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致谢

对特定年龄段的经济学家而言，看一本关于保罗·萨缪尔森的传记不需要任何理由。萨缪尔森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是，除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系的声望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平淡无奇，几乎没有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也没有足以吸引非专业读者的八卦丑闻。例如，不同于科学家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J. D. Bernal）或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萨缪尔森的生活里没有激进行动、阴谋、共产主义或性剥削等可供读者消遣的经历。他很早就结了婚，夫妻二人比翼齐飞一直到他的妻子离世。除了参与政府咨询工作和二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加入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外，萨缪尔森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研究经济学，就是出席各种研讨会和学术会议讨论经济学，或者给政治家提供经济学专业咨询，为新闻媒体撰写经济学评论文章，甚至待在家里一边跷着腿逗孩子们玩耍，一边思考经济学问题。虽然他可以在经济学之外获得乐趣（本书提到了他的许多朋友记得的一些场景），而且是一名狂热的网球爱好者，但是经济学从未远离他的脑海。他的生活只有和他的经济学相互关联时，才有意义。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本书是一本萨缪尔森的思想传记——关于他思想演变的故事——而非他的个人生活史。

而且，即使我们想要详细地描述萨缪尔森的一生，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传记都会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很少有研究对象留下足够的资料来回答传记作家想问的每一个问题，萨缪尔森也不例外。他的文件装满了155个箱子，仅信函就有70多箱；它们内容广泛，却不够全面，例如他在学生时代的活动就未得到详细记录。他的信函表明，他学生时代的笔记至少保存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但最终似乎没能留存下来。装满未发表论文的箱子里有一些他在学生时期的论文，但这些肯定只是他所写论文的一小部分。他的成绩单只能显示他为了拿学分而去修的那些课程，这使我们对他旁听的其他许多课程所知寥寥。关于他如何以及在哪里遇到了许多他自称熟识的老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所教授课程的信息也不完整。现存的他的一些学生的笔记表明，他早年曾给学生布置过一些阅读资料，而书面的推荐阅读清单却可能从未存在过。他在第一个外部资助的研究项目结束时所写的报告已经佚失，因此我们不得不猜测该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或者更有可能是未取得任何成果）。由于他和期刊编辑部都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他投给期刊的论文资料和审稿人对论文的反馈情况都不甚完整。虽然《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的出版史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档案中有详细记载，但他的教科书的早期历史就不太清楚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公司中的相关档案即使还存在，也还没有找到。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与朋友、老师和同事的大部分交流互动都缺乏书面记载。他也未留下任何类似于订婚日记的东西。

萨缪尔森一直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并且常常把这些故事与他所认识的其他人联系起来，但这些故事并不系统。人们关注的是那些佐证了他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神童，对经济学一见钟情这个自我形象的事件。他喜欢追忆过往，特别是哈佛经济学的黄金年代，并对他的老师和朋友们所取得的成就赞誉有加，他们经常被他当作希腊或罗马神话中的诸神那般崇拜。晚年，萨缪尔森开始撰写自传，但只写了他早年生活的一些经历后便放弃了。他写道，当成功到来时（他把这个时间追溯到1940年，那时他年仅25岁），写自传也变得兴味索然。就连对自己哈佛岁月的描述，他也只是从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了一些素材。他的这些回忆在我们搜集整理传记资料时非常珍贵，但是它们需要被谨慎对待。除非对支持他想要提出的主张必不可少，否则，他通常并不愿意提供更多细节。例如，当被问及他的数学教育时，他列出了他曾上过的数学领域的课，但刻意模糊了是谁在什么时候教过他。在他看来，提问者似乎对他所称的他的数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颇有怀疑。为了写作本书，我们必须从各种来源中梳理出细节，即便如此，它们也不够完整。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萨缪尔森在一些地方所说的话，显然是为了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由于缺乏其他资料来源，我们不可能把事实和他想要表达的观点区分开来。例如，他对自己和哈罗德·赫钦斯·伯班克（Harold Hitchings Burbank）初次见面的描述，意在表明他既大胆又自信，敢于对抗这个他所蔑视的反犹太主义系主任。一些读者会怀疑他关于这次见面的描述是否可信。如果萨缪尔森像他说的那样行事，他肯定会给反犹分子一个拒绝其进入哈佛大学的充足理由。在许多情况下，我只是摘录萨缪尔森的相关叙述，其他的就留给读者自行判断它们是否应该被解读为事实报道，抑或只是揭示了萨缪尔森个性和态度的自传式描述，因而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公正的旁观者将会如何看待它们。这么做确实意味着我们这本传记在一些地方接近于自传，但这些自传性的例子只是匆匆带过，而且在整本书中，它们所处的语境亦非由主人公提供。

