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童年
俄罗斯—波兰血统
1915年5月15日，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
他的父母在第十七大道和百老汇交叉路口开了一间药房，保罗就降生在这间药房楼上的办公室里。保罗的父母是来自波兰苏瓦乌基（Suwalki）的犹太移民，该地离波罗的海不远。苏瓦乌基的归属问题颇有争议，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属于东普鲁士、波兰或俄罗斯的一部分。关于保罗的家族史，有许多未解之谜，甚至包括他父母的确切年龄。保罗的父亲来到美国的埃利斯岛后，才开始使用弗兰克·萨缪尔森（Frank Samuelson）这个名字。当保罗发现他们的姓氏无法追溯至中世纪时，他“对欧洲的所有事物都产生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兴趣缺失”。保罗对自己的祖父母一无所知，但是这从未困扰过他，“就算1925年前后我的家族仍然有人生活在欧洲，我也未曾对此产生过任何好奇或兴趣”。保罗了解到的关于自己家族的一切，都是在很久以后从和母亲的谈话中得知的。在他的母亲80多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萨缪尔森”这个姓氏是保罗一位叫“吉米叔叔”的亲戚选的，他比保罗的父亲弗兰克早几年来到埃利斯岛。保罗知道（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知道）他的母亲埃拉·利普斯基（Ella Lypski）生于3月19日，年份则是1885年到1888年之间的某一年，地点在她所在地区的首府苏瓦乌基。保罗的父亲（那时他尚未改名）叫埃弗拉伊姆（Ephraim），生于1886年，住在拉特茨基（Ratzki）的一个小村庄，19世纪80年代时，这个村庄位于东普鲁士的边境。虽然埃弗拉伊姆没有取得居住许可，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却让他能够在东普鲁士做贩马生意。不到15英里的地理距离，已经足以让埃拉清楚地意识到她和保罗父亲之间存在的阶层差距，尽管保罗觉得母亲对她的家庭状况多少有点自夸。埃拉的父亲是一个小麦商人，在第一段婚姻中育有3个女儿——伊娃（Eva）和另外两个，在第二段婚姻中和第二任妻子（其娘家姓爱泼斯坦）育有6个孩子：范妮（Fanny，生于1888年）、埃拉、阿尔弗雷德（Alfred，生于1887年）、弗兰克（Frank，生于1891年）、诺曼（Norman）和萨拉（Sarah，生于1894年）。埃拉的母亲和保罗父亲弗兰克的母亲是姐妹，所以他们两人是表亲。
像同时代的典型东欧人一样，这个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前往美国寻找挣钱的机会。保罗的外曾祖父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只身去到美国，最后带回了一些存款。保罗推测，正是这些存款让埃拉觉得她的家境更优渥，尽管她更喜欢说那些钱是从“西班牙”王子那里得来的。伊娃在1885年离开俄罗斯去了美国，她最终成了北达科他州汉金森（Hankinson）一间杂货店经理的妻子。保罗的父亲弗兰克大约是1904年离开的，他第一次到纽约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后又同一些亲戚去了芝加哥。他的动机毫无疑问是为了赚钱，但他不想参加俄罗斯军队也是另一个原因。对此，保罗曾有如下描述：“出于波兰天主教信仰，他愤恨俄罗斯军队对周边国家的粗暴以及其他更野蛮的行径。”
埃拉早在弗兰克离开俄罗斯之前就与他相知相恋。尽管弗兰克一家的社会地位较低，但是他的蓝眼睛却让埃拉着迷，她决定跟随弗兰克去美国。在埃拉父亲的小麦生意中，当存货不足时，父亲通常会借钱补货。意识到父亲又一次要负债经营后，埃拉向他索要了一小笔钱，作为去纽约的路费。她的计划是先去北达科他州找伊娃，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然后搬到离弗兰克近一些的地方。当时，弗兰克正在芝加哥的一所医学院学习。这个计划成功了。虽然埃拉已经快20岁，但她只能进入汉金森一所学校的五年级。一开始，她和一些10~11岁的孩子一块学习，其中就包括她窘迫的表妹黑兹尔（Hazel）。但是三周以后，她就进入了17~18岁学生所在的年级。完成学业后，埃拉搬到了芝加哥，并恢复了和弗兰克的关系。埃拉在芝加哥两家大型百货商店找到了工作，后来她的妹妹索菲（Sophie）也步了她的后尘。1910年人口普查时，埃拉和弗兰克居住在芝加哥，一间大屋子容纳了这两个家族中的诸多成员。
1912年，弗兰克完成他的药剂师学业后，在芝加哥开了一家药房，这增加了他和埃拉结合的可能。但因为他们是表亲，根据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是不允许结婚的，所以他们私奔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Kenosha），该地的法律要宽松一些。两人没有留在芝加哥，因为埃拉的弟弟（他也叫弗兰克，既是一个药剂师，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人）告诉他们，在加里有一个叫克兰（Kline）的先生想搬到芝加哥学医。克兰很乐意用他在加里镇中心的生意与住在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School）附近的人做个交换。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对双方均有利的交换：克兰先生成了克兰医生，并且显然一切都很顺利；弗兰克和埃拉则获得了在镇中心的一份事业，两年后这份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在保罗小时候，加里的繁荣要归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之前，战争就已增加了对钢铁的需求。