余，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刘玢不听，他觉得一千伶官还不够。
皇家带起来的奢竞之风，必然会广泛影响到民间。广州人对鲜花近乎疯狂的消费、无底洞般的需求，反映了浮华风气的盛行，打破了人们对广州人只注重吃，不注重衣着形象的固定印象。
河南有一个叫庄头的地方，相传是埋葬南汉宫女的地方，因为宫女生前喜欢素馨花，所以人们在她的墓地上栽种素馨。《番禺志》说：“昔南汉宫人葬此，有美人喜簪素馨，殁后，遂多称之，名其冢曰：素馨斜。”清人袁廷柏说葬的是一名妃子，他还作竹枝词咏：“名妃娇宠隔千秋，香气犹留土一丘。”而梁廷枏则说死者是宫女出身的妃子：“素馨，后主司花宫女，以色进御，封美人。性喜簪那悉茗花，因名之素馨。”乡间野语，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听到这个女子的浅笑低语声。凄美的传说，吸引很多文人雅士、大小官员来凭吊，来者都会买一些素馨花，以寄托闲情，于是种花者越来越多，美人埋骨之处，成了“花田”。
其实，广州从西汉就开始，就大量栽种素馨花、茉莉花了，南汉时规模翻了几番，形成了一个产业，并非因为这位妃子才出现花田。清代《广东图说》记载：“河南堡有庄头花市，为南汉花田故址。”开花季节，遍地皆白，古人以“弥望如雪”形容。种花的产业，历尽战乱，长盛不衰数百年，有一首清代《羊城竹枝词》写道：
附郭烟村十万家，家家衣食素馨花。
花田儿女花为命，妾独河南歌采茶。
供应广州花卉的，不仅有庄头花田，花埭（芳村花地）从隋、唐开始，也大面积种植花卉，后来成为广州最著名的鲜花产区；而在广州东郊远至萝岗，靠种花养家的人，亦为数不少。屈大均说：“自小坑、火村至罗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似乎广州四郊，都成了向广州供应鲜花的基地。支撑起这样庞大的产业，需要多大的市场？广州人一天要消耗多少鲜花？如果统计出来，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广州已具有了典型的消费城市特征。人们有很多的闲情逸致，去用鲜花装饰自己的生活，制成各种香料，各种不同的节日里，各种拜神、拜佛、拜祖先的仪式，都离不开香花供奉，花为不可或缺之物。
一年之中，最大和最长的节日就是春节了。问一个广州人，对过年的印象是什么，也许他会回答：很多很多的鲜花。正月初一这天，古称元旦、朔旦、正旦等，是一年之始，三阳交泰，春暖花开。千家万户，都以鲜花来迎接新岁。
任何一个节日，都需要一定的仪式来维系，这些仪式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该怎么做，有规有矩，有先有后，不可乱套。广州人过年，实际上从腊月廿三就开始了，谓之“入年关”。这天是谢灶之日，以烧猪肉、米、糖等物上供，焚香烧纸，送灶君上天。仪式完后，把米放入米缸，谓之“碛瓮”（压瓮）。祭灶的时间，有所谓“官三民四疍五”之说，即官宦家是廿三，平民百姓廿四，疍民廿五。腊月廿四开炸，《粤东笔记》记述：“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以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馈亲友，又以糯饭盘结诸花入油煎之，名曰米花；以粉杂白糖入猪油煎之，名沙壅。”腊月廿五蒸年糕、萝卜糕等，寓意年年高升。
从谢灶之日开始，各家各户大扫除。坊间有一首《迎春扫尘歌》唱道：“腊月二十三，晒被洗衣衫；腊月二十四，清洁房屋地；腊月二十五，扫房掸尘土；腊月二十六，洗净禽畜屋；腊月二十七，里外洗归一；腊月二十八，家什擦一擦；腊月二十九，脏物都搬走。”人们从街市买回鲜花，装饰家居，心情像鲜花一般盛放，清代的《竹枝词》唱道：
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
除夕案头齐供奉，香风吹暖到人家。
年卅是除夕夜，一家团圆，欢欢喜喜吃团年饭。郊廛乡鄙之地，在除夕夜（还有端午、冬至夜）还有为小孩“喊惊”之俗。以前凡小孩说梦话、啼哭、生病等，都被认为是魂魄受惊，游离于体外，所以要请一些有道行的老太婆“喊惊”，召魂魄归来。除夕夜的“喊惊”，是对所有小孩的，不管有病没病，一律喊之，谓之“喊平安惊”。有些人家甚至还要为家中全体男女老少“喊惊”。
正月初一大家都闭门谢客，在家食斋，鲜花香烛，供神祀祖，家里幼辈拜长辈，表达祝福，长辈则向幼辈讲一番吉祥勉励的话。正月初二是“开年”，烧香拜神，宰鸡杀鸭，大排宴席，然后出门拜年，亲朋好友交相称贺；出嫁女在这天回娘家。年初三是“赤口”，民间传说，这天见面易招口舌是非，所以大家待在家里，打扫庭除，把家里的垃圾扫出去，称为“送穷鬼”；年初四接灶神；年初五接财神，俗称“破穷日”，也称为“破五”，意思是这年过完了。
真正的欢乐高潮，是在过年期间，城里搭戏台，演杂戏，金鼓喧震，歌声达旦，官民同乐，一片欢腾，男女老少把街衢挤得满坑满谷。初一清晨，官府在东郊举行迎土牛、芒种仪式。芒种代表太岁，当它经过时，围观人群便向它抛撒米粟，以祈丰年，散痘疫。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广州元宵闹花灯的传统，南汉时已盛行，延续千年。清代的《羊城竹枝词》，把当年火树银花闹元宵的场景，描绘得淋漓酣畅：
