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汉代的贸易和海上路线

除了继续关注横跨亚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之外，新近的研究开始考察海上的贸易网络，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那些玻璃器皿被制作的时代，文献材料和考古证据都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航海活动图像：先是沿着海岸线，后来往外推进，越推越远。^[42]商业动机很可能是秦始皇南征的原因之一，即谋求通往北部湾沿岸以及更南地区的商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后，他的一名将领自封为南越国国王，定都番禺（今广州）。南越国与海外的关联在南越王赵昩的墓中清晰可见。南越国享国96年（公元前207～前111年），后为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所灭，并入汉帝国。这一轮新的帝国“南下”政策显然是受到多重动机的驱动，包括外交和商业动机在内，还有可能是采纳张骞的建议，寻找一条经由印度通往西方国家的南部通道。^[43]

海边的越人显然有着造船航海的悠久传统，考古证据也证实中国的古船完全能够沿着海岸航行，早期文献中提到秦始皇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使用了“楼船”——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它描绘为“甲板上有堡垒的战船”。^[44]汉武帝也有一支楼船船队，由两名将军指挥，虽然它们一开始用作军事远征航行在河道上，但也可以沿海岸行驶。从广州发掘的一座秦代或汉代早期的造船台遗存可以推测，当时在广州制造的船只长达30米，宽8.4米。^[45]

外国的商贸船只（“蛮夷贾船”）在《汉书》中亦有明确提及。《汉书·地理志》中就提到过一条从合浦、徐闻入海到达南海四国的航行路线。^[46]《汉书·地理志》这样写道：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笔者注：这可能是“玻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47]

尽管“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五个地名的确指已不可考，但从数段海上航程中夹有“步行可十余日”的陆路行程看，它很可能穿越的就是今天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这意味着“谌离”当在东海岸，“夫甘都卢”在西海岸，而抵达最远的国家——黄支，则还要耗时两月。^[48]“黄支”通常被认为是在印度东南部，有可能是今天泰米纳德邦的康契普拉姆（Kanchipuram），距上文提到发现玻璃器皿残片的阿里卡梅杜遗址以北大概100公里。汉使出使异域路途艰险，他们至少有部分路程是搭乘文中明确提到的外国商船（“蛮夷贾船”），它们有可能是东南亚的船只。此外，这些海上贸易活动大概从汉武帝时就已开始，即始自公元前2世纪晚期。

《汉书》等文献中提及的远距离海上贸易在考古发现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印证，印度所见的轮制陶器（rouletted ware）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以前这种陶器被认为是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但现在证实它源自印度本地，新近研究证实，它的制作年代主要是在公元前3到公元前2世纪，很可能下至公元1世纪，^[49]轮制陶器的分布清楚表明，它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间的海上贸易关系密切。虽然直至今日在北部湾地区还没找到轮制陶器，但在今天越南中部的茶桥（Tra Kieu）和鹅锦（Go Cam）已经有所发现。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地区出土的中国汉代器物也逐渐增多，如克拉地峡东岸春蓬省（Chumphon）的考山穴（Khao Sam Kaeo）最近发现一些汉代青铜器和大量的西汉陶器碎片，绝大部分是用作储藏的陶罐碎片。^[50]克拉地峡西岸拉廊省（Ranong）的（Bang Kluay）也发现类似的陶器和其他汉代的中国器物，而在更远的南边，如东岸的Ta Chana和西岸的Khuan Lukpad也有相似的发现。此外，这些地方还出土大量印度和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器物，如在考山穴及其他的一些遗址中也找到了印度风格的陶器残片，其中包括轮制陶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