在一个以钢铁为主导产业的美国小镇，这样的高需求带来的是工人薪资的高涨和工作时间的延长。1小时1美元，1天12个小时，1周7天，意味着钢铁工人1周就可以赚到84美元，这样的薪资在当时可谓相当可观。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工人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当他们感觉胃痛、支气管受感染、背痛或者得了其他小病时，他们通常会求助于药剂师。保罗曾回忆起父亲如何开具由他自己调配的处方药，比如氯化亚汞（现在被认为是有毒的，当时却被用作止泻药）、阿司匹林或者外用酒精等。由于在自己家里调配的药品具有超高的边际利润，这无异于一座金矿。弗兰克能讲多种东欧地区的语言，这让他有机会利用这个优势为大量移民劳工提供诊疗服务。但是，在变得富裕的同时，弗兰克几乎不能离开药房寸步。后来，在他“精明”的妻弟阿尔弗雷德的怂恿下，他在一连串糟糕的投资中损失惨重。包括妻弟和保罗的舅舅弗兰克在内的5个兄弟都是药剂师，尽管舅舅弗兰克在这5人中并非那么聪慧，但他在投资领域却小有成就。
哈罗德（Harold）出生9个月后，保罗的父母举办了婚礼；两年半后，保罗降生了。尽管经济条件宽裕，保罗一家还是住在药房后面一间拥挤的公寓中，安东尼奥·乔吉（Antonio Georgi）医生则住在药房楼上的办公室里。保罗后来曾这样形容乔吉：“（他是）一个医术高超的人，能通过手术治愈除普通感冒外的很多疾病。我只有在扁桃体发炎甚至肿大的时候，才能‘幸免于难’。他个子不高，容易激动，长相帅气。”乔吉在保罗父母药房的成功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安格鲁斯山（Mount Angelus）医院药房的经历，使他有能力辅助保罗父母顺利地经营处方药业务。1915年5月15日，乔吉在他的办公室接生了保罗。他试图以自己的名字“安东尼奥”给这个新生儿命名。最后，经过一番考虑，大家妥协了，他们以乔吉医生的儿子保罗的名字给新生儿命名，然后用“安东尼”作为他的中间名。25年后，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不久，当保罗期待他的官方出生证原件寄达时，他发现乔吉医生已经自行决定了他的姓名：保罗·安东尼奥·萨缪尔森。
农场和药房
保罗的父母住在加里镇，但是从1岁5个月到之后的五六年，保罗有一半时间住在家里，另一半时间则住在一个农场里，由一对类似于养父母的夫妇照看。从1916年11月开始，保罗同戈登斯（Gordons）夫妇——那时他习惯叫他们弗丽达阿姨和山姆大叔——一起住在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和霍巴特（Hobart）之间一个占地100英亩的农场里。戈登斯夫妇是保罗父母在一个农产品买主的葬礼上结识的朋友。晚年谈及此事时，保罗对自己被父母以不知晓的理由“遗弃”在外颇怀怨愤。但是，他也写道，除了父母在探望后的离开会让他伤心难过外，他在农场的其他日子过得非常快乐。60多年后，保罗回忆起那段农场时光说：“历历在目，并且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他将戈登斯夫妇视同祖父母。正是弗丽达阿姨允许4岁的保罗剪去长鬈发，在那头母亲和亲戚都钟爱但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头发被剪掉后，保罗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男孩子的发型。弗丽达阿姨要比山姆大叔年轻20岁，保罗认为她也最聪明。在未出版的一部最长的自传中，保罗将自己在农场的这段时光形容为“印第安式的田园诗”（Hoosier idyll），尽管在别的地方他含糊地说它更像“被流放到阿卡迪亚（Arcadia）”。
人们听到这些童年经历时也许会有些吃惊。当我长大成人后再回想那些日子，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都很顺利。（弗洛伊德和荣格无疑会对这种“自满的压抑”嗤之以鼻。）那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我已经不记得更早的事情，只记得我刚到农场时，手上还拿着奶瓶，但很快就被弗丽达阿姨强制断了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每天1美元的费用问题，这当中包含了食物、寄宿，以及给我的关爱。
戈登斯夫妇有一个工作农场，保罗记得那里有10头奶牛、4匹马，以及猪、鸡和其他家禽。那时候没有机械装置，没有室内管道，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尽管保罗辩称那时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原始。因为并无大量家务需要处理，他自己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乡绅”。
我们也没有室内取暖设施。一个铸铁的厨房炉子，既烧木炭也烧煤块，散发出一股暖气，确实能加热洗涤和烹饪用的储罐水。此外，起居室里一个两层的调风器底下有一只火炉，就像16世纪画作中的那样。当我掀开毛毯时真的非常冷，在穿上衣服前我会把它们铺在调风器上，将它们焐热。冬天，我们会穿上既厚重又刺痒的内衣裤以及好多层的毛衣和外套，这不足为奇。
我们的主要水源供给是每个中西部农场都会有的大型水车……厨房中有一个辅助手动泵，用来从水箱中抽取雨水，备足一周所需的洗澡水。如果家里有5口人，只有第一个洗澡的人能幸运地用上干净的水……我们在罗斯福新政前的日子里都没有电可用，只能靠蜡烛、灯笼还有煤油灯提供照明。由于光线不足，我们自然早早就上床休息，只在晨晓和黄昏时分阅读。7年后，我的家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台单管电池收音机。这样，在感恩节周末，我们就可以收听一年一度的陆军和海军足球赛事直播。