虽然故事围绕一位经济学家的生平展开，但本书提供了萨缪尔森所属的一个相互重叠的经济学家群体的肖像，他们来自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战时的华盛顿。因此，作者有意识地使本书的部分内容，既成为萨缪尔森本人的写照，又成为与之交往的人们及他所接触的思想的写照。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解释萨缪尔森思想发展的背景，揭示它们和过去之间的关联；否则，当读到萨缪尔森的著作时，人们将不会把它们明确地代入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背景中。艾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莱纳德·克拉姆（Leonard Crum）、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埃德温·比德韦尔·威尔逊（Edwin Bidwell Wilson）、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对理解萨缪尔森以及他参与其中的经济学的转变过程至关重要。他们中的一些人相对鲜为人知，或者他们因后来的著作才被人熟悉，因此他们的思想必须得到详细的描述。

强调上述内容颇为重要，因为我把萨缪尔森解读为一个连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化的经济学与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对比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及其老师们的经济学方法后可见，描绘出这种转变的图景也是很重要的。虽然他并非单枪匹马地促成了这一转变（那样说无疑荒谬之极），但是他和他的朋友及同事所组成的不断壮大的群体对经济学的研究，确实体现了这种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我在本书中讲述的萨缪尔森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一系列互有交集的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他们共同见证了经济学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

如何组织一本萨缪尔森的传记也是个问题，因为贯穿他智识发展的主线不止一条，它们之间交错重叠，但又存在一些明显的时间间隔，尤其是他1935年从芝加哥大学搬到哈佛大学，1940年又从哈佛搬到麻省理工学院（后面这个时间节点不是很明显，因为从芝加哥到哈佛大学所在地剑桥市有将近1000英里，而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大约只有两英里，因而他继续住在离哈佛很近的地方）。对于他的学生时代，我可以按学年先后采用一种大致的时序结构来介绍，然而，他搬到麻省理工学院并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这种结构就被打乱了。为了避免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跳来跳去，有必要脱离严格的年表顺序。本书最初的草稿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虽然它显示了萨缪尔森如何同时兼顾多项活动，但对那些试图追踪其思想发展脉络的读者来说，却颇令人困惑。

萨缪尔森的个性及其社交网络，对我们理解他的智识发展和他在美国经济学领域的地位至关重要。然而，虽然他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也确实做到了，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相对内向的人。因此，重现他的日常活动以及他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互动，殊为不易。在他的书信中，偶尔有零星记载，这些都被尽可能多地代入叙述中，但也仅此而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和玛丽昂·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的关系，两人于1938年结婚。现有的证据表明，玛丽昂在他事业早期扮演的角色是实质性的，可能远远超出了本书所记载的范围。

阅读本书的许多经济学家，或许希望我把萨缪尔森的早期研究和他后来的研究联系起来。显然，如果他没有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名重要人物，本书就不可能问世。人们也不会忘记1948年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然而，我尽量把自己对他后来学术生涯的了解置于一旁，尽可能少地把他后期的研究代入他早期的研究中进行解读。鉴于萨缪尔森很少会错过谈论自己或赞美朋友的机会，这使我面临以下写作风险：相对于我所选择的资料，那些比我更熟悉他后期部分著作的读者，可能会从中发现一些证据，而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证据，我无疑会把它们考虑在内。虽然我从他后期的著作中吸收了一些与他早年生活相关的素材，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萨缪尔森曾对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传记赞不绝口，因为它写得就像读者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尝试着这么去做。

尽管萨缪尔森自称天生就是一名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学一见倾心，但这位早熟的经济学家并未完全定型。青年时期的萨缪尔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而是试图把数学理论和完全植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不那么抽象的经济学思想（它们中的很多都可以归入“制度主义”范畴）融为一体。在试图重现一个其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过程中，我可能有点走过了头，但我认为，为了使青年萨缪尔森像如今声名卓著的成年萨缪尔森那样得到人们更多的解读，我有必要冒这个风险。1948年以后的萨缪尔森究竟在哪些方面显著改变了他的思想，将是下一卷讨论的问题。

