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概览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1900年代末美国传教士如何将西方反对纸烟的观点系统地引入中国。在这些传教士中，最积极的是丁义华。19世纪末，他曾在广东传教，义和团运动后回到美国，1909年美国一个致力于道德改良的民间基督教组织“万国改良会”，又派他来华宣讲鸦片的危害。当丁义华来到天津时，他发现吸纸烟是一个正处于萌芽期的恶习。与鸦片相比，吸纸烟可能将来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他开始了密集的宣传活动，并组织亲基督教的中国社会精英组成社团劝说人们戒烟。在同一时期，类似的反对纸烟的出版物和团体，在美国传教士的主导下，也纷纷在上海和北京出现。这一章将探讨丁义华和其他传教士如何仿效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和基督教崇尚节制观念的思路，在中国建构不吸纸烟的宣传言论，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一外来的宣传言论同清末十年在中国流行的两个议题——针对鸦片的禁烟运动和预备立宪的政治改良——联系起来。由传教士开启的这场不吸纸烟运动同样显示了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所采取的新的本土化策略，也即将传教的重心从归化单个的信众，转变为将中国社会改造为更适合福音传播的环境，并因此而与中国进步精英的改良思潮合流。尽管他们的努力无法有效地阻止纸烟在中国民众中的流行，但他们借鉴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从中系统性地引入了劝戒纸烟言论，为之后中国人自己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将目光转向上海。伍廷芳联合上海的进步精英，于1911年夏在上海发起了不吸纸烟运动。伍廷芳曾在西方受过教育，两次任美国大使，还主持过清末法律改革，是一个主张立宪改良的官员，当时刚辞去驻美大使之职，定居在上海。他退居上海不久就创办了慎食卫生会，宣扬西式的健康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不过很快该会就成为谈论健康之外更广泛社会议题的平台。不吸纸烟运动正是依托于这一平台而发展起来的。与外国传教士领导的不吸纸烟运动不同，这场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运动通过重新解释、重新表述，有时甚至是曲解西方的知识及言论，将“吸烟有害”的观念推广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中。这次不吸纸烟运动植根于当时出现的新兴城市公共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由进步精英发起的社会动员运动一起，促进了辛亥革命前夕盛行于上海的地方自治和宪政观念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不吸纸烟运动也可以被理解为1911年辛亥革命前社会动员的一场小规模预演，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1930年代中期由政府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倡议新生活运动之际，蒋介石和一些政府官员将吸纸烟视为与“新生活”不相容的诸种恶习之一。第三章分析不吸纸烟的主张是如何被整合入新生活运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中，这一设计体现了蒋介石为了培养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合格的国民，而试图规训人们日常生活。国民党中央虽然支持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但中央政府的行政程序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运动。这场不吸纸烟运动揭示了作为军队领导者的蒋介石和掌控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党部，与作为文官领袖的汪精卫和行使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因为前两者试图激化这场运动以便加强他们对于社会的控制，而后两者却力图保持社会秩序不变以保证行政机构的权威。这一章将从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来展示国民政府的统治核心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既要做不吸纸烟运动的支持者，同时又必须阻止这一运动在地方贯彻时的极端化倾向，尤其避免影响政府从纸烟业中汲取税收。

第四章关注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因为不吸纸烟运动在浙江得到了最为积极的贯彻，从而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地方视角。本章将考察为何浙江的地方官员会特别选择不吸纸烟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活动之一。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是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和贯彻，在组织和实践中表现出了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互动。本章考察了两个具体的微观研究——温州和海门的抵制洋烟事件和临安以不吸纸烟为主题的民众运动，从而更深入观察不吸纸烟运动在地方社会开展时的各种变化，这将有助于展现运动参与者的复杂构成以及他们各异的动机。这一章将以实证材料证明，不吸纸烟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绝不只是政府反对吸烟的一个简单行动。事实上，它是一个结合了诸多诉求、行动者及利益的综合体。

如今中国的纸烟产量世界第一，同时也拥有着世界最大的吸烟人口。目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起的控烟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政府也在2003年11月正式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8月获得全国人大批准生效，承诺从2011年1月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禁止烟草广告，提高烟草价格和税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并在烟盒上标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等。但是，从现状来看，控烟政策成效有限，纸烟在中国的消费量还在逐年上升，即使是法律规定的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未能有效贯彻执行。中国政府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控烟政策，减少吸烟人口，降低纸烟消费量，并使人们逐渐养成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习惯？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不吸纸烟运动做一番历史研究也许可以为今天更好地推行控烟政策提供更多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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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饬风俗》，《中外日报》1899年8月13日，第3版。该报道称：“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可见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极端保守的载澜看来，都是改移风俗的重要风向标，而卷烟也是他所反感的西化生活的一部分。

[2] 《巢云簃日记摘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许宝蘅先生文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第197页。