我们有了电话机！实际上还是两部：一部是贝尔电话；另一部是当地产的巴克艾（Buckeye）或吉斯通（Keystone）电话，它几乎没有被用过。你必须转动曲柄，才能接听和对讲。每部电话都接到一条多头通信线路上，我们家的连在一个8家共用的公共网络上。窃听是一个公平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别人的谈话，所以你能很好地了解你的邻居，甚至可以说是太过了解了。有时你想打电话给邻居，友好的中央接线员会告诉你，她正在瓦尔帕莱索购物。
当时还没有汽油拖拉机或者其他的农场机械设备来帮我们犁地。皮特和汤姆是两匹阉过的马，非常强壮，负责为弗丽达阿姨拉车。它们替我们拉过很多货车。我们从未在碎石路上铲过雪；雪橇车的轮子在冬天会被卸下来，如果路上的雪被铲走，那辆雪橇车就无法移动了。
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距离我们惠勒镇（Wheeler）仅仅5英里，它是波特县的所在地，也是购物中心。要去那里时，山姆大叔或者雇工会帮我和弗丽达阿姨给皮特套上马具。然后皮特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市镇广场中心有拴马柱的地方。（我曾见证汽油驱动的机器逐渐取代马力，每隔5年，拴马桩的数量就会减少一些。最后，它们彻底消失了。）
保罗早期的政治记忆也是从农场开始的。1920年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竞选总统期间，戈登斯夫妇在门上贴了一张哈定的照片。保罗还记得1923年哈定去世的那个夏天，消息传来时，他就站在那扇门口。但是，他最生动的记忆还是农场里的动物和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我记得巴比是一条白色的柯利牧羊犬，还有皮特（它拉着我们的马和马车）和汤姆（它只有一只眼睛，我们认定它的另一只眼睛是在战争中失去的），莫莉则是一匹灰色的母马，我一直希望它会生小马驹（而没有意识到那些马就是她生的）。我们过去常常搭便车到惠勒，不论是穿过后面的田野，还是跨过潘尼斯桥（Pennsy bridge）。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更远的旅行就是骑童车一路骑到威博特（Valpo，即瓦尔帕莱索），或者更难得的是，骑到霍巴特……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步行四分之一英里的山路去取信也是一种冒险。我还记得在灯下读《草原农夫》 （Prairie Farme r）的情景，外面很黑，窗户就像镜子一般，房间里显得那么舒适……
早晨，一边哆嗦着一边穿上从调风器上取下的衣服，感到一股从很少用过的起居室的火炉里传来的暖意。厨房里的暖气为烹饪和起居提供了热量。我记得我们通过添木头取火，但我想煤才是主要燃料。我还记得曾到水车泵那儿打过一桶水。我童年的最大精神创伤之一，发生在我们把水泵从自动风车换成手压泵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两个孔中取出一个螺栓，然后把两个相邻的（adjoining）活塞连接在一起。我被要求扶住较低的部分，但是它却从我手中滑落，手压泵的顶部沉入了井中，很可能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修理。我觉得自己当时特别丢脸。冬天，有时我是农场里唯一的孩子，这样我就能得到弗丽达阿姨百分之百的关注。这真是太开心啦！有一年，我可能是得了猩红热被隔离，透过楼下的轮形窗户，我可以看到其他不被允许进来探望我的人。我还记得那辆小巧的、镀镍的火车汽笛在晚上发出的怪异声音。夏天的午后，穿梭在银白杨间的风平静得让人昏昏欲睡。我记得我们在莱斯特（Lester，山姆大叔的儿子）种下的柳树旁建了一个新的蓄水池。
保罗还记得一些他认识的人，甚至称记得和他们的一些谈话。
莱斯特是我们帅气的英雄，他的金发中掺着一些红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学院。客厅的风琴上摆着他身着燕尾服的照片。我记得这架风琴原来是可以弹奏的。莱斯特应该是在某个夏天学会了咀嚼烟草；我太胆小了，连试都不敢试一下。我说过莱斯特曾和一个叫阿尔玛的女孩约会的事吗？那个女孩住在过桥以后大概往威博特去的方向。
我当然记得露丝和布拉德利小姐（莱斯特的两位老师）。她们每年夏天都会开着福特T型车去很远的地方。实际上，那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校车……我曾答应会带着弗丽达阿姨环游世界。这个誓言我从来没有兑现。我记得她的葬礼，还有山姆大叔的。我记得打谷时间，记得那棵我曾爬过也曾坐在上面眺望远方的苹果树。我们曾经偷窥女孩子们每周在浴盆里洗澡，太刺激了，甚至超过了看射杀奶牛。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上过的第一所学校戈登校舍（校舍只有一个房间，而且带有厕所），那儿的路是山姆大叔修的，他还有一片从那儿捡来的砖块。但是，他的老师埃塞尔·露丝（Ethel Ruth）小姐回忆说他记错了，保罗可能曾在那儿玩耍，但他并未在那儿上过学。露丝小姐对保罗印象深刻，她写道：
你比别的孩子都聪明，我需要多给你布置一些作业，让你一直有事可做，这样你才不会觉得无聊。来学校前，你的妈妈就告诉我：“不要让保罗把胳膊撑在桌上，把头埋在手里。”但是我有两个年级的40个孩子要管，我没办法给你百分之百的关注。
此外，保罗的天赋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露丝小姐写道：“你还记得那晚由所有惠勒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表演的《三只小熊》音乐剧吗？你扮演里面的熊宝宝——剧中的明星，你的家人和朋友从加里镇和芝加哥赶来，他们为你感到骄傲。你有很多的独唱，也有很多的念白。”但是，保罗觉得露丝小姐把他和他的弟弟罗伯特（Robert）混淆了，罗伯特生于1922年，和保罗有着相同的经历。但是，罗伯特在那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暑假的时候，而且他从未像保罗那样对这段经历感到怨愤。
