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豫堂藏印甲集》序言

记得距今三十年前，传闻天津有一批赵之谦所刻的印，其底细则略焉不详。因为我对赵氏刻印有偏好，当时颇想罗致，但是沪津相隔较远，无人为引，只得罢了。1952年盛夏，不意中在上海见到了这些印的一本没款谱，曾一度引起我对它早已淡忘了的罗致之念。到1955年6月，我因工作入京，与鉴家朱咏葵氏常作学术上的探讨。一次偶然谈到刻印，他告诉我这些印在天津的情况。我听了非常兴奋，很想立时一见。京津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无法去看，直至这一年的冬天，偶然得到一点闲暇，才和他同去天津。在一个雪天的窗前，把这些印细致地摩挲了一番。终因协议未成，废然而返。次年我又回到上海。此事我以为已经绝望，可是由于咏葵的不断努力，在除夕前数日出于意外地成功了。积久的愿望，一旦实现，真使我狂喜之极。

印的总数是一百零一钮，大半是青田石和寿山石。石质都是纯良的。其中有十六钮，作者没有署款，我不揣孤陋，断断续续在三年内为之补刻了。这些印部分曾见于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前后傅栻（子式）所辑的四卷本《二金蝶堂印谱》，其后复见于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徐士恺（子静）所辑的八卷本《观自得斋印集》。编拓本书时，我把它删去了一部分，共存九十五钮。

本书编次，以各印的制作先后为序。遇到款中没有年月的，则从其印面和款字的技法，以及他在各时期所用的名号等来区别插人。编次后，可看到这些印最早的如第一二两页“赵之谦印”和“益甫手段”，作于甲寅（1854年，咸丰四年），最迟的如第八十二页“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作于甲子（1864年，同治三年），前后亘十一年。虽然其间有好几年的作品尚付阙如，但是在这十一年中他刻印的历程，已经很清楚地在目了。

赵之谦的刻印，最初是从浙派入手的，后来才趋向皖派。他在皖派的基础上再益以碑碣钱镜文字，突破了邓石如、吴让之的樊篱，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卓然成为一家。他在刻印艺术上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后来的徐三庚、黄牧甫和吴昌硕等，都曾受他的影响。

赵之谦的刻印，有笔有墨，和仅有刀与石的不可同日而语。他对于文字的选择和组织，常是苦心经营，所以能够结构谨严，变化无穷，在分朱布白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由于由浙人皖，他的刀法能够在巧中见拙，朱文劲拔凝练，白文沉雄朴茂。绝无尘俗之状，而有隽永之味，真正做到了“书如佳酒不须甜”的意境。赵之谦作的款字，除早岁外，尤其在他的晚年，杂诸龙门造像中，可以无分彼此。他在一个自用印上夸为“汉后隋前有此人”，可以说是他的自自。在边跋中，他又喜作铭记事，或附刻所为诗，这也丰富了他的边跋的内容，比仅署一名，更能增加欣赏者的联翩浮想。

赵之谦不但在刻印上有卓越的成就，就是在绘画上、书法上也同样有卓越的成就。他在近百年来的艺术园地里，的确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大家。

我在编拓本书时，除自藏外，复向友人张鲁庵、葛锡祺、矫毅诸氏借拓了若干钮，列为附录，意在更多地更全面地保存和流传赵之谦的刻印艺术。

本书如果没有张鲁庵氏供给上等的纸张和自制的印泥，没有符骥良氏用了很长的时间，精心地拓墨，是无法问世的。我在这里谨向他们以及惠借赵刻的诸氏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1960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