如果没有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支持，我不会开启这个项目；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份重大项目研究资助金，让我在2011—2014年的三个学年得以从我的全部教学和管理职务中脱身出来。我要感谢基金会和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支持。然后，我要衷心感谢杜克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威尔·汉森（Will Hansen）、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和他们的同事，他们在工作职责之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系统地阅读了那里收藏的萨缪尔森的许多论文和其他资料。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档案室花了大量时间，那里的工作人员允许我阅读许多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感谢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和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保管员。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帮我获得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存档的论文资料。奥拉夫·杰克霍尔特（Olav Bjerkholt）、胡安·卡瓦哈利诺（Juan Carvajalino）、比特丽斯·切里耶尔（Beatrice Cherrier）、巴德·科利尔（Bud Collier）、卢卡·菲奥里托（Luca Fiorito）、戴维·莱德勒（David Laidler）、戴维·利维（David Levy）、戴维·米奇（David Mitch）、佐藤保西沢（Tamotsu Nishizawa）、马克西姆·德玛莱斯-特伦布莱（Maxime Demarais-Tremblay）和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等人，也协助我获取了许多档案资料。安德鲁（Andrew）和瑞柯·弗莱（Reiko Fry）帮我翻译了日文版的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自传的相关资料。

此外，我尤其要感谢一些最接近萨缪尔森的人。在项目开始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慷慨地投入大量时间阅读了许多章节，并提出宝贵建议。我还从与罗伯特·毕晓普（Robert Bishop）、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的交谈，以及与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亨利·曼内（Henry Manne）、芙洛·康韦（Flo Conway）和吉姆·西格尔曼（Jim Siegelman）的电子邮件往来中受益匪浅。我欠贾尼丝·默里（Janice Murray）一个巨大的人情，既因为她的慷慨帮助，还因为她在杜克大学把萨缪尔森的论文存档之前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她帮助我纠正了许多错误。萨缪尔森家族的成员，特别是玛妮·克劳福德·萨缪尔森（Marnie Crawford Samuelson）和安妮塔·萨默斯（Anita Summers），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信息。

斯蒂文·米德玛（Steven Medema）、佩里·梅尔林（Perry Mehrling）、玛丽·摩根（Mary Morgan）和罗伊·温特劳布（Roy Weintraub）辅助我规划了该项目并在前期提供了重要支持，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一次经济史会议，聚集了很多对我有帮助的人。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史研究中心的朋友们一直非常支持我，他们也是书稿中一些章节的批判性读者。凯文·胡佛和凯瑟琳·胡佛（Kevin and Catherine Hoover）夫妇给我提供了住宿，让远离家乡在档案室工作的我感到更加亲切自然；往返于校园之间使我有机会在凯文的督促下，更仔细地去思考我发现的一些资料。凯文还阅读了整部书稿（考虑到它比成书粗糙得多，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指出了不计其数的错漏和写得很糟的地方。比特丽斯·切里耶尔致力于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她一直是我忠实可靠的求助对象；杨·吉劳德（Yann Giraud）亦然，他专注于研究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萨缪尔森在鲍曼委员会（Bowman Committee）工作的内容以及他和鲁珀特·麦克劳林（Rupert Maclaurin）合作的内容，取材于我和哈罗·马斯（Harro Maas）共同撰写的两篇论文。也许最大的亏欠（这么说是因为我亏欠别人甚多）是斯蒂文·米德玛，他在我写好每一章后几乎很快就读完它，提醒我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后续内容给我提供了无穷的思路。他还对整部手稿给出了详细评论，纠正了一些细节，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并促使我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组织材料，然后他还会对第二稿发表评论。佩里·梅尔林对我理解阿尔文·汉森以及他和萨缪尔森的关系帮助颇大，胡安·卡瓦哈利诺同我分享了很多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埃德温·比德韦尔·威尔逊（Edwin Bidwell Wilson）和萨缪尔森的宝贵观点。罗伊·温特劳布帮助我思考数理经济学和如何处理萨缪尔森的犹太人身份问题。我还获益于匿名读者对手稿的评论，以及那些在会上引用到书中材料的研讨会和与会者。但我并未采纳所有这些建议。尽管我也很想把书中的优点归功于自己，把书中的缺点推脱给他人，但任何错误都是我的责任。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妻子安（Ann）不得不忍受过去5年我对萨缪尔森的痴迷，而且这种痴迷未来可能尤甚。

感谢罗伯特·C.默顿（Robert C. Merton）允许我引用萨缪尔森和他合作撰写的论文；感谢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经济研究所允许我引用都留重人的论文；感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研究中心允许我引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论文；感谢哈佛大学允许我引用其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感谢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允许我引用其馆藏资料。

本书手稿利用Scrivener软件写就，这使写作过程变得简单许多。在处理我从档案馆拍摄的数万张照片、将每张照片转换成PDF格式并进行搜索方面，苹果公司Mac电脑的数据库程序Devonthink起到巨大作用。索引等则使用Sente软件处理，我用它来给手稿和出版物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