保罗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家人会把他和兄弟们送到戈登斯夫妇那里。他家境优渥，所以应该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他的唯一解释是，母亲是一个事业型女性，而家庭事务妨碍了她。但是，根据他的回忆，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健康状况不好。在弗兰克年轻时，他的兄弟们都是娴熟的骑手，但他却久坐不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患有风湿热。然而，尽管心怀怨愤，保罗还是写道，“这都是美好世界的一部分”，那些经历“并未真正离开，因为它们仍被记得，而且栩栩如生”。
保罗童年的另一个部分是加里镇家里的药房，直到弟弟罗伯特出生一年后的1923年，他们家才放弃这门营生。1923年，保罗一家在戈登斯农场的“棚屋”里度过了夏天，然后他们搬到了芝加哥。1925—1926年，他们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场飓风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让他们损失惨重。 193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他们和一个叫赫尔曼·萨缪尔森（Herman Samuelson）的亲戚一起住在芝加哥。在那里，保罗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名为“种植园烤鸡”的餐馆，这让保罗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他从不觉得自己的母亲是个好厨子。在某段时间，他的父亲患了病，几乎成了一个残疾人。这种四处游荡的童年经历，让保罗在上大学前入读过8所学校。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问题，相反，他很喜欢这种经历带来的不同体验。
然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保罗一直在接受教育，尤其是在他父亲的药房里。保罗很少提及他的父亲，在仅有的几次中，他写道：
对我来说，经营药房是一件很刺激的事。你可以得到免费的好时巧克力棒和樱桃可乐。我看着苏打水进入美国药房，然后又看着它退出。我很钦佩父亲能把蓖麻油或处方用可卡因打包得严严整整。（我想我永远不可能在这种需要精确折叠的打包活儿中脱颖而出。）在开处方药用的老式奥利弗打字机上打字是很有趣的。早期的药剂师从原材料中准备处方药时，往往都会使用研钵和研棒。在代数这门课进入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堂前，父亲就教我用巧妙的方法解联立方程。（70华氏度的8盎司酒精，加入73华氏度的12盎司水中，会得到一种72华氏度的液体；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方法，用于计算医务人员的日常费用。）我还记得那些漫长的无聊时光，这时候，诺曼会读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或者仔细浏览几天前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
因此，或许是保罗在惠勒一年级的老师埃塞尔·露丝教会了他“读、写和计算”，而他的数学教育的重要部分却是在自己家里完成的。尽管保罗父母颇具语言天赋——他的父亲会讲波兰语和俄语，还能听懂“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斯拉夫语、鲁特连语（Rutterian）、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立陶宛语”（他们将这些语言合称为“斯拉夫语”），母亲也掌握了拉丁语、法语以及俄语、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但保罗拒绝学习其他语言。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经常光顾加里镇的卡内基图书馆，这是一座有着古典风格石柱、非常宏伟的石砌建筑，于1912年开放。正是在那里，他读到了“古老的、19世纪晚期的通俗读物”。这个时期的教育，包括缓解对爱丽丝身材发育的担忧。保罗将自己没有注意到弟弟即将降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痴迷于看书。但是，尽管父亲确实有一本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保罗却从未碰过。
保罗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家是犹太家庭。许多经常光顾他父亲药房的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一份他所就读高中的同龄人名单显示，他的许多校友也是犹太人。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比较罕见的是，保罗的父母没有践行他们家的宗教信仰，因此，犹太节日并不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多年后，不论碰到哈佛大学的反犹太主义话题，还是芝加哥大学不存在反犹太主义思潮的话题，他几乎都缄默不语。根据书架上的读物，保罗推断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
海德公园中学