鱼灯万颗耀长空，闹热元宵处处同。
顶马狮龙人物好，衢歌巷舞尽儿童。
广州民间风俗，正月初十到元宵期间要“开灯”，所有的宗祠大门、神堂正中央和两旁，都挂起莲花灯；灶君、“床头婆”神位、土地庙也都点起了灯。“开灯”之夜，亲朋戚友都欢聚一堂“饮灯酒”。正月十三日这天是“试灯”，即试点元宵灯的意思。正月十四是上元前夕，坊间纷纷搭灯棚，系结花彩，箫鼓齐鸣，舞龙舞狮，预演元宵节目，街市摊贩也竞售各式纸灯，争奇斗艳；卖“阿婆灯”的小贩也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人也怡怡，市也熙熙，春回大地的无限喜悦，令城市也变得鲜活起来。
说到广州花灯，许多人都会想到素馨灯。广州人把素馨花串绕在灯壁上，雕玉镂冰，玲珑四照，美不可言。素馨花的花期很短，用来装饰灯具，更显其奢侈与矜贵。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述了这种花灯：“‘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花又宜作灯，雕玉缕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素馨花是夏天开花的，可做七夕、中秋的花灯，却做不了元宵花灯。
花是每一个节日都不可少的东西。女人们特别爱花，素馨花要天没亮就去采摘，用湿布覆盖，不能让阳光直晒，这样花才不会一下开尽。各个城门都是卖花的市场，有如锦天绣地的花花世界，素馨花、茉莉花、吊钟花、水仙花，合匝缤纷，弥望不绝，花开如积雪，芬芳成云烟，笼罩全城。
女人是最大的主顾，她们买素馨花，不是十朵八朵，而是以升计斗量，整筐买回家。除了做花灯以外，还可以做成花球，悬于大门之首，置于绣帐之内、枕簟之侧，满室香氛。贫家女只有荆布之饰，也会用花来装扮自己，做成花簪、花冠、花佩珰、花项链，行走在街上，裳袂芗泽，为城市平添无限春色。没有女人，城市就是一潭死水，有一些节日，甚至是专为女人而设的，七月七乞巧节，就是一个女人的节日。
这个节日的缘起，只是这天阳光好，女人们把衣服、被褥晾出来晒一晒，打一打，去掉霉味，顺便打掉几只虱子；书生们也趁机把书搬出来晒一下，免得一箧青编都喂了蠹鱼。后来渐渐演变成一种互相攀比，看谁家的衣服更漂亮、更昂贵，谁家的藏书更多。这种习俗，南北朝时已很盛行。
社会对女人的“女德”要求，有时到了荒诞的程度。西汉成书的《淮南万毕术》已有记载：“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治合，以井华水和，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守宫就是壁虎，井华水即清晨初汲的水，时人把它们调制成一种带有巫术色彩的东西，用来测试女子是否贞洁。唐代《长恨歌》里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背景，同样包含了“女德”的内涵。
七夕之水，不仅可以验女子贞洁，而且有特殊的功用。七夕的凌晨，广州人已经纷纷出动，挑着大桶小桶，守候到井边和河边，一听到鸡啼头遍，马上以最快速度汲水。据说这时的水，比平时的重几斤，贮存经年不变味，越放越甘冽，可以治疗热病，谓之“圣水”，或叫“天孙水”。到鸡啼二遍时再汲取的水，就没有这种功效了。坊间有歌谣唱道：“七夕江中争汲水，三秋田上竞烧盐。”
晋代以后，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与七夕联系起来。织女在传说中是纺织之神，针黹是衡量女子是否贤淑能干的重要标准之一。晋人周处《风土记》描述民间七夕节的场景：“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这与后世的七夕乞巧节，已非常相近了。
大部分未婚女子，七夕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乞巧”。从七月六日晚开始，在户外陈列种种奇巧玩品，并用蓪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袖珍的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炫巧斗妍，巧不可言；还有各种鲜花、瓜果、饼饵、酒水等，甚至连针黹、脂粉、古董、珍玩等杂七杂八的女人东西，都摆出来了，有些大户人家可以摆上十桌八桌。七夕当晚，女孩子们焚香燃烛，向空礼拜，祈求织女赐予自己一双巧手。吃七夕饼是广州人的习俗，一直维持到当代。七夕饼也叫“七娘饼”，因其状如棋子，故又称为“棋子饼”。
乞巧活动，有很多不同形式。有的女子先以盆水置于户外，俟一段时间后，水面形成一层薄膜，把绣花针（细草也可以）轻放在膜上，如果盆底的影子呈现云状、花状、鸟兽状、鞋状、剪刀状等，便是得了巧；如果针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就是没得巧。有的女子把蜘蛛关在小盒子里，第二天看它有没有织网，结网丝多而圆正者为得巧，没织网的就是蠢妇一个。有的女子在七夕比赛以丝缕穿针孔，看谁穿得又快又准。