[3] 《痛陈烟害》，《申报》1899年1月8日，第2版。

[4] 《阅昨日本报所录痛陈烟害事试引申之》，《申报》1899年1月9日，第1版。

[5] 例如，任独引英国医学界观点而成的《戒纸烟说》，《通学报》1908年5月1日，转引自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45页。另有介绍烟草化学性质和对人体生理影响的《烟叶篇》，《大公报》1908年12月2日，第2张第4版。

[6]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http：//www.oed.co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10日。“movement”的第8个定义，英语定义原文为：“A course or series of actions and endeavours on the part of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wards a shared goal；an organization，coalition，or alliance of people working to advance a shared political，social，or artistic objective”。

[7]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http：//www.oed.co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10日。这里引用的是“campaign”作为名词的第5个定义，英语原文是：“Applied to any course of action analogous to a military campaign，either in having a district period of activity，or in being of the nature of a struggle，or of an organized attempt aiming at a definite result”。

[8] 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在其研究成瘾品和神经刺激物如何在全球流通和使用的历史著作中，指出烟草和酒精、咖啡一样，是在生产和分配上受到一定限制的合法瘾品，尽管纸烟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得到科学的证实并广为人知。David T.Courtwright，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19.

[9]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宣统元年（1909）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6辑，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第333、441页。

[10] 关于“非正式社会控制”，参阅〔美〕詹姆斯·克里斯（James J.Chriss）《社会控制》，纳雪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第35～53页。

[11] 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56-357.

[12] 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300.

[13]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eds.，Opium Regimes：China，Britain，and Japan，1839-195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4]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3页。

[15] 《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烟草通志》，中华书局，2006。

[16] 此书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特点，参见潘必兴、鲁春林、杨国安《〈中国烟草通志〉介评》，《中国烟草学报》第12卷第2期，2006年4月，第6～7页。

[17] 王文裕：《明清的烟草论》，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

[18]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41～548、626～631页。

[19] Carol Benedict，Golden-Silk Smoke：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1550-201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关于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针对女性吸烟者的论述，详见此书第9章“新女性、摩登女郎和中国女性吸烟者的减少，1900～1976”。

[20] 皇甫秋实：《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以企业发展、消费文化、经济危机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

[21] 例如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商务印书馆，1995，第127～128页。

[22] 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樊书华、程麟荪译，张仲礼校，商务印书馆，2001。

[23] 张介宾：《景岳全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第926页。

[24] 明末和清代有些医书也提到吸烟有害健康，但这一观念在民间并不流行，参见王文裕《明清的烟草论》的第3章和班凯乐《金丝烟》的第4章。

[25] 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转引自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第168页。

[26] Timothy Brook，“Smoking in Imperial China，” in Sander L.Gilman and Xun Zhou eds.，Smoke：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Edinburgh，UK：Reaktion Books，2004），p.88.

[27] Frank Dikötter，Lars Peter Laamann，and Xun Zhou，Narcotic Culture：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p.24-28；Yangwen Zheng，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Cambridge，UK；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5-40.

[28] 《中国烟草通志》，第579页。

[29]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第360页。

[30] 一则关于英美烟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的故事中提到，当他第一次听说已经有一种可以大批量生产纸烟的邦萨克（Bonsack）卷烟机发明之后，他立刻查看了地图，并且发现中国的人口是4.3亿，于是他说：“那里就是我们要销售纸烟的地方。” Richard Pertway Dobson，China Cycle（London，UK：Macmillan，1946），p.11.

[31] Sherman Cochran，“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Advertisi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Sherman Cochran ed.，Inventing Nanjing Road：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37-60.

[32] Weipin Tsai，“Having It All：Patriotism and Gracious Living in Shenbao’s Tobacco Advertisements，1919 to 1937，” in Peter Zarrow ed.，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1900-1940（New York，NY：Peter Lang，2006），pp.117-146.

[33] 王了一（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23页。

[34]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第292页。

[35] 陆国香：《论农村信用及农村信用调查（上）》，《农行月刊》1936年第10期，第6页。

[3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176页。

[37] Frank Dikötter，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45.

[38] 《中国烟草通志》第2卷，第387页。

[39]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455页。

[40]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第34～37页。

[4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3，前言，第2～3、15、14页。

[42] 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第24页。

[43] 有关北洋烟草公司的具体情况，参阅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第18～22页。

[44] 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p.56.对消费者而言，纸烟的国籍在反帝运动中变得至关重要。葛凯评论道：“在运动期间，吸纸烟这一简单行为作为一种新的实践直接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置于将中国新兴消费文化收归国有的战斗中”，这种消费文化甚至鼓励对国内的纸烟业加大投资。

[4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前言，第22页。

[46]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前言，第10～11页。

[47] 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汪熙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37～41页；另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册，第927～9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