保罗对加里镇和芝加哥的高中制度赞许有加，在加里时，他获得了跳级和换班许可。1928年至1931年12月，他在海德公园中学就读，学校离芝加哥大学不远，在那里他遇到了在学业上让他受益匪浅的老师。1982年，由于无法参加一场同学会，保罗寄去了一纸短笺，上面写着：“我的所有成就和一切梦想，都源于海勒姆·本杰明·卢米斯（Hiram Benjamin Loomis）和比拉·休史密斯（Beulah Shoesmith）。”海勒姆·卢米斯从1905年起任海德公园中学校长，直到1933年，70岁的他才因到了强制退休年龄而离开。保罗入读海德公园中学时卢米斯65岁，已经掌管该校23年，是当地社区颇有名望的人。他坚决要求本校老师每天上完7节课，并通过扣工资来防止老师们午餐后去做别的工作赚外快。他还试图阻止秘密社团在学校兴风作浪，并曾因发现新选任的学校行政官员是这些社团的成员而要求重选。1928年秋天，就在保罗入学前，卢米斯要求每一个担任职务者或享有声望者，都必须在公证员面前发誓“在海德公园中学期间，绝不参加任何秘密社团”。
在保罗读11年级那年，一名记者根据午餐时从学生中听到的事作了一幅海德公园中学校园生活画。75%的学生会到学校外面吃午饭。一群女学生谈论着她们可以从出租车舞会中赚到钱，他还注意到超过四分之一的午餐费被学生用来到附近商店购买淫秽明信片，就像退伍老兵依稀记得的在欧洲看到的那种。当然，也不都是坏事：
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学生在杰克逊公园闲逛。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偷偷在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长椅上牵手，而大部分人只是随便走走，一只眼睛盯着手表注意时间。许许多多十几岁的男孩女孩被高速行驶的汽车带走。三四个外表出众的女孩则会被汽车驾驶座上的老年男子叫上车。
风气使然，你所知道的那种舞蹈，在体育馆里越来越流行。舞姿就跟大家在舞厅里看到的无异。舞会一结束，很少有成双结对离开的——一群女孩子就像男孩子们那样鱼贯而出。
这位记者总结说，公立学校的好处之一是“学生们可以相互交往，通过一种书本上无法教授的方式发展个性。海德公园中学不比别的学校好，但也不比任何学校差”。
尽管报纸对海德公园中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卢米斯校长却颇为不悦，在第二周给报社编辑的信中，他回应称一些学生买淫秽明信片可能是为了表示自己愿意和警方合作，以阻止它们的销售，他要求记者帮助曝光这些造谣诽谤的商店。他发现一些令人反感的书——法语和意大利语“经典文学”译本——在销售。许多学生也站出来为学校辩护，他们抗议说曝光记者侮辱了其他95%的并未参与此类活动的学生。有趣的是，当中有个学生注意到，在海德公园中学，家长们确实有能力购买一些奢侈品，比如该记者所见的那种车。这些报道表明，卢米斯主政时，学校试图维持较高的道德治学标准，其所在地区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饱受大萧条的蹂躏。考虑到芝加哥的学校系统因多年管理不善而面临财务困境，这种治学态度对于海德公园中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从1929年12月起，许多老师开始无偿教学。部分老师在接触到贫穷和失业家庭的学生后，把自己的薪酬降到了最低。截至1932年5月，即保罗离开海德公园中学后不久，整座城市拖欠教师的薪酬达到人均1400美元。保罗本可上一所公立学校，但是他也受到了大萧条的负面影响。尽管在这些报道中并不明显，但根据年鉴的名单和照片可以推断，海德公园中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是犹太人。
卢米斯是人们口中的海德公园中学的“伟大老人”，其助理对他的高度赞扬并不亚于保罗：
卢米斯先生自始至终的善良，他的耐心，他的公平公正，他迷人的现代思想，使他获得了成千上万老师和曾就读于此的学生及通过学校认识他的人们的爱戴。卢米斯先生的退休仅仅是因为他到了退休年龄——今年夏天他就要满70岁了。这对他来说丝毫无关紧要，他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困扰或影响。即使是对待成绩最差、最寒酸的学生，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就像他对待区督学一样。我关于他的最后记忆是他站在杰克逊公园的棒球场附近，一头卷曲白发和范戴克式胡子在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带着同孩子一般的喜悦和兴奋的学生们，以一个大联盟球员的技巧担任一场棒球比赛的裁判。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都曾是海德公园中学的学生。
尽管在一个人退休时对其评价出现夸张表述很正常，但这也有力地表明卢米斯校长对保罗的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校长外，保罗点名大加赞赏的还有另一位在海德公园中学长期执教的老师比拉·休史密斯，她从1910年起就在这里教授数学。休史密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在数学教学领域的名声享誉全国。她开启了海德公园中学参加数学竞赛的先例，而且连续18年在威尔逊大专院校竞赛（一项芝加哥市范围内的数学竞赛）中获奖。在学校里，她被称为比拉·“等腰”·休史密斯，因为她经常会让新班学生做通常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解出的平面几何难题，其中就包括等腰三角形。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杰伊·奥里尔（Jay Orear）曾写道，在休史密斯教他那会儿，全校大约有10名学生参加数学竞赛，他们通常可以斩获前三名，这当然不可能靠运气做到。为了让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更浓，休史密斯提倡组建数学俱乐部，关于她的一篇文章在发表10年后仍然被人所引用：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海德公园中学的教师比拉·休史密斯女士，在一篇关于数学俱乐部的文章中说，她在数学俱乐部的代数谬误分析课激发了学生的巨大兴趣，未能加入俱乐部的学生请求观摩俱乐部上课；高年级学生对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原始证明产生了极大热情，正在学习平面几何的学生开始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学习这个有趣的定理。这种浓厚的学习兴趣，正是任何一所高中数学课上都需要的。