对宫中的女人来说，乞巧自然不是为了乞针黹之巧，只是一种单纯的游乐活动。七夕的前一天，宫中已在丹霞楼上设瓜果筵，备酒馔，玉碗金瓯，光映几案。楼下用棚架搭起繁华街市的布景，张灯结彩，鲜花铺路，有各种店铺、摊档，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妃嫔们穿上平民的青衣，扮成商贩，皇帝扮成顾客，“逛街购物”，互相讨价还价取乐。皇帝也会邀请一些大臣参加宫中的乞巧活动。有一首词写道：
丹霞楼畔月如钩，瓜果筵前露已秋。
良夜风帘尚摇曳，十千沽酒不曾休。
民国的文人邓尔雅写有《癸亥七夕竹枝词》：“纸醉金迷斗巧工，民间俗尚仿深宫。改将七夕从初六，南粤犹存五代风。”他在诗后加注：“七夕改为六夕，始于五代，以七夕诸大臣须赴宫中乞巧会也。”可见南汉皇宫的七夕活动，对民间影响之大。
市场上开始有七娘秧卖了。乡下人从六月初就开始浸泡谷子，育成七娘秧，七夕拜完天仙后晒干，拿到城里兜售。妇人们都知道一个秘方，把七娘秧与麦芽、鸡内金、糖桔饼、山楂、蚕矢一起，煮成茶汤或稀粥，专治小儿夏季热。这是七夕的最后余音，然后就要等明年的七夕了。
七夕过后，一连串的节庆，接踵而来。七月十五中元节，七月廿四城隍诞，八月十五中秋节，都是万众欢腾的日子。中秋的习俗，有人说宋代才出现，其实在唐代就开始形成了，唐玄宗要建“望月台”，宰相苏颋八月十五在皇宫中值夜班时置酒赏月，都是流传很广的故事。很多唐代诗人都写过以中秋为题的诗篇。
中秋赏月的风尚，慢慢从官僚和文人的圈子，传到普通民众中间。唐人裴铏传奇《文萧》写道，在江西省钟陵县，“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挚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佑，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阛阓”。连岭南人也不远千里，赶去钟陵凑热闹，可见中秋拜月的风气，已传播很广。
南汉对大唐文化，一向举踵思慕，很多规制都照搬大唐，甚至连盖宫殿、建郊坛，都要依照大唐的样式。早在唐代，在中秋夜登上越秀山赏月，已成广州的习俗，清道光朝的《南海县志》写道：“万善寺，在粤秀山，上有越王台故址，建阁于其南，唐人多登此玩月。”随着大批北方难民的涌入，中原的中秋节俗，从岭北传到广州，唤起了很多来自北方的官员、大臣的思乡之情，这一天愈发受到重视。在朝廷的鼓励下，中秋逐渐成为一年一度的固定节日。
中秋之夜，长寿寺在千佛塔举办燃灯悬烛活动。从塔顶至底层，点燃无数灯烛，整座千佛塔通体放光，煌煌烨烨，与月争辉，号称“赛月金灯”，以兆丰年。长寿寺是宗室女修行的地方，这一活动反映出皇室对这个节日的重视。民众成群结队前往观灯，寺院内外，黑压压一片，水泄不通，分不出谁是富家子，谁是寒门郎，也没人在乎这个了，大家暂时忘却了身份的区别，挤成一团，就像被一股欢乐的漩涡搅动着。
四衢八街的孩子们，用瓦片和薪柴堆叠成塔状，引火燃烧，“哔哔剥剥”的火焰，蹿起几尺高，把漆黑的天空照亮。行走在坊里间，几乎每条街巷，都燃起这样的火堆，互相映对，十分壮观。孩子们围着火堆，欢呼雀跃，尖声吵闹。交汇在一起的声音，从大街小巷流出来，宛如溢出河道的河水，四处蔓延。
广州人的中秋节，后来越来越隆重了，中秋前一天迎月，中秋当天赏月，中秋第二天送月。有些人在中秋当夜“守夜”。他们认为，守到月亮最圆最亮时，就是天门大开，月光菩萨降临，见者求福得福，求财得财。因此深更半夜，还有很多人围坐在溶溶月色下，炒田螺、煲鸡粥，分食月饼、水果。小孩子则提灯嬉戏，唱着“游园游耍碌（灯），唔游火烧屋”的童谣，其乐融融。
小孩拜月以后，要亲手剥一只桑麻柚，如果剥到是中心空的，便是时运亨通的征兆，全家欢欢喜喜。月出之后，浅街窄巷中的妇人，各自在家门口烧香稟神，说明自己想问的事情，然后独自出门，细听街谈巷议，根据最先听到的内容，判定吉凶，名为“撞口卦”。有个女子的丈夫被贼人掳走，她在中秋夜出门，恰好邻居的猫走失复还，有人说：“好彩啰，佢会走返嚟□。”女子听了，满心欢喜，便认定丈夫会返回来。还有人放孔明灯，看它能升得多高，来判断时运的高低。
九月九重阳节是一年之中最后一个重要节日，俗话说：“过了重阳无大节。”老百姓一年之中，有两个拜祭先人的重要日子，一个是清明，一个是重阳，清明拜祭各族近支祖墓，而重阳则只祭远祖。
这一天很热闹，除了举行祭祖仪式，还有登高、放纸鹞、插茱萸、吃花糕、赏菊等各种户外活动。重阳秋风送爽，登高赏菊饮酒，是心旷神怡的事情。《广州府志》记载：“重阳有墓祭者，亦曰登高。细民放风鸢。风鸢之戏，自古有之。或云因天地之气候，以舒小儿之气而除内热。但岭北俱于二三月，而广州则于九月，风候固殊焉。”
相传登高可以避灾解难。这个习俗始于汉代，从中原传来。当年桓景跟费长房学道，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有灾难降临，赶快制绢囊，盛茱萸，挂在身上登高山，饮菊花酒，可以避难。桓景依言而行，带全家人登山，晚上回家时，看见遍地死鸡死狗，知为代人受难。从此，便有了重阳登高这个风俗。
