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对于这些变化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贸易和工业的加速发展，导致权力和财富逐渐从占有大片土地的贵族转移到商业活动者手中。这一趋势在西方比在东方更早地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英国处于领军地位，法国和尼德兰紧随其后。英国的商业舰队从1702年的约三千三百艘船只扩充到美国革命时期的九千四百艘，而英国1800年的进出口价值几乎是1750年的四倍。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夕，位于阿布维尔[Abbeville]的范·罗拜[Van Robais]纺织厂雇用了大约一万两千名工人——这个大型企业与持续存在的小作坊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小作坊通常由某个家庭经营，受制于自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行会的诸种限制约束。

尼德兰（即尼德兰联省共和国[Dutch United Provinces]），昔日的海上霸主，此时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落后于英法，但阿姆斯特丹仍旧是银行业无可匹敌的中心。据估计，1777年，尼德兰掌握着英国百分之四十的国家债务。在欧洲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和商业中心充分参与和分享着新兴的工业发展和经济扩张：法兰克福和汉堡这样的自由贸易市，以及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中心的维也纳，都感受到新兴商业活动的突飞猛进。在诸如朗姆酒贸易、厚篷帆布制造和印刷业等如此多样的商业活动中，财富来去匆匆。

法国皇后的水晶工厂，位于法国克勒索[Creusot]。版画，约1785年。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财富通常等同于对土地的占有；而在十八世纪末，更容易加入富人行列的做法是掌握货物和资本——随时可以转手的商品，在社会阶级体系中畅通无阻，而不受制于旧有的阶级障碍。确定无疑的权力和名望不可避免地依附于财富，无论掌握财富者是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还是（例如）以贩卖某种畅销软膏而发家的不知名的平民百姓。因此，持续增多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以及不断壮大的小商贩阶层挑战着传统欧洲贵族的特权和声望。贵族阶层曾经一度倾向于吸收或至少是接受那些通过经商而致富的人们。商人的女儿可能会嫁给古老的贵族家族的儿子。在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的当时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小说之一《帕米拉，又名美德得报偿》[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中，出身中产阶级的女主人公所得到的报偿正是当时社会眼中的终极归宿：成为一位伯爵的夫人。贵族阶层与富商阶层还有其他的结合途径：在维也纳约瑟夫二世（1780—1790）的“开明君主制”下，贵族特权的赋予有时完全以财富的多寡为基础，而在威尼斯，新兴富裕家庭的姓名则被郑重写入该城贵族统治阶级的古老“金书”[Golden Book]中。

但是，如此重大的社会转型也不可避免地埋下对既有秩序心存不满的种子。政府的组建、律法的制定很少是为了普通市民的利益——即便是富裕的市民。在法国，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旧贵族（noblesse d'épée）都无需承担更为繁重的赋税。只有英国在此之前从实质上削弱了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的旧日区分。在整个欧洲，一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人们感到政府以及其他现存当局的举措从根本上是不合理的，他们不再能够接受特权和名望的旧有基础。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清晰表述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情绪和感受。十八世纪末主要著述家的典型态度就是对任何类型的公认的权力机构持深度怀疑。这种不满情绪首要针对的就是基督教及其“非理性的”教义和神职人员，他们的情感似乎仍旧是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情感。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始终认为基督教会在削弱和排挤古老异教文明这一点上是不可原谅的。让-雅克·卢梭对基督教统治欧洲的这几个世纪进行了反思，如是写道（在他转而皈依天主教或是后来再次改变信仰、皈依新教之前）：“有必要发动一场革命来恢复人们的常识。”[1]无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如何希图缓和其理论探索的不可知论后果，其极具怀疑精神的认识论都没有为宗教信仰留有丝毫的理性依据，而在美国，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则公开向基督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

启蒙运动的主要著述者们在政治理论上的见解不及在宗教问题上那样一致。孟德斯鸠——他本人是旧贵族的一员——宣称：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与孟德斯鸠全然不同的观点：

虽然关于卢梭这部反传统专著对随后在欧洲发生的政治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史学家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本著作在1762年一经问世便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和阅读，并成为法国大革命领导者的某种世俗圣书。

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将十八世纪的最后四十年称作“民主革命的时代”。[4]在这一时期，争取更为民主的政治管理形式——即承认公民之间的普遍平等，并公开承认要依照被管理者的认可而进行运作——的斗争势头日盛，并随着法国大革命和1790—1800年法国革命战争而达到高潮。在此之前，欧洲痴迷地目睹了1776年美洲殖民地宣布摆脱英国皇室统治，获得独立。当大革命中的法国立誓要力争对其“天然疆界”[5]的所有权并帮助“所有奋起反抗其统治者的人们”时，反对现存政府的起义所引发的强烈震颤波及四方，从那不勒斯到挪威，从阿姆斯特丹到雅典，无处不在。

攻占巴士底狱，一幅当时的版画。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所提供的帮助愈发以武力入侵为主，在随后的多次战争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科西嘉陆军军官——拿破仑·波拿巴一跃成为法国绝对的军事首领，并最终——直接有悖于任何革命理想——成为法国皇帝。当拿破仑的军队后来横行欧洲时，抵抗运动遭到削弱，因为有很多人对这些入侵者非常欢迎，将之视为解放者。尽管法兰西大帝国非常短命，但它确乎带来了某些持久的后果。就那些对大革命显在的人道主义理想充满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无论拿破仑对这些理想的颠覆使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幻灭感，此时他们都感到彼此被一种新的世界性联系而团结起来。新的民主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维也纳议会（1814—1815年）寻求重建大革命前的欧洲秩序这一企图注定失败。无论“复辟”取得了怎样的暂时性胜利，《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一套撼动了封建旧统治的法律体系——对十九世纪各个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机构都产生了切实可见的影响。