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生的怀念
白尘老师！您离开我们就要一年了。在这期间，怀着悲痛的心情，我又读了您的文集、剧作集和尚未结集的回忆录，还有您给我的几十封书信（您的信，哪怕一封短简，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回忆起许多往事，无尽地思念。
跟您在一起的时候，十分开心，您讲话总是那么风趣，跟您的文章一样。您的剧本，尤其是喜剧、讽刺剧，每每引起观众大笑，或者会心的微笑，笑和泪混合到一起。在这方面，您也称得上是语言大师。
在您跟前，我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一九三六年十四岁那年，我头一回见到您，就跟我开玩笑：“唷！小把戏，像个小姑娘。”本来嘛，小孩子在陌生的大人面前，免不了有点儿腼腆。不过这一来，我的紧张心理消失了。加上您说话带苏北口音，我这个镇江人听起来，更亲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只晓得您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听说您坐过牢，我好奇，从未见过“共党分子”，想看看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什么。您倒问我：喜欢玩吗？打不打架？爱看书吗？看些什么书？还问：喜不喜欢看戏、看电影、唱歌？就像老熟人，一点没有大人架子。
我一五一十照说。我说，读过您的剧本和小说（后来编在《小魏的江山》《曼陀罗集》《茶叶棒子》里）。还说：“您是南国社的，叫陈征鸿。”您大为惊奇，睁大了眼睛。其实我是听沙名鹿老师说的，他有一本《南国月刊》，我看了。
那时，我对文明戏已经不感兴趣，演员的夸张动作，“言论正生”长篇开讲，有点受不了。南京国立剧专到镇江演出话剧《狄四娘》、《视察专员》（根据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使我大开眼界，尤其是舞台布景，从未见过。到台上演演戏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萌生，您大概看出了这一点。还看出我爱看闲书，杂七杂八的书，爱看小说，爱读剧本，送给我一部托尔斯泰的《复活》，是耿济之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封面上印有“共学社”几个字。这部小说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染了我，我十分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玛丝洛娃，为她流了不少眼泪，我憎恨那个虚伪的贵族地主少爷聂赫留道夫。一九三七年冬天，我逃难都带着老师送我的这部小说。
您回到上海，订了一份《作家》月刊给我看，还寄来鲁迅先生主办的刊物《海燕》。有一本《小说家》月刊，也是您寄给我的，上面有小说家座谈记录，提倡新人创作。这一下我来了劲，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问行不行，大胆地写了起来。
我写了一篇题为《教室风波》的短篇小说（准确点说是篇速写）寄给您，不久，在上海的一本刊物上登了出来。如今想不起刊物的名字，是本跟救亡运动有关系的半公开刊物。
那时，国民政府不准讲抗日，我写小学生拒用东洋货铅笔，闹出一场风波。我把校长写成反面人物，其实我的小学校长并不是那种人，是虚构的。我怕校长看到不高兴，产生误会，没有投寄当地日报副刊。
老师！就这样，您不断鼓励我，引导我练习写作，给我打气，可我不是这块料，又不肯下功夫，辜负了您的期望。
演戏我倒蛮有兴趣，大概是觉得好玩吧。沙名鹿老师带领我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镇江儿童剧社”，也得到您的鼓励与支持。我们演了三个话剧：《父归》、《洋白糖》（洪深、凌鹤等集体创作），以及您用墨沙笔名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父子兄弟》，演出地点在伯先公园演讲厅。
前年，读您的回忆文章《漂泊年年》，知道早在一九二九年，您和左明、赵铭彝在镇江组织民众剧社，也演过《父归》，而且也是在伯先公园演讲厅。更早，在上海，南国社演出《父归》，您扮演二哥，即菊池宽原作中的新二郎，而我在儿童剧社也是扮演的新二郎。都是巧事。
一九八三年，随阳翰老到四川访问，旅中跟您谈起《父子兄弟》，您告诉我，这个剧本实际上是田汉写的，当时他被捕，刊物不能用田汉的名字发表，才由“墨沙”顶替。怪不得您的剧作集里没有《父子兄弟》，查《田汉文集》也不见，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您写信告诉儿童剧社：不要光演大人的戏，小孩子应当演儿童剧。您寄来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古庙钟声》和《最后一课》，还特地写了《一个孩子的梦》独幕剧，在上海出版时前面有一篇长长的《代序——给我的读者》：
亲爱的读者，你今年十几岁？几年级？——我们谈谈好么？——唷！别绷着脸，我们做个朋友吧！告诉你：别当我跟你们老师一样，是个又高又大的大人；来，比比看，我跟你一样高哩！今年，我小学还没毕业呐！来，这儿是我的手，我们握着。
好了，谈吧。——你想读这本《一个孩子的梦》么？慢着，先让我们谈谈。
于是，您就谈心、讲故事那样，跟小朋友谈了许多许多，真有味。末了，您要小朋友：
请你写封信来，我们永远做个朋友。另外，我还预备一件礼物送给你。——我的通信处是：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读书生活出版社转陈白尘收。
我们收到这三个剧本，高兴得跳起来，马上排练，准备暑假演出。没等到这一天，卢沟桥炮声响了，神圣的抗战开始了，儿童剧社改为街头宣传演活报剧，演了《扫射》，好像也是您赶写出来的，是讲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屠杀中国老百姓的。
在《一个孩子的梦》这个戏里，小学生高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书上只能印成“打倒××帝国主义”）排练的时候，我们一遍又一遍高呼口号，说不出地痛快，到现在我还想得起来同学们激动的样子。现在年轻人、小朋友难以想象，在“救国有罪”的年代，在公开场合喊这个口号多不容易，你要抗日？哼！你“思想左倾”“受共党煽动，危害民国”。沈钧儒、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不就因为这个吃官司，关进监牢？
当年，为什么小娃娃演戏，有人愿意掏钱买票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出于爱国心。儿童剧社演出的收入，全部捐给了傅作义的二十九军，支援绥远抗战。那时，民族存亡之际，老百姓不愿做亡国奴，同仇敌忾，支持救亡运动，何况又是小孩子们的爱国行为。老师之所以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希望小演员中有的将来成为大演员，参加到演剧行列中。
有意思的是，下一年，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找到的饭碗，就是出版《一个孩子的梦》的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也就是后来的三联书店，您说巧不巧？这碗饭一直吃到退休。吃这碗饭，有顺心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也有苦恼的时候；还有“莫名其‘沙’”（我们小孩子的话，您懂得），始终弄不明白“什么是什么”。“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谁能告诉我？”老师！真想跟您谈谈这几十年！
您有了第一个孩子陈晴，特地从上海寄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说是我的弟弟。是的，是我的弟弟，尽管后来始终未见过一面。不幸的是，五十年代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早逝，如果还在，现在也有六十岁了。他的照片我至今保存，师母说，这张照片老师家里都没有。
我告诉别人，陈白尘先生是我的老师，甚为得意，而您也认可了。后来，一九八三年，在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您当众用四川话说了一句：“范用是我的学生。”阳翰笙、葛一虹、戈宝权、罗荪、凤子先生在座，他们一定奇怪：白尘怎么会有一个干出版工作的学生？我只得也用四川话说：“学文不成，学戏又不成，我这个学生愧对老师，只能说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今天，我要再说一遍，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
“等闲白了少年头”，如今，我也老了。可是在您的面前，我永远是小学生，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您的深情厚爱，学生永久铭记在心！
魂兮归来，白尘老师！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乙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