广州人登高，最方便的当然是越秀山。唐人刘恂撰《岭表录异》，首次提及广州人在重阳节登越秀山的习俗。他写道：“越井岗岗头有古台基址……今在悟性寺后，郡人呼为越王台。相传尉陀曾张乐于此。故老云，旧皆夹道栽菊，黄花迤逦，为九日登高之所。”
刘氏建立南汉国后，越秀山成了皇家游乐的园林。刘䶮修筑了一条上山的磴道，在越王台上建起华丽的楼榭。《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写道：“南汉刘□叠石为道，名曰‘呼銮’，旁栽金菊、芙蓉，与群臣游宴，故又名游台，今名歌舞岗。”连山岗也被称作“歌舞岗”，可见歌舞之盛。君臣在山上载歌载舞，投壶猜枚，宴饮游玩。
放纸鹞虽然是小孩的游戏，但也带有避灾解难的意义。纸鹞的样式，都不复杂，就是用一张纸加几根竹篾糊起来，有些加两条尾巴，大人们在纸鹞写上“流灾流难”等字，等纸鹞放到高处时，把线割断，让它飘落别处，意味着把灾难吹走无踪。坊间有俗谚说：“重阳登高放纸鹞，千灾万祸一齐消。”这种越秀山上放纸鹞的风俗，持续到清代，仍不衰退。有一首清代的《竹枝词》写道：
万家秋色赵佗城，粤秀山前景物清。
到处响弓齐入耳，西风吹遍纸鸢声。
所有民间节庆的习俗，都经过千百年的演进，新移民不断到来，把五湖四海的风俗也带来了，在本地旧俗中不断加入新元素。而一些宜忌和仪式，一旦成型，则几百年都不会废除，只会随着新元素的加入，变得越来越复杂、冗长、烦琐。广州人几个传统的大节日，都是在唐代和南汉时形成，然后一直传承下来的。
中国的传统节日，几乎都与大自然有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春节赏花，清明踏青，端午戏水，中秋望月，重阳登山。在以农立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天地化育，生生不息，万物皆有德性，充满价值，与人德相通。《乐记》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守岁、踏青、赏月、登山、观星、戏水、为花祝寿，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感恩表示，所以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信佛的暴君
南汉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历史呈现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在正统官史里，南汉是僭窃的伪朝，集万恶于一身。受到最严厉指责的，是几代皇帝的极度奢侈与残暴。兴王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宫妃嫔，六院宫人，八千粉黛，花林香阵，丝毫不逊色于京国长安。
史书上，刘□是一个嗜血成性、以杀人为乐的暴君。雕刻南薰殿的龙柱时，大批匠役，因为手艺达不到刘□的要求，而遭到诛杀。为了震慑百官，刘□发明了炮烙、截舌、灌鼻、肢解、刳剔、烹蒸、锤锯等各种酷刑，随意残害无辜。他折磨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无奇不有，聚毒蛇在水中，把人投进去，名为“水狱”；又把人下汤镬“焯水”后，再放在烈日下暴晒，或洒上盐醋，令其肌肤腐烂，但人还没死，还可以起立行走，血腥臭恶之气，充沸殿庭。施刑之时，刘□还喜欢亲临观看，受刑人愈是痛苦挣扎，他便愈是兴奋。《新五代史》说刘□“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这类故事，经过几百年相传，到清代的《南汉书》，说刘□“每决事，垂帘便殿，有司在阶下屠脍罪人，帝必垂涎朵颐，若嗡其膏肉气者”。
文学化的描写，历历如绘，用现代人的常识去看，很难相信是信史。它更像《聊斋志异》或《封神演义》里的山魈恶鬼。把污水泼在敌人身上，以便从道德上处死他，历史上司空见惯，名其为贼，敌乃可克。官史野史，概莫能免。
刘□的脑筋并不糊涂，临死时，对家族的事业，似乎有所预感，流着泪说：“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刘□死后，庙号高祖，谥天皇大帝。第三子刘玢承嗣大统。史书照例嘲讽一番，说此子昏昧无能，不亲政事，父皇还没下葬，他便召伶人到宫中饮酒作乐，又让男女赤身裸体嬉戏，供他观赏。《南汉书》说，刘玢喜欢“夜与倡妇微行入民家，左右忤其意辄死”。因为害怕被自己的兄弟所害，刘玢规定出入内宫，都要露体搜查。但他才做了两年皇帝，还是被弟弟刘晟杀了，死后连庙号也没有。
刘晟夺了王位后，害怕其他兄弟学他，于是大开杀戒，把13个弟弟统统杀死，连他们家的男丁也一个不留，全部杀绝，所有女子纳入宫中。在史书中，他是一名酗酒的暴君，设汤镬、铁床、刳剔等酷刑，号称“生地狱”。他喝醉时，让伶人头顶瓜果，挥剑试砍，却把伶人的脑袋砍下来了，第二天假装什么也记不起。虽然没人夺他的王位，但刘晟也不过39岁就死了。