数学俱乐部解答问题时通常需要比在教室里讲得更加开放多样。在文章中，休史密斯解释道：
除了激发反应麻木迟钝的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外，要在水平参差不齐的课堂上满足更聪明好学的学生的胃口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尝试在激发学生新兴趣的同时，不会挫伤他们原有的兴趣。尽管我们以加分形式鼓励更上进的学生对眼前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且通过其他方法呵护他们的兴趣，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课堂教学中需要的统一性很难激发学生的个体潜能。我们鼓励表现优秀的学生保持这种兴趣，通过开拓他们新的思维领域，激发他们潜意识中的数学潜能。数学俱乐部至少部分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运作使学校对数学这门课程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保罗就读期间，休史密斯显然在聪明的学生中贯彻了这个理念；在保罗离开海德公园中学后不久，她向全国数学教师委员会提交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欠聪明的学生什么？》。
海德公园中学有两个数学俱乐部，分别是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欧几里得俱乐部和针对高年级学生的毕达哥拉斯俱乐部，参加的门槛是课业成绩。休史密斯这样描述数学俱乐部：
当提出是否有可能组织一个小型俱乐部时，学生们往往热情高涨。在高中生看来，俱乐部一开始就应该有自己的章程、名字和徽章。每隔两周的周末，俱乐部会组织一堂一般课程，往往是一个半小时。课堂通常由高年级学生主持。课程委员会会就每堂课的主题同数学教师商讨，并敦促俱乐部学生提出问题和任何他们感兴趣和希望得到答案的主题。每堂课程都会提出下一堂课程的问题，这样学生们就会有两周时间提前思考问题。答题组会验证那些最早提交的答案的对错，并把它们以固定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
1945年，休史密斯从海德公园中学退休，之后又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执教了5年。1959年去世时，她留下100多万美元遗产，她指定拿出5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设立奖学金。保罗就读海德公园中学时，正是美国股市从繁荣到1929年大崩盘之间，他对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回忆说自己曾帮休史密斯挑选股票，“在赫普汽车和别的一些股票上亏了钱”。保罗不是唯一在得知她留下如此巨额遗产时深感震惊的人，因为她的成功和保罗印象中每天穿着同一套衣服的那个人反差极大。休史密斯教授保罗代数和几何，以及“立体几何和大学代数的高级课程”。保罗回忆说，由于学校旧式的教学太枯燥，他跳过了三角函数的学习。但在海德公园中学“故事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卷轴》（TheScroll）上，他撰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倒确实出现了三角函数课。那是一段对话，一个学生告诉另一个学生说他喜欢上了夏令营中的一个女生，然后又喜欢上了三角函数课上的一个女生，他需要朋友劝他现实一些。尽管表现明显优异，但保罗后来说自己是一个后进生，因为“做好事情”并不意味着他付出了刻苦努力。这或许解释了为何1929年时他是欧几里得俱乐部的一员，而根据学校年鉴，他却并未加入毕达哥拉斯俱乐部。
尽管保罗对加里的学校制度赞赏有加，但他认为搬到芝加哥并入读海德公园中学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父母没有在他8岁时离开加里镇，“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电焊工或印刷商，同时热衷于对莎士比亚文学的前沿研究”。他将自己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成就追溯到海德公园中学时期，并把它归功于休史密斯的教诲。他这么说似乎意味着已将那些泡在加里镇图书馆和在加里家中翻阅19世纪经典文学的时光抛于脑后。
学校年鉴和保罗的芝加哥大学成绩单（记录了他的高中学分），展现了一些更复杂的故事细节：尽管对数学颇感兴趣，但保罗更醉心于人文科学。他上了比所需学时更长的代数课，且几乎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数学课（两门代数课及平面几何课和立体几何课）——休史密斯对他的影响不证自明。但是，并无证据表明他对海德公园中学的科学课有任何特别兴趣，他只是上了一个学期的科学概论，之后就再没有去修学校开设的更专业的科学课程（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相反，他修了两年半的历史，这远远超出了一年的要求。从所选学科中并不能看出后来他会对自然科学有兴趣，这种兴趣是在芝加哥大学才产生的。海德公园中学也设有社会学和经济学课程，但保罗都没有修。