后主刘鋹16岁登基，他更加不堪了，对珍珠嗜爱如命，有一支多达五千人的队伍，专门打捞珍珠，其中两千人在合浦，三千人在大步海，即今天大鹏湾、香港大屿山和深圳湾一带。两地的采珠场都称为“媚川都”（俗称“媚珠池”）。采珠方法非常粗暴，用绳子把石头绑在采珠者的身上，丢到水里，沉到几百尺的水底去采珠。扯上来时，多半已溺毙，没死的再丢下去。珍珠出水，人骨沉海，皇宫内珍珠堆积如山，海底人骨也堆积如山。
刘鋹在位期间，兴建了大量的宫苑与佛寺，史书形容他“酷奢”。他所居的宫殿，梁栋、帘箔均以珍珠和玳瑁为饰；万政殿的一根柱子，就耗白金三千锭，以银为殿衣，间以云母，穷极华丽。
刘鋹和他的几位先皇一样，设置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又驱赶罪人与老虎、大象搏斗以取乐。但刘鋹却深信自己是一位仁君。他让人为他和两个儿子塑造铜像，供奉在开元寺，让后世万民瞻仰。第一次铸造出来，刘鋹不满意，把工匠拉去砍头了；再换一批工匠，铸出来还是不满意，又把工匠拉去砍头了。就这样换了几批工匠，才用无量的鲜血，把铜像铸成，放置在开元寺的东庑。
刘鋹有蟾姬和媚猪两名宠妃，媚猪还是个波斯美女，被后世史家判为妲己一类“妖妃”，要为南汉亡国扮演红颜祸水的角色。刘鋹要宫女在内殿斗玩“斗花”游戏，供他娱乐。所谓“斗花”就是让宫女摔跤。在河南海幢寺旁，有一座“南汉梳妆楼”，相传有妃子因为与蟾姬、媚猪争宠，被贬入“冷宫”，独居于此。几百年后，清光绪朝举人郑权来凭吊，见梳妆楼早已湮没，只剩下一条冷巷，几间破屋，不禁怆然赋词：“故国悲凉，梵宫岑寂，几间破屋人家。访绮楼遗迹，尽化尘沙。妆镜香奁俱渺，都莫问，往日繁华。伤心处，斜阳古木，怕听啼鸦。”
刘□时的内廷太监有三百多人，刘晟时增至一千多人，刘鋹时大幅飙升，《闻见后录》说有七千多人，而《南海志》则说有近二万人，差距之大，近乎随心所欲。龚澄枢作为四朝太监，官至内太师，操纵朝政。女巫樊胡子与龚澄枢相勾结，自称玉皇附身，在宫中施帷幄，列珍玩，设玉皇座，紫衣霞裾升座，俨然玉皇大帝的代言人，政事统由她所决，刘鋹反而拜倒在座前，唯唯听命。这样一个残暴荒淫、纲纪崩坏的王朝，不亡是无天理。
然而，历史也有另外的一面。
史书上关于南汉皇帝种种暴行的记述，溯其来源，大部分出自宋人著作，后世史家互相援引，添油加醋，越描越黑。大宋既灭了南汉，自然要把它渲染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王朝，这样才能彰显自己“替天行道”的正义性。但是，如果南汉如此暴戾恣睢，天下人恨不得与之皆亡，又怎么创造出几十年繁荣稳定的局面？明人王夫之在《宋论》说刘□“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以与吴、楚争强”。这是南汉繁荣的关键所在。没有了北方的干扰侵掠，加上宽松的营商环境，自然民安物阜。
南汉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乾亨四年（920），刘□设置选部贡举，选拔进士、明经十余人，模仿唐朝旧例，岁以为常。由于重视庠序，复开贡举，设铨选，一切步武盛唐规摹，吸引了不少唐世谪宦子孙，为避战乱而逃往岭南。南汉朝廷都一一妥善安置，从而出现了《南汉书》所说的“名流毕集，分任得宜，岭表获安”的安稳局面。这些人也把盛唐文化带到了岭南，南汉国被治理得头头是道，经济繁荣，全赖这批能臣。
唐朝进士赵光裔，曾任膳部郎中、知制诰，后梁太祖命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以赵光裔为官告使，刘隐把他留在身边，奏为节度副使。刘䶮登庸纳揆，赵光裔受命为兵部尚书，改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难免日夜思念，不时流露出想回北方的念头。刘□悄悄派人到洛阳，把他两个儿子及家属，全部接到广州。赵光裔深为感动，从此死心塌地，衔结相报，成为刘□朝的柱石之寄，做了二十多年宰相，“府库充实，辑睦四邻，边烽无警”，号称贤相。
刘□并不是一意孤行的人。他登基之初，雄心万丈，砥兵砺伍，准备对外用兵。有大臣劝他：“岭南久被征战，妨百姓耕耨，苦不聊生。陛下建大号，耆定疆宇，正宜弭兵息民，奠安南土。今穷兵黩武，日事战争，非太平所宜有也。”刘□被兜头浇一盆冷水，但没有把进谏大臣杀掉，而是再去征求高僧如敏的意见。
当日刘□还没到禅院，如敏已知道他要来，留下一函，然后坐化。刘□来时，吃惊地问禅院僧人：“师几时得病？”僧人回答：“师无病，有一函呈陛下。”刘□展开信函，里面写着八个字：“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刘□如红炉点雪，霍然醒悟，打消了用兵的念头，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刘□在乾亨寺的后院，辟了一处园林，作为避暑之地，方便他与寺僧交谈。清人徐承烈的《听雨轩笔记》，描述这个园林：“树石亭台，廻廊曲沼，颇饶幽趣。”得到刘□礼遇的高僧，包括益州僧竟钦、江南僧文偃、如敏和灵树寺知圣、光运寺证视、灵鹫寺景泰等。文偃在岭南弘法近四十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云门家风”，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和“随波逐流”作为精神依归，蕴含机锋无限，被徒众称之为“吹毛剑”。
刘□奉文偃禅师为自己的“精神老师”，经常上门请益，甚至为了听文偃说法，多次御驾亲赴韶州。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从广州到韶州，路途遥远，车马劳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云门家风对刘□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从来没有史家去研究。
在刘□陵墓中发现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说刘□“凝情释老”，意思是他信奉佛家与老子的学说，甚至超过儒家。释老学说都带有出世色彩，道家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佛家主张“涅槃寂静”。刘□的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他的子孙，以致个个都信奉释老。但如果说他们都以释老学说修身治国，却又不是。南汉时代在城厢遍布丛林宝刹、人工湖泊，如此庞大的工程，究竟需要动用多少劳力？需要多少财宝去堆砌？仅以骄奢放逸而论，说南汉是一个“清心寡欲”的释老朝代，亦难以令人信服。这种自相矛盾，正是南汉王朝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南汉四个皇帝中，对佛教投入最大的是刘鋹。史书上说广州的二十八寺，都是他当政时建的，但他在位只有13年，掐头去尾，也就只有七八年时间，给他去建这二十八座佛寺。这些寺庙有多大规模，史书上并无记载。其中南七寺之一的大通寺，坐落在花埭河口，到宋代还在，是著名的大寺。
大通寺的创始人达岸禅师，是曲江人，据说他出生前夜，父亲梦见有金甲神人道喜：“明天有圣僧到你们家暂住一段时间，这是几生修到的因缘，赶快打扫房间，恭迎圣僧。”梁贞明四年（918）正月十一，达岸降生。他从小很有慧性，举手投足都像出家人，家人让他读《孝经》，他说还不如读佛经。他于18岁那年削发出家，后来到乾亨寺挂单，住在风幡堂里，感悟六祖惠能的开示。刘鋹听说来了一位高僧，顿生向风慕义之心，沐浴更衣，毕恭毕敬，赴乾亨寺拜谒，请达岸在广州建一座寺院。
达岸禅师遍寻广州各地，找不到一处好地方。某日乘船过白鹅潭，忽然刮起大风，仓猝间在花埭登岸避风。上岸后，忽见一片浓翠蔽日的松林，奇花遍径，异草生香，俨然是离绝尘境的净土。达岸指着说：“除此再无别处矣！”于是由朝廷拨给经费，选择吉日，平地筑基，先建大殿，再建各处楼台殿阁，遂成一座煌煌佛寺。佛寺盖好后，刘鋹赐名宝光寺，达岸做了首任住持。
达岸在大通寺一住十几年，在这期间，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他见证了南汉国的覆亡。到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农历正月十一，达岸禅师在寺中坐化。人们记起他降生是正月十一，圆寂也是正月十一，不禁产生许多神秘猜想。相传达岸圆寂时，“灵光烛一室”，经久不散，肉身七日不坏，面容如生，还长出了胡须和指甲。弟子们为他妆漆、涂金粉，做成全身舍利的肉身佛供奉。
这位深得刘鋹尊崇的大和尚，入灭六百年后，传奇故事还在延续。宋政和六年（1116），宝光寺更名为大通慈应禅院，俗称大通寺。明万历六年（1578），广东大旱，禾稼枯死，民众把达岸禅师的肉身从大通寺请出，用船载过白鹅潭，抬到光孝寺举行祈雨仪式。仪式还没完毕，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水深三尺，民众载欢载笑，家家布施。清康熙朝《南海县志》亦有记载：“大通寺在大通堡，有达岸禅师肉身求雨辄应。”
祈雨仪式结束后，人们准备把达岸禅师的肉身送回大通寺，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有人用杯珓卜算，说禅师想留在光孝寺。于是人们便在光孝寺为禅师辟了一间龛室。当达岸禅师的肉身进入龛室时，芳村传来惊人消息，说大通寺失火，全寺烧塌了。
大通寺有一口龙霞井，每逢风雨前夕，便有烟霞缭绕升腾，又称“烟雨井”。清同治朝《番禺县志》载：“烟雨井在大通寺中，晨熹初散，常袅轻烟，所谓大通烟雨是也。”坊间流传着许多这口井的奇闻，有说天气晴朗时，从井中可看到白鹅潭的帆影；也有说夜深人静时，从井口可隐约听到白鹅潭的弦歌声。某次寺中水工从井中汲水，扁担不慎掉落，后来在白鹅潭上发现，于是坊间流传一段歌谣：“扁担放井流，白鹅潭上收。阳光照船影，井口见船浮。”
刘鋹的向佛之心，还从另外一件小事，反映出来。乾和七年（949）文偃禅师在韶州证真寺圆寂，肉身在方丈金塔中封存了15年，直到大宝六年（964）开启金塔，文偃肉身竟然重新长出胡须、头发，手脚肌肤柔软如生时。刘鋹诚心敬意，把文偃的真身迎入宫中供奉，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仪式，百戏联演，通宵达旦，允许百官和平民入内庭瞻礼，甚至连外国商人也可以入宫观瞻，身份是平等的。刘鋹颁旨赠文偃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升证真寺为大觉禅寺。