保罗参加的其他活动也佐证了他对人文科学的偏爱。有三年时间，他都是学校文学俱乐部——故事作家协会（需根据作文比赛成绩确定能否加入）的会员，他还是学校文学刊物《卷轴》的成员。此外，他加入了校报《周报》（The Weekly），这说明他有一定的新闻报道写作能力。保罗在给著名化学家诺曼·戴维森（Norman Davidson）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后者比他晚两年入读海德公园中学。
我想你是晚我两年进入海德公园中学的……我记得这一点，因为当时为了选拔新成员，即将卸任的校报编辑们举行了一场类似于智力竞赛的活动。我一向因自视聪明过人而居高临下，但发现有那么多聪明人，让我感到既吃惊又有趣（因为巴纳姆确实没有说过“每分钟都会有人降生”）。这是一个关于我而不是你的故事。
在海德公园中学的四年里，保罗都是学校荣誉社团西格玛-埃普西隆（Sigma Epsilon）的成员。在该校最后一年，尽管没有加入毕达哥拉斯俱乐部，但他却是英语荣誉社团的一员。此时的保罗并非数学奇才，而是一个喜欢阅读和写作的学生，他不是从科学课程而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他参加了一些体育运动——年鉴里记录了他三年的田径比赛成绩，还记录了他在高年级时参加过篮球队和击剑队。而且，与学校半数以上学生一样，他加入了一个叫民用工业俱乐部的服务组织。
童年的回响
保罗自己关于童年的回忆包含了许多自我反思的成分。显然，他认为童年对自己非常重要，因为他屡次提到弗洛伊德的主张，即人格的形成是在2~6岁，这就解释了他为何尤为重视自己在农场的经历。但是，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并不好写，否则，很难理解为何关于他早年生活的许多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且都有不同的侧重。
保罗对自己生平的诸多描述都有一种让人放松的谦虚和坦率，他承认其中的一些失败。他称自己很早就对进化论深信不疑，并把他的聪明才智归因于遗传：“我开始成了遗传学说的坚定信徒。我的兄弟和我都是聪明的孩子。我的表兄弟们的智商也都在平均水平之上。”他天资聪颖并对此毫不讳言，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有一次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使他思维变得迟钝的药，这让他初次感受到“另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保罗最常用“早熟”一词来形容自己，尽管这经常被人们看成他拥有过人才华的早期迹象，保罗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很早就开发智商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所有学者，甚至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只能永远当助教的人，都极其擅长快速解答谜题，这只是智商测试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但保罗的高智商并未使他看出母亲已经怀孕，直到弟弟出生前夜他才知道。他显然很尊重与解谜和学术研究不同的智识维度，比如他的父母和他在农场里碰到的那些人所掌握的更实用的技能。
尽管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但保罗记得他逐渐对后来支撑他持凯恩斯主义观点的经济问题和事件有了概念。他称自己在农场时期就能理解凯恩斯乘数的运作，这显然是后来的解释；他还说很早以前他就意识到战时繁荣是粮食和钢铁价格高企的结果，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的长期繁荣之前，会出现严重的战后衰退。他回忆起和父母的一次争论，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争论中他的母亲反驳说：“孩子，你难道不知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真正的繁荣吗？”这一观点准确反映了那些年人们得出的经验。保罗10岁时全家在佛罗里达州所遭遇的灾难，使他敏锐地察觉到房地产投机泡沫最终将会破灭。尽管保罗没有投身药房，但比起房地产投机者，保罗的父亲是一个更成功的药剂师。和高中老师比拉·休史密斯讨论股市是保罗对金融领域感兴趣的另一个迹象，金融学成了他后来专攻的一个经济学分支。
保罗对自己往事的回忆为了解他父母的政治态度提供了一些线索。他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进步的共和党派”，强调了“进步”二字。据保罗回忆，1924年，他的父亲把选票投给了“独立进步党的‘老鲍勃’拉福莱特（La Follette）”。由于自己的移民身份，弗兰克厌恶不平等，他认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来减少市场带来的不平等。保罗父亲热衷于查尔斯·柯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的布道。柯林神父是一名天主教牧师，1926—1940年，他的布道每周都会通过电台播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他的布道内容从宗教转向了经济问题后，可谓盛极一时。他是通过推行激进的货币改革以实现社会公正的鼓吹者。1932年的柯林神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名狂热拥护者（他曾喊出“要么选择罗斯福，要么面临毁灭”的口号），但到了1936年，他因认为罗斯福推行的改革不够激进转而反对罗斯福。然而，柯林神父对银行家的攻讦走上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反犹太主义方向，这使弗兰克·萨缪尔森对他不再抱有幻想。如果保罗把母亲形容为一个早期的女性活动家，那么她应该不是一个保守派。但是在描述母亲时，保罗选择的主要特征是她确信自己是对的。他认为自己的折中主义立场正是对这一点的反抗。在农场时，戈登斯夫妇是沃伦·哈定的支持者，保罗显然给他们的礼物—— 一头赛璐珞大象——赋予了政治意义。