刘鋹平日不太理朝政，大小事都交给太监龚澄枢去处理，自己沉迷于手工艺，经常设计与制作一些穷工极巧的小玩艺，自得其乐。南汉国亡后，他被宋军俘获。南唐后主李煜的命运与他差不多，被囚期间写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亡国词，流传千古。刘鋹不会诗词，他把时间都花在摆弄漂亮的工艺品上了，亲自动手，用珍珠编织了一副华丽的“珠龙九五鞍”，献给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赞赏不已，感慨地说：“鋹好工巧，遂习以成性，倘能移于治国，岂至灭亡哉！”
除非南汉几个皇帝都有严重的双重人格，否则，那种看见杀人就垂涎朵颐、食指大动的“聊斋怪物”，与笃信佛教，到处兴建寺庙，念经诵佛，整天“我佛慈悲”，沉溺于手工艺的人物形象，很难重合起来。到底哪个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历史对刘鋹的评价，也是错综复杂的。明嘉靖元年（1522），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广州大毁淫祠，把刘鋹父子铜像推倒砸烂，铸成几十面大铜镜，分送朝中的达官贵人，暗寓“以史为鉴”之讽，让他们每天都照镜子，看看有没有贪黩的模样。这代表了主流的观点，认为刘□、刘玢、刘□、刘鋹都是无道的昏君和暴君。但也有另外的观点，把□奉纲纪严明、护国庇民的神灵，在广州的城隍庙里刘□居主神之位，被当成广州的保护神。
眼看它楼塌了
坊间相传，在南汉灭亡前好几年，各种各样的凶兆，已纷见迭现了。大宝三年（960）发生日蚀；大宝四年（961），宫中长出芝菌，野兽碰撞寝门，苑中的羊吐出珍珠，井旁的石板自己立起来，行走百余步才倒下；大宝十年（967）发生日蚀，并狂风大作，把真谛栽种在法性寺的菩提树，连根拔起；大宝十三年（970）的异象更多了，白天有日蚀，晚上有流星雨，“众星皆北流”，《南汉书》用12个字形容：“狐鸣鬼哭，妖怪日作，灾异叠见。”刘鋹时城中发生火灾，朝廷要家家准备大桶防火，有占星家出来解释：大宋分野属房，与“防”同音，“桶”与“统”同音，即宋要一统天下。坊间儿童传唱：“羊头二四，白天雨至。”卜工又解读为辛未二月四日，宋师兵临城下。诸如此类的事情，激发起坊间巨大的惊异、恐惧、焦虑，人心惶惶。
《南汉春秋》记载了一个故事：某日，珠江上顺水漂来一片浮田，上面种有稻米，人们纷纷围观，忽然有人说：“地宜静不宜动，一旦浮动，在水旁而有米有田，于字为潘；禾者，五谷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来获斯土。”这种故事的可信度很低，大抵是事后诸葛亮的杜撰。当时如果有人敢这么说，早被官家拉去砍头了。
宋开宝四年（971），北宋大军在潘美的统率下，浩浩荡荡，连陷贺州、昭州、桂州、连州、韶州、英州、雄州各处，直捣广州。大宋之所以要征讨南汉，原因与秦始皇、汉武帝差不多，就是不允许在自己武力可及的范围内，有任何独立王国的存在。赵匡胤登基后，南方诸国纷纷以珠宝进贡，表示臣服，但南汉却一个使节也不派去，一封信也没有。赵匡胤让南唐后主李煜派人游说刘鋹归宋，刘鋹不仅一口拒绝，还囚禁了李煜的说客。赵匡胤勃然大怒：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一场毁灭广州的战争便爆发了。
刘鋹派大军骑着大象出发，北上阻击。那些大象体型庞大，巨耳长鼻，八面威风，每头驭十几人，高牙大纛，金戈甲胄，鼓进金止，风云簇拥，倒也气势不凡。可惜宋军一轮箭雨射向象群，大象负痛，狂奔乱突起来，把南汉兵都抛到地上，尽情践踏。
南汉不能敌。刘鋹决定弃城逃亡。他把宫中的奇珍异宝装了十几条大船，准备从海路逃走。城中忽然火发，昌华苑首先起火，翻腾怒卷的火焰和浓烟，直冲云霄，在城中的西湖药洲和珠江南岸千秋寺都清楚可见。随后，各处的宫殿、馆苑、仓廪，也纷纷陷入火海。
这场大火，究竟是什么人放的？《宋会要辑稿》说是刘鋹使人放火的：“刘鋹知城隍之必陷，将府库以自焚。烈焰连天，更甚昆岗之火；投戈散地，甘从涿野之诛。”《南汉书》则说是龚澄枢干的，当宋军逼近广州城时，龚澄枢与廷臣相议：“‘北军之来，不过利我国珍宝耳！今尽焚之，使得空城，无以守，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乃纵火焚宫殿、府库，一夕皆尽”。
龚澄枢以宦官操控朝政，被史家认为是断送南汉的头号祸首，当年谶书说“灭刘氏者龚也”，刘□以为自己改了名字就没事了，不想却应在龚澄枢身上。龚澄枢被俘后，押入开封，宋太祖曾追问是谁放火。龚澄枢不肯承认是他所为，南汉谏议大夫王珪当着宋太祖的面，向龚澄枢吐口水，掌掴其面颊，骂道：“尚不自承，欲推过何人？”如果在龚澄枢呼风唤雨之时，王珪敢这么做，倒是一条铮铮铁汉，但现在龚澄枢已是阶下囚，如此表演就有点难看了。龚澄枢只好低头引服。