萨缪尔森早熟的“严肃”一面并非体现在智力上，而是体现在无穷的自信上。他写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棒球解说员？或者，上帝保佑的话，如果我‘真的’下定决心，还可以成为一名更出色的棒球手？”他认为，部分答案可能是他被人认为“聪明伶俐”。他较厌恶的一件事是母亲会疼爱地给他梳理长长的鬈发，那一头长发直到他4岁才被剪掉。当“阿姨们边嘀咕边梳理他打结的头发时”，保罗会调皮地回应说：“我愿意换作是你。”但是，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聪明伶俐”肯定是我早熟的部分原因……当要我“朗诵”时，我从来不需哄骗。3岁那年，有一次我宣布说“现在，我给你们再来一首”，顿时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他继续把这种并未脱离青春期稚气的“聪明伶俐”描述为“伪装之美”（pseudo-pulchritude），因此他并未真正拥有过“它”。他写道：“（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女生从未问我要一件旧衬衫，把它撕成差不多的大小分给同学们。”［这事儿的确发生在保罗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拉斯·尼克松（Russ Nixon）身上。］保罗还把他的自信部分归功于父母——教养和遗传天性一样重要。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是最受宠的，连他的哥哥哈罗德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哈罗德为人忠厚善良，一个长期受雇的女佣经常让哈罗德跑腿，因为她把哈罗德误当成了弟弟保罗。保罗把女佣的这个过错归因于自己总是埋头读书的习惯，而不是他的身材或体型。这或许使保罗和他的兄弟们之间产生了嫌隙，比起他，弟弟罗伯特更亲近哥哥哈罗德，他则和两人都不太亲近。
认识保罗的人都很清楚，他对自己被“遗弃”在农场心怀怨愤。这可能是他“从心理上远离核心家庭之温床”的一个原因，在身体离开家之前，他已经让自己沉湎于书中。写自传时，保罗把这种怨愤的痛苦归因于被欺骗，而不是被迫和父母分开。他承认体会到这种痛苦是在父母的一次探望之后，他们离开时他还在牲口棚照看马匹，尽管他说这种痛苦只是瞬间的。在另一个有关欺骗的记忆中，他称在去看乔吉医生之前，自己只是被告知是去检查扁桃体，但在尖叫着被拖到乔吉医生的新医院后，他却被迫上了手术台。当乙醚药帽盖到他脸上时，他大喊道：“你们撒谎，你们骗我！”在保罗72岁的时候，他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比他对自己形容的“我那漫长的幼年时期”被送出家门的怨愤更甚。他批评了他的家庭对真理的“务实”态度，不仅是关于现实生活（他在农场时从公牛和母牛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关于收养和养父母。保罗和表弟斯坦利（Stanley）很亲近，后者与他年龄相仿（两人只相差10天），也在农场待过一段时间；斯坦利是索菲姨妈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弗雷德·门德尔松（Fred Mendelsohn）所生，在索菲姨妈离婚并与戴维·拉特纳（David Ratner）再婚后，斯坦利被改姓拉特纳，并被“灌输”说戴维·拉特纳是他的亲生父亲。保罗称，由于自己的好记性，一次他曾问表弟：“斯坦利，你是说哪个父亲？这个吗？还是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结果当然令斯坦利的父母非常尴尬。保罗没有再提这件事，20年后，当斯坦利报名入伍时，他震惊地发现他的“生父”实际上是他的继父。
虽然他自己没有这么说过，但保罗的故事可以看作一个典型美国人的故事。当保罗发现他的姓氏无法追溯至父辈以上时，他就把他的欧洲根源视作无关紧要：到美国即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这种态度和“新生”的比喻是一致的，保罗多次用它来描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新阶段。这种典型美国人所特有的感觉，即“和过去决裂是一种解脱”，或许是他强大自信背后的另一个因素。这也可能和他早年的游学经历有关，他以积极的态度展现了这一点。对学习除英语之外的语言所持的“沙文主义式”的抵制态度，可能和他对欧洲缺乏兴趣有关。尽管采取这种态度，但他注意到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家族之所以繁荣兴旺，正是因为他的父亲精通加里镇东欧移民的多种语言。
保罗多次形容自己是泡在图书馆中自学成才的。这个习惯很早就养成了。当保罗7岁、他的弟弟罗伯特刚出生时，他几乎“已经生活在书籍世界里”。他记得，“都是柯利（即他的哥哥哈罗德）花几个小时在地板上陪这个可爱的新成员玩耍，我只是带着亲切却心不在焉的遥远的赞许翻看着自己的书”。
保罗的故事处处关乎“流动性”——整个家族的迁移，以及由一座城市移居至另一座城市寻找机会的过程。但是他发现移居并不容易。到一个新家后，他就想待在那里。他后来从芝加哥搬到哈佛是被迫的。从哈佛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他极不情愿的决定，尽管这并不需要他背井离乡或者和他在哈佛的朋友失去联系。他妻子的家庭将给他提供一个自他被送到农场后就“失去”的家，一个他通过让自己沉浸于书本而与世隔断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