不过，也有人说，这火是宋军放的。当宋军逼近广州时，南汉军在马径设防，以竹木编为栅栏，抵御宋军。潘美派人潜近，四面纵火，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马径在哪里呢？《南汉书》说“去兴王府裁百余里”。但有人考证，马径就是广州城北的马鞍山。清人仇巨川的《羊城古钞》写得更清楚：“（潘）美率励士卒兼程趋栅头，遣丁夫数千人持二炬间道抵栅，及夜，万炬俱发，会天大风，火势益炽。鋹众惊扰，美挥兵急击之，鋹众大败。”从这段记述可知，刘鋹并不知情，这场被宋军点燃的大火，把他吓坏了，以至于全盘瓦解。
很可能双方都有纵火，内外交攻，酿成巨灾。总之，广州再经历了一次焚城惨祸，这场大火烧得十分彻底，三宫六苑、二十八寺，几乎无有幸存，长寿寺和千佛塔，也在这场大火中，被彻底焚毁。20世纪60年代的六榕寺主持觉澄大师在追述寺院历史时说：“赵宋初年（太祖开宝四年，即971年）遭兵燹，寺塔毁于火，片瓦无存，顿成废墟。”当所有皇宫与寺庙被夷为平地时，也就意味着，广州全城，几乎都被夷为平地了。胡宾王在南汉朝曾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他在《刘氏兴亡录》中感叹：“兵火四焚，天地黯惨，六十余年基业，一旦煨烬。”
城中起火后，刘鋹带着一班妃嫔，踉踉跄跄来到珠江边码头，才发现那些满载财宝的船只，已被捷足先登的太监胁持而去。刘鋹走投无路，只得素车白马，出城北七里迎降宋军。刘鋹被俘后，对赵匡胤乞怜说：“臣在南汉，名为君主，实为臣下，龚澄枢才是真正掌权的君主。”赵匡胤果然不杀刘鋹，把龚澄枢、媚猪一干人等，推出千秋门外斩首示众。
一场繁华春梦，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南汉凡四朝五十四年，至此覆亡。太平兴国五年（980），刘鋹去世，葬于韶州城北的王山。
岁时伏腊，春去秋来，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在广州小谷围北亭村有一座名叫青岗的小山头，荒草萋萋，杂木丛生，毫不起眼，当地乡人都叫它“刘王冢”，这里埋着一位南汉的皇帝。
小谷围古名“海曲”，是刘□狩猎之地，附近有一座“昌华南苑”，以供驻跸之用。如今北亭村的北面，还有一个叫昌华的地名。北亭和南亭是当年为皇帝狩猎而建的风雨亭，现都已成了村庄。2004年，小谷围兴建大学城，在穗石、南亭、北亭等六个行政村，共发掘汉代以来的古墓葬、古遗址超过130座（处），其中以北亭村的南汉德陵与康陵、南亭村的明代石人石马墓和穗石村的清初炮台群遗址，最为珍贵。
传说在这片毫不起眼的山岗上，至少有十个刘王冢，百年来很多人试图盗挖，但一无所获，于是当地有“十个刘王九个空”的说法。刘□的康陵在北亭洲，明崇祯九年（1636）秋已经被人挖出来了，《羊城古钞》对陵寝内的陈设，有详细描述：“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重各十五六斤。”中间有两座皇帝、皇后的金像，各重五六十斤；旁边还有白银铸成的十八学士；墓室都用“金蚕珠贝”铺地，在旁边的“便室”里，有直径达三尺的宝镜，“光烛如白日”；还有宝砚、碧玉盘等物。在哀册文碑上刻有“康陵”，故判断为刘□陵。
盗墓者并没有把宝物搜刮一空。2003年挖掘时，还挖出了272件青瓷罐和釉陶罐，这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官窑瓷器。其中青瓷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中的上品。还有一些木瓜、香蕉、马蹄、茨菇、桃子、柿子的素胎无釉象生陶瓷，当为象生祭品。
与此同时，另一支考古队在人称“瓦碴岗”的小谷围大香山东南坡荔枝林里，又发现一个面积达1.28万平方米的南汉遗址，最初以为是南汉郊坛，但挖下去才发现是皇帝的陵墓。在墓前室靠封门处，竖立着一通保存完好的哀册文碑。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38行共1062字，自铭为南汉高祖“康陵”，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崩，于同年九月“迁神于康陵”。人们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康陵，原先那个所谓“康陵”，其实是刘隐的德陵。真正的康陵也被多次盗挖，所余的随葬品，寥寥无几。
南汉第三代皇帝刘晟的昭陵，在萝岗的石马村，原黄陂果园场后面，早在1954年就被发掘出来了。墓里出土了三十多件青釉瓷罐和一百多件深灰陶罐。墓前还有两只风化的石马和一头石象，凝立于风雨残阳中逾千年，提示着后人挖掘的方位。刘晟生前杀尽兄弟才夺得皇座，享了15年荣华尊贵，然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到头来亦不过一抔黄土，供后人挖了又挖。清初高僧大汕的《素馨田》词，透露出无限欷歔：
当年左纛称尊，徧别院离宫，嫔颜如蕣。
霸图何处，流花逝水，代移风尽。
苍茫无限事，叹故国繁华，空半瞬。
谩劳著，怀古多情，对花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